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情况下，按规范办事并没有错。但是，当原有的规范已经不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时，仍然图省事，照规范行事，就可能犯大错误，吃大亏。而且，任何规范都是针对一般情况讲的，它不可能包括事物的所有可能性。当出现了特殊情况，需要采取特殊的对策时，就要有冲破规范的勇气。一个称职的管理者，遇事要善于和敢于拿出自己的创见和办法，才能开创新局面。“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
具有应变能力的管理者，不例行公事，不因循守旧，不墨守成规，能够从表面“平静”中及时发现新情况、新问题，从中探索新路子，总结新经验。对改革中遇到的新事物、新工作，能够倾听各方面的意见，认真分析，勇于开拓，大胆提出新设想、新方案；对已取得的成绩，不满足、不陶醉，能够在取得成绩的时候，不得意忘形，能透过成绩找差距、挖隐患，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必须对应变管理运用自如。应变是由人的意识所支配的，因此，应变首先是人的思维方式的变化，即思维性应变。一个人必须思路广阔、头脑灵活、敏捷好动、审时静思，方能在变化中取得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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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典】
括囊顺会，所以无咎。
【张氏注曰】
君子语默以时，出处以道；括囊而不见其美，顺会而不发其机，所以免咎。
【王氏点评】
口招祸之门，舌乃斩身之刀；若能藏舌缄口，必无伤身之祸患。为官长之人，不合说的却说，招惹怪责；合说的不说，挫了机会。慎理而行，必无灾咎。
说话到位而无过可以避免灾祸
【译释】
心中有数，闭口不言，凡事能顺长时机，这样可以远怨无咎。
管好自己的口舌就能避灾免祸，儒家智慧提倡“少言”、“慎言”，的确有一定的道理，很多时候都存在“祸从口出”的情况，因此把握好说话的时机、场合是很重要的。孔子认为，应该与人交谈沟通的时候却没有这样做，就失去了结交朋友的机会，可能与一个真正有益于自己的朋友失之交臂。还有一个经常犯错误的地方是，说话不看对象，把话对不该说的人说。聪明的人能够看出哪种人才是真正的人才、真正的朋友、真正的英雄，所以，他能做到既不失去结交朋友的机会，也不会对道不同的人浪费言辞，说错话。
多听，多看，少说
有人把语言形容成刀剑一样，因此愈显得慎言的重要。孔子是一个非常慎言的人，他待人诚恳恭谦，看起来好像不善言辞，但在公开场合里，他又非常能言善辩。所以，孔子一直在陈说一个道理：“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人的脸孔上，有两个眼睛，两个耳朵，两个鼻孔，却只有一张嘴巴，这奇妙的组合，蕴含着很深的意义，就是告诫人们要多听，多看，少说。
《伊索寓言》中有句名言：“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是舌头，最坏的东西还是舌头。”中国还有句谚语：背后骂我的人怕我，当面夸我的人看不起我。因此，人要懂得“祸从口出”的道理，管住自己的舌头。
范雎在卫国见到秦王，尽管秦王求教再三，他都沉默不语；诸葛亮在荆州，刘琦也是多次请教，诸葛亮同样再三不肯说。最后到了偏僻的一座阁楼上，去了楼梯，范雎和诸葛亮才分别对秦王和刘琦指示今后方向，所以历史上的“去梯言”，就表示慎言的意思。
东晋时代的王献之，一日偕同两个哥哥王徽之、王操之，一起去拜访东晋当代名人谢安。徽之、操之两人放言高论，目空四海，只有献之三言两语，不肯多说。三人告辞以后，有人问谢安，王家三兄弟谁优谁劣？谢安淡淡说道：慎言最好！
有些人喜欢信口雌黄，好谈论是非，说三道四，大放厥词，谬发议论，有时候危言耸听、故弄玄虚、轻口薄言、冷语冰人，这种习惯对于人生是有害无益的，必须注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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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典】
橛橛梗梗，所以立功；孜孜淑淑，所以保终。
【张氏注曰】
橛橛者，有所恃而不可摇；梗梗者，有所立而不可挠。孜孜者，勤之又勤；淑淑者，善之又善。立功莫如有守，保终莫如无过也。
【王氏点评】
君不行仁，当要直言、苦谏；国若昏乱，以道摄正、安民。未行法度，先立纪纲；纪纲既立，法度自行。上能匡君、正国，下能恤军、爱民。心无私徇，事理分明，人若处心公正，能为敢做，便可立功成事。诚意正心，修身之本；克己复礼，养德之先。为官掌法之时，虑国不能治，民不能安；常怀奉政谨慎之心，居安虑危，得宠思辱，便是保终无祸患。
坚守信念才能立功
【译释】
坚守自己的信念，不为外界所干扰，这样才能有所作为。孜孜以求，勤恳敬业，这样才能善始善终。
