我大约两岁时开始记事，我父亲也是这时入朝作战的，我的童年经历就从此刻写起。朝鲜战争爆发时父母亲都在贵州军区警卫二团工作。贵州军区是由原来的17军组建的，没有入朝作战任务。当时大家都以为从此要在贵州转业安家，不会再挪地方了。可是1951年为粉碎美军绞杀战，洪学智要组建志愿军后勤部队，经中央军委决定，从西南军区所属的非入朝部队中紧急选调一大批懂业务和技术的后勤干部参加抗美援朝，加强志愿军后勤建设。
8月初，父亲接到调令让去遵义军分区后勤部报到。当时分区的后勤部长叫李纲，告诉父亲说组织上调你来是准备安排当财务科长。然而刚过了几天，遵义军分区接到上面通知，从该分区抽调一名精通后勤工作的营职干部入朝作战。毋庸讳言，当时全国已经解放，国内战事已平息，部队干部中普遍存在着不想再上战场的和平思想，军分区动员选调合适人员一时有些措手不及，便把目标转到刚来的我父亲身上。李纲又找父亲谈话，说我父亲各方面都符合选调条件，只是职务上差一级，（我父亲还是正连职，而分给军分区的选调干部要求为营职。）调你来军分区本来就是要提为营职的，现在调令来的太急，正式任职命令来不及了，组织上可开个“拟提营职”的证明，这样也可按营职干部介绍过去。
父亲是个老实人，虽然感到这个变化来的太突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可作为军人还是表示服从，当时没想什么职务，只是拿不准够不够条件。单位便把档案和那张任职介绍信送到上级干部部门，也得到了认可。过了多年，父亲在朝鲜时，机关要对干部职称重新认定，父亲如实向组织做了汇报，组织上也承认当初按要求应按营职接受，可是档案中却找不到相关材料和说明。又给国内发函，但时过境迁，老部队有的撤消有的重组，包括李纲在内的干部不是调走就是转业。可能因找不到当事人，发的调查函也不见回音，这样父亲职级不仅在授衔前未能理顺（授衔后才调），还被个别人说成有功利思想。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本是光荣的事，父亲每想起这个过程却感到不舒服。类似这种“老实人吃亏”的事差不多陪伴了他一生。比较典型的是文化大革命农场变成生产建设兵团时，让他这个行政16级后调到15级的老农场干部当了七八年的食堂管理员，直到兵团撤销才落实政策。父亲却无一点抱怨。
当年军队干部调动造成档案关系缺失混乱的不是个例。有一个干部从野战部队调到某机关报到时，给他按营职安排，他说自己是团职，可在他现有的档案材料中只能确认他是营职。他说移交的档案不全，提出等组织上找回遗失的档案资料，承认他的团级职务后再去到任。他的直接领导认为这是抗命要官，便派人回去调查，想取证后报上级查处。调查了两个月，把遗失的档案找回来了，结果证明这个干部确实不是团职，而是副师职，比他那位新上级职务还高。但那时敢用这个方式为自己讨公道的只能是极少个例。
按要求，干部调到志愿军，妻子是现役军人的也应一起随调。干部部门来警卫二团调我母亲时，团党委不同意，因我母亲即将临产，无法安全随队赴东北。最后决定我母亲暂不调去，仍在该团政治处工作，这样父母亲再次离别了。事后证明，当初母亲如和父亲一起上路，会发生什么情况还真难以预料。
1951年8月12日，父亲和从各分区、各师、团选调的共120名后勤干部一起，在军区招待所集合，准备蹬车启程，母亲带着我也随送行的官兵来到招待所为志愿军送行。父亲上卡车后又跳下来抱了抱我，再次登上车，在锣鼓声中车队渐渐消失在山路尽头。
中午，送行的部队开始吃午饭，几人一堆，端着瓷碗，围着一盆菜蹲着吃。我不吃饭，从这圈人跑到那圈人找爸爸。
入朝的干部在重庆西南大军区换了介绍信，直接到北京中央军委报到。第一次进京的父亲和同志们一起赶紧跑到天安门前留了影，然后乘火车去沈阳，换了服装，再到安东（丹东）连夜渡江入朝，最后来到成川里志愿军后勤部。父亲被分配到志后司令部机要处任参谋，直接为洪学智服务。抗美援朝是作战部队轮战，只有志后部门常驻，从此在朝鲜度过了七年战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