俱乐部的边际收益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会交于一点。在这一点上，因人员增加带来的分摊成本下降的收益与因成员增加带来的拥挤程度的成本正好抵消。布坎南指出，按照一般均衡原则，此时的俱乐部人数是最优规模。
经济学家麦圭尔在布坎南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具体论证了最优地方政府的规模问题。每一个地方政府都应该遵循公共物品供应原则，使人均分担的公共产品成本正好等于新加入成员所引起的边际成本。
（3）俱乐部理论
俱乐部经济理论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A.C.庇古与F.奈特有关对拥挤的道路征收通行费的论述。现代俱乐部经济理论的真正奠基人是布坎南与蒂鲍特。俱乐部经济理论的基本目的是研究非纯公共品的配置效率问题。布坎南的创始性研究解释的是俱乐部的自身问题，不考虑俱乐部与外部的联系，因而叫“内俱乐部理论”。在俱乐部研究上，布坎南既是创始人，又最具有代表性与影响力，其后的很多研究与之紧密相关。俱乐部规模包括提供的物品数与容纳的成员数两方面。布坎南的理论表明，俱乐部成员的效用同时取决于俱乐部物品与成员数量。若俱乐部物品太多，则用私人物品消费量少，故效用不高；若俱乐部物品太少，则效用同样较低；若俱乐部成员太多，就会因拥挤而减少效用；若俱乐部成员太少，则每人分摊成本较高，也会减少效用。所以，俱乐部中的物品与成员数适度，并且应同时决定。
关于俱乐部的一般理论有很多人进行了研究，其中w.奥克兰的模型较完整、较有代表性。以下便以奥克兰模型为主介绍一般俱乐部理论。
一般俱乐部理论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分析俱乐部均衡，分析时既考虑俱乐部也考虑非成员，把两者联系在一起。在一个社会中，俱乐部成员的效用受到三个因素影响：私人物品消费量、俱乐部物品消费量、俱乐部的拥挤程度。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力求个人效用最大，为此他首先得决定是否加入俱乐部，而一旦加入俱乐部后，他还得决定对俱乐部的利用率。如何利用俱乐部又取决于俱乐部物品数量、成员人数和会费等，这些都是俱乐部一般理论要解决的问题。当每个社会成员实现最大个人效用时，我们就说实现了俱乐部内外同时均衡。
蒂鲍特的观点表明，分权决策可以自动实现地方公共物品配置上的帕累托效率。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蒂鲍特假说要求依赖几个比较极端而不太现实的假设，这就影响到蒂鲍特理论的说服力。蒂鲍特假说认为，在地方公共物品生产或社会规划方面，自由资源的个人分权行动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蒂鲍特假说推导巧妙、结构新颖，富有启发性。
蒂鲍特理论的第一个缺陷表现在：①地方公共物品的生产存在着规模经济，而规模收益不是始终不变；②很难有足够数量的社区；③社会成员的流动性是不完全的，迁移是有代价的。此外，个人收入显然要受到他所处社区的限制，人们不可能拥有完全的信心，各社区之间存在外在效应。
蒂鲍特模型的第二个缺陷是未能具体考虑地方公共物品的筹资问题，只是泛泛而谈高支出与高税收相伴。社会公共物品组合确定也存在问题，这是蒂鲍特理论的第三个缺陷。
与此同时，蒂鲍特以足投票理论也有发展。艾拉德与希尔曼考虑了移民政策对最优社区规模的影响。伯格拉斯指出：个人的技术差异影响着边际产品，从而决定着社区类型与居民定居选择。赫尔普曼、潘斯和费什也在蒂鲍特以足投票理论上有了发展。
（4）蒂鲍特以足投票与布坎南俱乐部和萨缪尔森公共物品的比较蒂鲍特以足投票与布坎南俱乐部的关键区别在于：蒂鲍特以足投票显示的是对地方公共物品的偏好，这一地方性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更接近于纯公共物品；布坎南的俱乐部显示了对非公共品的偏好，这里的非纯公共品具有排他性。与此同时，两者也有共同之处：①蒂鲍特以足投票与布坎南俱乐部都假定同质的成员同等分摊成本；②社区与俱乐部是否最优取决于其成员的观点。
萨缪尔森较早地分析了公共物品的配置问题，但结论令人沮丧。蒂鲍特首先注意到并区分了全国性公共物品与地方性公共物品，提出以足投票概念，从而使公共物品的配置效率问题的解决呈现转机。
（5）斯蒂格里茨的观点
