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中下旬，17军南下部队打到福建南平地区，逼近福州，第一个三千里进军结束。二野把解放福州及福建全境的作战任务移交给第三野战军部队，二野五兵团的三个军移师到江西上饶一带整训。
9月，作战部队在江西结束了休整，开始了第二个三千里的西南追歼战。从上饶经萍乡、株洲，与四野南下两广的大军交叉而过，奔袭衡阳、邵阳、晃县，在玉屏歼敌49师后，于11月进入贵州东南地区。
就在南下部队在福建结束第一阶段行军作战任务时，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黄河南岸后方留守部队的母亲，在河南偃师县姚头村的一座窑洞里生下了我。母亲说为我接生的就是孙纳医生，她手很巧，我婴儿时的小衣裤、被褥都是她做的。三个月后，新中国成立，给我起名叫建中。11月留守部队接到命令向贵州挺进，与从江西西进到此的作战部队会合。母亲为能跟随大部队一起行动，想忍痛先把我寄养在当地老乡家，再捎信让老家亲属来人把我接走。可是首长听说后坚决反对，说：“这是我们团女军人生的第一个后代，是在编人员，必须带走，他爸爸还在前线等着见儿子呢！”命警卫员把我找回来，又配发了一只营以上首长才有的军用皮箱归我使用。从此，这只皮箱伴随着我们一家走南闯北几十年，承载见证了我们家庭的全部往事和历史。
11月初，留守部队奉命开拔，过洛河时敌机前来轰炸，把大桥炸断。敌机又向渡河部队扫射，母亲护着我躲在岸边草丛中，一位牵马的战士中弹牺牲，死时缰绳还缠在手上。过河后部队继续前行，五个月大的我，成为这支行军队伍中最小的一员。一路上，干部战士轮流背我，从队前传到队尾，从队尾又传到队前。我或在战士肩膀上撒欢，或在首长马背上酣睡，或在母亲背篓里玩耍，或在挑夫担筐里陶醉，就这样一路走下去，常常是部队到了宿营地，却不知孩子传到哪去了。一次背我的战士见我饿了，却一时又找不到我母亲在何处，休息时几个人便去老乡家讨了块豆腐喂我，结果拉了好几天肚子。
部队偶尔也能乘上一段火车或汽车，但主要还是徒步行军。经湖北、湖南、走到广西桂林登上一列军列坐到柳州。当时火车终点在柳州西北的金城江（河池县），从这里改公路北上入贵州，可是火车从柳州开到宜山时却奉命返回，前边的铁路有土匪阻挡。第二次到金城江又没让下车，因入黔的公路又被土匪封锁，列车退到一个紧靠大山的小站待命。这列火车还挂了几节装着军需物资和给养的敞篷车厢，接连几天这些车厢都发生了物品丢失情况，站岗的哨兵没发现有人进站。为弄清情况，夜里部队派兵潜藏在车厢附近，终于发现原来是山上的一群猴子干的。它们半夜下山，爬到车厢乱翻乱扒，把能带走的食品往山上搬。这样哨兵夜里多了一项任务：鸣枪驱猴。
平息了匪患后，部队才在金城江下了火车，改乘汽车继续北进。于1950年春节之前到达贵州都匀，与先期到达的南下作战部队会师了。许多干部也与离别的家属会面了，我父亲也见到了已分别一年的母亲和出生七个多月的儿子。又时值春节，部队上下像打了胜仗一样高兴。全团摆了会师宴，干部、战士、家属欢聚庆祝。此地是茅台酒的产地，喝茅台那是近水楼台，政委从大坛中淘了一碗茅台酒，举起致辞说：“我们完成了两个五千里（不再说三千里）歼敌任务，现在又和后方部队会师了。从今以后我们的家就搬到贵州了，要坐在这里不走了。要在这里剿匪、经营、建立革命政权，人人要有扎根安家的思想准备。”会师宴后，一帮战友还嚷嚷：“喜得贵子者也要请客。”团长说：“你们就嘴下留情吧，周助理那点津贴还不够孝敬他儿子的呢！”
这天，从毕节来了两名16军的干部，找到我父母亲，原来是舅舅所在部队要发展我舅舅入党，派人调查他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的。父母这时才知道了舅舅被抓壮丁又投奔解放军的经历，更没想到他们又在同一兵团，一起渡江南下，又一路西征贵州。现在毕节离都匀近在咫尺，他们还是没有机会见面，直到抗美援朝结束回国时，父母才在吉林长春找到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