在开放的社会与生活中，人人都有自己远大而宏伟的目标；但无论你所树立的是怎样的理想，信念坚定、不以物移，应该是必须坚持的原则。只有如此，才会使自己的理想实现，不会一直遥遥无期。
不管别人怎么说只管专心做自己的事
常言道：“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人与人相见，三两句话就说起别人来了，这是很平常的事；而且越是有名的人，甚至越是伟大的人物，毁或誉也就越多。一个真正干事业的人，不应轻易相信别人的议论，不要计较别人的毁誉，而是应该专心干自己的事，踏实走自己的路。同时对于别人，也不应当因个人恩怨进行不切实际的诋毁和赞誉。这既是一种做人的道德原则，也是一种处世的方法和策略。
在这方面，汉末时管宁“志于道”的坚定信念，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管宁，字幼安，北海朱虚人，生于延熙元年（158年），卒于正始二年（241年）。
管宁家里很穷，而且他十六岁时就死了父亲，亲戚朋友可怜同情他，赠送了许多财物让他葬父，可是管宁一文不取，只凭借自己的实际财力安葬了父亲。
管宁好学，结交了几个后来很著名的学友，一个叫华歆，一个叫邴原，三个人很要好，又都很出色，所以当时的人把他们比为一条龙，华歆是龙头，邴原是龙腹，管宁是龙尾，他们最尊敬的大学者是当时著名的陈仲弓，陈仲弓的学识行为成了他们的追求目标。他们求学的时候，常常是一边读书，一边劳动。有一天，华歆、管宁两人在园中锄草，说来也巧了，菜地里头竟有一块前人埋藏的黄金，锄着锄着，黄金就被管宁的锄头翻腾出来了。华歆、管宁他们平日读书养性，就是要摒除人性中的贪念，见了意外的财物不能动心，平时也以此相标榜。管宁见了黄金，就把它当作了砖石土块对待，用锄头一拨就扔到一边了。华歆在后边锄，过了一刻也看见了，明知道这东西不该拿，但心里头不忍，还是拿起来看了看才扔掉。过了几天，两人正在屋里读书，外头的街上有达官贵人经过，乘着华丽的车马，敲锣打鼓的，很热闹。管宁还是和没听见一样，继续认真读他的书。华歆却坐不住了，跑到门口观看，对这达官的威仪艳羡不已。车马过去之后，华歆回到屋里，管宁却拿了一把刀子，将两人同坐的席子从中间割开，说：“你呀，不配再做我的朋友啦！”
汉末天下大乱之后，人的生命财产都不能保障，中原一带就更没法再待下去了。管宁、邴原还有王烈几个人相约，到比较安全的辽东去避难。当时辽东太守是公孙度，很有统治能力，而且辽东地理位置偏僻，战乱没有波及，是一个理想的避难地。至于管宁几个人，在中原的名气很大，公孙度是知道的，所以对他们的到来非常欢迎，专门腾出驿馆请他们居住。见了公孙度，管宁只谈了谈经典学术，对当时的政治军事局势闭口不谈。拜见过公孙度以后，管宁没有再住驿馆，而是找了一处荒山野谷，自己搭个简易房子、挖个土窑居住。公孙度死后，他儿子公孙康掌了权，野心比他父亲还要大，成天想着海外称王的美事。他想给管宁封个官，让管宁辅佐他，可是慑于管宁的贤名，硬是开不了口。曹操做司空后，下令征辟管宁入朝，公孙康把诏命压下不宣布，管宁当然也不会知道了。中原局势稳定以后，许多流民都返乡了。但管宁依然不动，安居辽东。不久辽东的局势也有了变化，公孙康死后，他弟弟公孙恭继位，这个人身体有病，生性懦弱，没有统治能力，而公孙康的私生儿子公孙渊偏偏是个雄才，不安于下位。管宁看到辽东快要乱了，这才带着家属乘船回中原。公孙恭亲自送他，赠送了许多礼物，管宁先收了，出发时，连同公孙度、公孙康以前的赠物，全部留下来，一介不取，保持了清白本性。算起来，他在辽东整整生活了三十七年。
船队在海上航行时，遇到风暴，大部分船都沉没了，管宁坐的这只船也很危险，但是管宁从容不迫，好像没发生事情一样。这时，奇迹发生了，夜幕中突然出现了一点亮光，给船只指引方向，到达了一处荒岛，这才转危为安。当时人们发现，岛上没有居民，也没有点火的痕迹，这光是从哪里来的呢？人们把它解释为奇迹，并说这是管宁的“积善之应”。管宁的回乡，名义上是奉了魏文帝的征辟诏书，实际上是躲避即将到来的辽东之难。但回到故乡以后，魏文帝就下诏封管宁为太中大夫，管宁坚决推辞，说自己老了，实在没什么才能，要求皇帝放过他。可是皇帝偏偏不肯放过他，魏文帝死后，魏明帝又多次征召他，华歆、王朗、陈群等朝中大臣更是反复地推荐管宁，华歆还提出把自己的太尉之位让于管宁。管宁呢，则是一律推辞，到死也没有答应出仕。
当然，要求现代人去像管宁那样做，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有些不符合实际。但他那种即使是“务虚”也坚定不移的精神，应值得我们去学习。现代社会物欲横流，无处不在的诱惑常常使我们陷入犹豫和迷失之中，令我们向着目标的努力半途而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淡泊明志，不以物移，确实是成就一番远大事业的保证。
人贵有志。但“志”对于人来说，不能仅仅作为一个符号和标记。人一旦树立了远大理想和生活目标，就要对它负责；这同时也是对自己负责，在追求事业理想的过程中，坚毅自信、果敢不疑，不随波逐流，不轻信盲从，这些都是必要必需的品质。倘若总在口头上谈理想谈得眉飞色舞，临到阵前却又害怕艰苦，埋怨没有锦衣玉食，那么这种人要么是懦夫，要么是伪君子，不仅不宜与之“论道”，甚至连与之交友都要三思。而对于自身，更要时时自查自省，看自己是否也有类似的毛病，以防影响自己前进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