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要维持生产率迅速提高的制造业等部门与生产率缓慢提高的政府等部门的均衡增长，就必须提高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公共选择学派的奠基者、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和图洛克认为，某项公共支出的利益主要集中于某些（或某个）特定的利益集团，而相应的税收成本则由全体公民负担；而在通常情况下，各个利益集团会要求增加有利于本集团成员的公共支出，而且这种要求往往会得到满足，从而扩大了公共支出的规模。
5.尼斯康宁等人的官僚集团模型
美国经济学者尼斯康宁等人试图从公共产品供给的角度，分析公共支出规模膨胀的原因。在他们的官僚集团模型中，隐含着以下三个假定：官僚主要在自身利益驱使下行事。官僚的自身利益（或效用函数）中包括薪水、福利、公众声誉、权力、雇员人数等变量，而这些变量都与官僚机构的预算规模有关，因此，预算规模最大化便成了官僚效用最大化的一个合理类比。官僚机构均为非盈利机构，这意味着官僚机构主要通过财政拨款而非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产品来取得收入，从而他们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行为一般也不受公共支出的净收益最大化目标的制约。官僚机构与财政拨款机构在进行谈判时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这主要是指在有关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真实成本方面，官僚机构相对于议会等财政拨款机构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
在上述假定下，说明在官僚集团的影响下公共产品或服务的过量供给，即公共支出规模的膨胀。
6.公共财政支出的分类
我国财政支出按用途分类：主要有基本建设支出、流动资金、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地质勘探费、工交商部门事业费、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抚恤和社会救济费、国防费、行政管理费、价格补贴支出等。在国际上，从现有的分类方法来看，大体上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用于理论和经验分析的理论分类；另一类是用于编制国家预算的统计分类。从理论分类来看，根据分析的目的不同，可按政府职能、支出目的、组织单位、支出利益等标准分类。例如，以财政支出的用途和去向为标准，财政支出可分为防务支出和民用支出两大类，前者包括国防、公安、司法等与防务有关的支出，后者包括除防务支出以外所有的其他各项支出。这种分类方法的目的在于分析一国财政支出的军事化程度或民用化程度。上面讲过的按经济性质分类，也是一种理论分类。从统计分类来看，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类方法，有职能分类法和经济分类法。
3.2.3.公共财政分权理论
许多经济学家都探讨过公共部门应该分权的理由，这些探讨与公共财政学有关，人们往往把他们的研究结果叫做“财政联邦主义”。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等认为，“这个名称有些误导，因为它暗示研究的问题仅与政府的联邦体制有关。然而，实际上，凡是多样化管辖单位（权）被承认之处，即使在单一制政府体制内，都需要解决此处考察的问题”。因此，所谓的“财政联邦主义”，并不一定是指政治上实行联邦主义。对此，奥茨是这样界定的：“兼有集权和分权两种决策层次的公共部门，对有关公共服务的供给的每一层次的抉择，主要取决于相关管辖单位内需要这些服务的居民（也许还有其他在那里从事活动的人）。”奥茨认为，根据定义，财政联邦主义中的“联邦”实际上可能意味着这两种情形：一是得到上级授权的地方当局进行地方决策；二是地方当局具有独立的宪法所保障的权力。显然，前者是法律上为集权体制下的分权，而后者则是地方政府根据宪法拥有独立权力的分权。
财政联邦主义为地方分权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效率的理由，即实行分权，有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在这一方面，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奥茨、蒂伯特等都是研究地方分权合理性的重要经济学者。1957年，乔治·斯蒂格勒发表了《地方政府功能的适当范围》一文，探讨了地方分权的经济理由。
他认为，地方政府存在的理由，首先是它比中央政府更加接近民众，也就是说比中央政府更加了解所管辖的民众的需求和效用。其次，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的人有权对不同种类和数量的公共服务进行不同的选择，而地方政府就是实现不同地区不同选择的机制。