斯蒂格里茨认为，地方公共物品的某些特征会使帕累托状态无效，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与向个人提供这种物品相联系的基本非凸性。在有地方公共物品的场合，非凸性的原因是因为向一个新加入者提供一定数量公共物品的成本是零。其次，当存在数目有限的社区时，这些社区可能会使自己更富有吸引力，这种情况类似于只有几个垄断竞争厂商的市场。一方面，这种情况创造了确保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动机；另一方面，这种情况供应的公共物品的组合和水平可能不具有帕累托最优。最后，不是所有帕累托有效配置都可以通过一种地方公共物品的均衡来获得。
斯蒂格里茨认为，由不同地区竞争性的供应的地方物品与通常的私人物品竞争均衡模型之间存在着类似性，但是只有在社区和个人恰好是以适当的比例存在，而且每个人采取非短见的行动才能使地方物品的均衡是帕累托最优的。但是在更现实的情况下，一些情况的均衡并不存在，即使存在，可能也不具备帕累托最优。
（6）缪勒的评价
缪勒认为，以足投票通过将个人归类于各种具有同质趣味的政体的方式而达到了帕累托最优。布坎南的俱乐部理论在缪勒眼里有着类似以足投票的结论。俱乐部的自愿形成比以足投票在现实个人对公共物品的偏好上更有效，因为它并不要求俱乐部成员在地理位置上接近。
缪勒着重讨论了当存在联合供给时以足投票的问题。在规模经济存在的条件下，个人的流动性甚至更不可能满足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要求。
这是因为，当该社区的规模超过了最优状态时，一个新进入者的进入会产生“拥挤”成本，即负的外部性，而个人在社区间的移动是不会考虑别人的边际效应的。所以，一般来说以足投票在公共物品和外部性存在的情况下不会存在帕累托最优状态。
当个人能够从社区之外获得部分收入时，蒂博特模型更有可能失灵。
这一部分与个人所在社区无关的收入可以叫做“租金收入”。如果社区的规模正好使分摊到每一个成员头上的公共物品的边际成本等于该物品带来的边际收益，那么增加一个只有工资的成员会使社区的情况变坏，但是如果他有一项比较高的租金收入，则该租金收入融资形成的公共物品供给的扩大会超过这个成员带来的拥挤成本。这样，一个有着较高租金收入的成员的加入会使整个社区的情况变好。
以上的解释可以说明，为什么现实中人们往往不是根据个人偏好选择社区，而是根据个人收入形成富人区和穷人区。布坎南和斯蒂格里格茨认为，帕累托效率能够以非集中化的办法来实现。如果社区A从移入中得到的外部性是正数，它便给新来者一项津贴，并对移出征收等量的税。如果社区B也这么做，那么所有个人将会被迫把他们移动所必需的外部成本内在化，从而实现帕累托效率。布坎南在开始俱乐部研究时就做出相等收入和偏好的假定，在缪勒看来是相当可行的，但同时缪勒指出，地方政府通过征税来挑选迁入者的权利和人口的自由流动的假设是直接冲突的。
3.2.公共财政及其理论与政策
3.2.1.公共财政的内涵及其演变
财政是一种经济行为（或经济现象），这种经济行为（或经济现象）的主体是国家（或政府）。即财政是一种国家（或政府）的经济行为。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大体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8世纪后期至20世纪30年代，以亚当·斯密创立的公共财政理论为代表。
亚当·斯密虽然没有给公共财政下明确的定义，但基本内容包括国家的费用、公共收入、公债等，与现代公共财政的内容基本一致，但就公共财政的范围或社会公共需要的范围限于“夜警国家”较窄的活动领域，其目的是为了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1892年，英国经济学家巴斯塔布尔出版了《公共财政学》一书，他认为“财政是关于公共权力机关的收入和支出并使其相适应的事务”。其基本主张仍是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第二阶段，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政府干预经济理论的产生至今；公共财政的范围不再局限于“公共权力机关的维持费用”，而是扩大到对市场经济的管理和调控，以及扩大到直接介入市场领域并形成一定规模的公共生产部门。如美国着名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在《美国财政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指出：“财政学是研究公共部门的经济学，不仅包括其理财活动，而且包括其与资源利用水平、配置以及在消费者之间的收入分配的全部关系。”由此可见，公共财政的定义及其范围是随着市场化国家政府职能的不断拓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
