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常年在外，养育子女的重担全都压在母亲一人身上，特别是转业到地方取消供给制，一切生活都得自己料理，当时单位又搞“反右”斗争，一些平时要好的同事被批斗，母亲精神受到刺激，身心不堪重压，终于病倒。
父亲回到沈阳时母亲已住院近一个月了，他们又面临一个选择：是把全家接到农场还是维持现状继续两地生活呢。现在看来，如果不走，母亲留在沈阳工作，父亲迟早也会调回沈阳的。但何时团聚，不得而知，母亲的身体状态再只身支撑这个家庭的确很难了。父亲本身也舍不得离开在朝鲜时的老战友，更是出于开发北大荒的使命感，于是决定全家迁往北大荒。
几年后，我四姨一家也面临着相同的选择。四姨夫从部队复员被安排到北京市房山县一国有企业工作，不久国家为战备搞三线建设，这家企业整体迁往四川山区，而四姨却选择坚守北京户口不走。过了多年两地生活之后，终于把四姨夫又调回房山，后来调到房山区检察院，在副检察长职位上退的休。
我们一家选择了团聚，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一段家无定所，飘泊不定的艰难日子，这是之前没意料到的。因要去农场安家了，父母把在老家孤独生活的爷爷接来了，此时我才第一次见到已经68岁的爷爷。爷爷头戴一顶黑毡帽，身穿对襟斜纽青色长袍，腰上系条黑布带，出门总爱用根短棍挑个包袱背在肩上，让人一看就联想到解放前逃荒的难民。爷爷就是个老实巴交的乡下老头，不善言语，搬家的路上除了细心照看孙子，就是尽量多的肩负重物。
尽管母亲单位不愿放人，父亲拿着农场的商调函和有关军转干部安置政策的文件，还是把母亲工作关系转出来了，带着全家老小六口人，离开了沈阳，坐上了去往北方的火车。在牡丹江市转车时住了一宿旅馆，旅客基本上都是垦荒者。有来自各部队的复转军人及其家属，有来自山东等地的支边民工，有农场征召的青年学生等等，大家都是在此中转换车，再去往北大荒各个垦区。第二天我们上了开往密山的列车，途中车厢广播里播出“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的歌曲。文革时此歌受到批判，说歌词中“欢迎燕子长期来这里”是欢迎蒋介石的飞机反攻大陆。
不知为什么到密山后没有马上去农场，全家租借一间民房住了一个多月，我和弟弟为不中断学习，临时转到一所小学上学。每天早上我领着刚上一年级的弟弟沿着一条林间大路朝学校走，边走边抬头观看漂亮的啄木鸟两爪抓住树干用尖喙敲击树皮。
刚和老师同学混熟，搬家的卡车来了，只好转学。我们的家当除了几件行李就是那只一直伴随在身边的皮箱，一人还不足一件扔到车上。母亲抱着妹妹坐在驾驶室里，其他人坐在上边。卡车行驶到半路，突然见到路边草甸子上五六个人端着枪在奔跑，父亲说他们是在赶野猪呢。远处有一大片成熟的玉米地，那便是人与野猪争夺的目标。
路上越走越荒凉，几十里不见房舍，汽车拐过一座长满柞树的山岗，终于见到人烟，那便是农场了。我们在一栋土房前下了车，把东西搬进一间屋里的土炕上，这就是家了。大人们忙着安顿家当，我和弟弟跑出去玩，看见一个木桩上吊着一条大灰狗，一个穿军装的叔叔正用刺刀剥它的皮。“这是啥狗，真大呀！”听我这么说，那个叔叔抬起头来：“好好看看，它是大灰狼，不是狗，是放哨的叔叔用枪打的。这里狼多，晚上小孩别出门，当心让狼叼走。”吓得我们后脊梁直冒冷气。北大荒的第一印象就这样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