3.3农村公共财政与农村公共品
3.3.1.农村公共财政内涵
本文所研究的农村公共财政主要是指公共财政如何满足农村公共需要，为农村提供公共物品。农村公共物品主要是村民生产生活所需的经济和生活基础设施（包括山、水、田、林、路、村容村貌、饮水、通信、用电等）。长期以来，对农村的公共财政投入较少，导致农村基础设施落后、欠账多，公共服务也难以跟上。
3.3.2.农村公共品的分类与特征
农村物品按照效用是否具有可分割性、消费是否具有竞争性、受益是否具有排他性等一般可分为私人产品、准公共产品和纯公共产品等，其判别方法。一般来说，农村公共物品包括：农村环境保护、农业基础研究、大江大河治理、农村义务教育、农村社会保障、农村道路建设等。
而公共品的具体分类：在图中，横坐标表示物品的排他性程度由弱到强，纵坐标表示物品的使用边际成本由低到高（代表非竞争性消费的程度）。由此我们可以讨论四种情况：第一种是纯公共物品，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物品。像国防、生态环境、基本公共卫生体系、基础教育体系、基础研究等，就属于这种类型。根据阿特金森和斯蒂格里茨（1980）的定义，公共物品指的是“在对该物品的总支出不变的情况下，某个人消费的增加并不会使他人的消费以同量减少”这样一种物品，也就是说公共物品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第二种是纯私人物品，是指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物品，如各类商品、私人保健等，这些物品数量巨大，应该由市场来提供。第三种是排他性比较小，但是使用边际成本比较高的，有点混合型的物品，我们称之为“拥挤现象”物品。有“拥挤现象”，就要收费，就有一个使用者付费的原则。如医院的医疗服务是一个典型的“拥挤现象”，不仅要收费，而且要按成本收费，要根据不同的医疗服务质量（反映了医生的不同人力资本）收取不同的服务费。第四种情况就是属于使用边际成本比较低，但是排他性较强的物品，如防疫、防灾，这需要由政府提供。
3.3.3.SSPCＩ评价分析范式的构建
综合运用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需要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公共支出理论等相关理论与方法（郭红东，2005），结合我国农村公共物品需求特性，构建如图33所示的包括基本特征（Situation）、支出结构（Structure）、运行绩效（Performance）、优先序选择（Choice）、体系创新（ＩnnoVation）等的SSPCＩ分析范式。
基本特征（Situation），主要分析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特性和需求特性，以及农村公共财政的职能和投入状态，其中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特性主要从四个方面（效用具有可分割性、消费不具有竞争性、受益不具有排他性、排他的成本是否高）来加以论述，农村公共物品的需求特性则是从需求规模、需求方式、需求结构、需求重点等方面来加以论述。农村公共财政的职能主要是保障职能、服务职能、监督职能、发展职能等，农村公共财政的投入状态需要考虑投入范围和重点、投入级次及比例、扶持政策、投入区域布局等。
支出结构（Structure），主要从农村公共财政的横向支出结构和纵向支出结构两方面来考虑。农村公共财政的横向支出结构含东、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出结构、城市支出结构和不同公共物品的品种间的比重结构，农村公共财政的纵向支出结构含中央、地方、农民、市场等的支出比重以及农村公共财政支出的历史的结构与现在的结构。
运行绩效（Performance），从效率性、效果性、科学性、真实性方面，着重分析现行农村公共财政体系在农业风险的降弱、农户生产成本的降低、农户福利改善与提高、城乡供给差距的缩小等方面所起的作用。
优先序选择（Choice），着重通过实证调查，了解处于不同决策层次的决策者，以及研究者和使用者对农村主要公共品的价值判断，以便为农民优先提供最希望、最迫切要求解决以及他们认为最重要的那些关系着农民自身的生产、生活的农村公共品。优先序的评判主要的类别是按需求满足程度排队、按紧迫程度排队、按重要程度排队、按公共财政政策效率排序。
体系创新（ＩnnoVation），基于前述的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特性和需求特性、农村公共财政的横向支出结构和纵向支出结构、现行农村公共财政体系的运行绩效和实证调查农村公共品的优先序选择，提出新型农村公共财政体系的创新选择是：管理措施在科学性和民主性方面的创新、覆盖范围和程度的创新、资金使用的控制与监督创新、财政支出结构比例的创新、决策程序的优化创新、转移支付制度规范化设计创新等，以及各种创新的有效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