公共财政是建立在“公共产品”理论和“市场失灵”理论基础上的，是国家（或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或经济行为，它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模式或类型（邓子基，2001）。它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公共财政是弥补市场失灵的财政；公共财政应当为市场活动提供一视同仁的服务；公共财政具有非市场营利的性质。公共财政是法制化的财政，而在我国，公共财政则是指提供公共物品，满足公共需要的财政，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
按照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存在本质联系的。在一个法制健全的市场经济国家里，政府要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此需要向公众征税来筹集资金；而公众从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中受益，但要付出纳税的代价。因此，公共财政的决策主体，在表面上是政府，而在本质上是公众。政府只是在执行决策。公众通过选举制度和投票机制掌握着公共决策的实际控制权，并通过法律制度保证这一机制的运行。
因此，公共财政的本质是民主财政（张耀杰，2005）。按照现代西方财政学的观点，市场化国家的财政职能一般包括：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经济稳定职能、监督管理职能等。
3.2.2.公共财政支出增长及其理论解释
就长期而言，世界各国公共财政支出的绝对、相对规模均呈增长趋势。
为此，西方经济理论界对此给出了多种假说。
1.瓦格纳法则（wagnerslaw）
阿道夫·瓦格纳对19世纪的一些欧洲国家及美、日两国的公共部门增长情况（公共支出记录）进行考察后提出，以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会引起社会进步的要求，进而必然导致政府职能的扩展以及政府活动规模的持续增加。他认为这是一个规律，由此必然出现政府财政支出规模扩大（只是他并未明确指出这种扩大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
同时，瓦格纳认为，公共支出的增长也与社会成员对诸如文教、娱乐、保健与福利等公共需求具有较大的收入弹性有关。
2.皮考克和怀斯曼的“置换效应”
这两位英国经济学家根据1890-1955年英国有关公共支出的统计资料，在对“瓦格纳法则”进行验证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即：公共支出的增长只是由于公共收入的增长引起的。他们在“政府喜欢多支出，公民不愿多纳税”的假定下，用“正常时期”的内在因素和“非正常时期”的外部因素的影响，来说明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的增长趋势。这种增长实际是公共部门的（财政）支出对私人部门支出的一种替代（或置换）。
3.罗斯托和马斯格雷夫的“经济成长阶段论”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或成长）过程形象比喻为飞机的飞行，即一般要经过起飞前的准备、起飞、向成熟阶段推进、大众消费、追求生活质量共五个阶段。在经济成长的不同阶段，尽管政府承担的职责不完全相同，公共支出的重点领域也相应发生转换，但公共支出总是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后来，美国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接受并发展了这一理论4.鲍莫尔的“非均衡增长模型”
这位美国经济学家在其“非均衡增长模型”中，将国民经济区分为生产率迅速提高的部门（如技术进步快的制造业）和生产率缓慢提高的部门（如政府部门、服务部门等），并且做出两个假定：一是这两个部门的工资水平相等；二是这两个部门的工资水平都会随着（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上升。他在对这两个部门的有关数据进行测算的基础上，得出了如下结论：生产率缓慢提高的部门单位产出成本会不断上扬，而生产率迅速提高的部门单位产出成本则保持不变甚至下降。如果消费者（社会成员）对生产率缓慢提高部门的产品需求具有（收入）弹性，则必须将更多的经济资源投入该部门，才能实现两个部门的均衡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