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五五农场建在一片草甸子上，四周是长满柞树的山丘，最近的一座山离场部有七八里远，由于采石建房炸出个缺口，因此叫豁牙山。山上的野木耳和猴头菇很多，常见一些住家在门前用柳筐晾晒着从山上采来的木耳和猴头菇。木耳长在枯死的朽木上，猴头则长在老柞木叉上，而且是成对出现，你只要发现了一个，在这棵树的附近一定还有第二个。这里的山珍虽然很多，可职工们采回来也不能自己做着吃。农场要向共产主义过渡，成立了公共食堂，全场男女老幼必须去食堂集体就餐。
食堂印饭票卖给职工，一天三顿饭共两角钱，其中早饭午饭票各八分钱，晚饭票四分钱。开饭时门口有个炊事员收饭票，交了票就进去到窗口领一份菜，再拿个空碗自己盛上大馇子或夹两块苞米面发糕，端到木桌上站着吃。发糕是把和好的整块面摊在笼屉里，蒸熟后再用刀切成小块，因口感不好，有时还在面里加点糖精，但还是难以下咽。每周也能吃两三次白面馒头，这时就不能随便吃了，每人在窗口只能领到两个。菜是大锅炖白菜加点带皮土豆，再就是冻萝卜炖豆腐，连汤带水一人一碗，而且豆油可劲加，炊事员往往是菜用盐水煮熟后拿水舀子掏一舀豆油浇进锅里。这样每碗菜汤上都浮着厚厚一层油，为吃到下面的汤菜，只能把上面的油白白倒掉。炊事员做饭时见火上不来，也用水舀掏豆油往灶底下浇。反正是大锅饭，浪费既没人管，也不心疼。晚饭四分钱吃的是大馇子或高粱米粥，菜是盐水拌生萝卜条，有时每人还给加一汤匙盐水煮黄豆，这就是最可口的菜了。
每天早上，父母把一天的饭票发给我和弟弟后就不管我们了。我们哥俩自己去食堂排队吃饭，上学，再排队吃饭，直到晚饭后回家。这天，食堂里又吃白面馒头了，我交了饭票领了两个馒头一碗菜汤站到桌前。一会弟弟也端碗汤走过来，我见他手里只有一个馒头，就问怎么回事，弟弟说：“叔叔给我两个，我吃不了，就只要了一个。”我说：“你真是个小傻瓜，吃不了咱拿家去呀！”不料弟弟听了这话放下菜碗又跑到窗口对里边的人喊：“我还要那个馒头！”“你不是吃不了吗，怎么又要了？”“我哥说我是小傻瓜，吃不了也要！”炊事员和领饭的人都笑了。馒头要回来了，可弟弟“小傻瓜”的名字也叫开了，食堂的人只要一见弟弟来打饭，就说：“小傻瓜来了，这次叔叔不让你吃亏，多给你点咸豆！”
这年，从关里来了许多拖家带口的支边移民，农场把他们接收后便发给饭票和职工一起去大食堂吃饭，每次饭后都有一些黄皮拉瘦的男女和儿童坐在食堂外面的墙下发呆。原来这些移民难得吃上一顿饱饭，以至于吃的太多，撑得走不动了。
我家住房前有一大片空地，可能是农场夏天的菜园，干枯的杂草和豆秧混在一起，铺满田垅。我和弟弟来这里玩，发现荒草棵中有许多豆荚，能剥出好些豆子，有红的、黑的、带花纹的、白色带黑脐的，有的滚圆，有的扁长。出于好玩我们捡了一些放在兜里，回家拿给爷爷看，爷爷说这是菜豆、这是饭豆、这是黑豆、还有蚕豆，问从哪弄的。我们带爷爷来到菜地，他见草丛中有这么多粮食，心疼得直摇头，便蹲在地上捡起来，捡了几天，竟捡回了半面袋豆子，直到大雪封地为止。在大食堂停办后，家里用这些捡来的豆子煮粥，吃了好长时间。
冬季越来越冷，爷爷把棉袍下襟掖在腰带上，拿把镰刀到处割草背来烧炕取暖，可全家老小的手脚还是冻伤了，以后成了习惯性冻伤。当地有个治疗冻疮的偏方：用干茄子秧、干辣椒秧、葱胡子熬水烫手脚，每天晚上，母亲都用这些东西熬水给全家人烫手脚，效果还不错。
农场当时还没电，屋里没有电灯，晚上只能往小蝶子里倒上豆油用棉花捻点灯照明。也无法洗澡换衣，身上痒得难受。这天我脱下衬衣，发现上边有许多小虫在爬，母亲拿过来一看，原来生满了虱子。油灯下看不清抓，就把我们兄弟的内衣裤拿到外边，在零下三十度的夜里冻一宿，把虱子冻死，早上起床再穿。
农场也没什么娱乐活动，冬天小孩们也没什么可玩的，父亲用木头做了一副象棋，用纸画了一个棋盘，教我们哥俩下棋。什么“马走日、象走田、炮打隔山罩、车走一条线、将帅难对脸、小卒一去不回还、别马腿、夹象眼、大车一抽就玩完……”我们就是在这时学会下象棋的。
我家从沈阳带来一对安哥拉长毛兔，那是妹妹三周岁的生日礼物。耳尖和身上长着雪白的长毛，我和弟妹非常喜欢，每天喂它，和它一起玩。母亲的一位同事来串门，要拿十元钱买走这对兔子，我们兄妹坚决不让。后来这对兔子在墙外笼子底下打洞下了七只小兔崽，刚断奶就全被人要走了，只有这对大兔子被我们兄妹保护着没人敢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