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农业支出政策没有完全落实，农业财政支出总量不足，比例趋于下降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近几年农业财政支出力度虽然有所增强，但由于受到财政收支状况的制约，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程度非常有限，农业财政支出长时期徘徊不前，甚至有所下降。农业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较低，且农业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五五”期间，国家财政农业支出比重为13.13％；“六五”期间，下降到8.8％；“七五”期间，下降为9.08％；“八五”期间，平均为9.32％；“九五”期间，下降为9.58％；2001-2004年期间，下降为7.57％。从单独年份来看，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从1991年的10.26％下降到2002年的7.66％。其中，1998年支农支出比例提高到10.69％。这是因为从1998年开始，“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包括增发国债安排的支出。1998年，国家增发1000亿元债券中有350亿元用于与农业相关的长江中下游、松花江、嫩江、黄河的堤防工程，蓄洪区建设，移民建镇和水利枢纽工程等，但实际上直接用于农业的不到10％。1999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比上年明显减少，主要是增发国债安排的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减少所致。不难看出，我国财政农业支出的比重呈现出下降、徘徊和增长缓慢的趋势。
政府财政大范围、大规模关照农民利益，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兴建三峡工程。近几年来，公共财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直入“三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联手出资，对一些地方实施农业综合开发，大力改善农田水利基础条件；全国性的大规模退耕还林，财政给当地农民发基本口粮；各级财政联合出资，实施“村村通公路”工程。但由于我国多年来一直实行向城市倾斜的财政政策，公共财政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制度更是如此。2000年，我国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为1298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大致维持在8％左右，比1990年的10％约低2个百分点，比1980年的12％约低4个百分点，没有达到《农业法》规定“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的要求。如果按世贸组织协议计算口径，把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的财政支出、粮棉油糖价格补贴计算在内，1996-2000年，我国农业支持总量分别为1083亿元、1267亿元、1826亿元、1709亿元和2200亿元，分别占当年农业总产值的4.9％、5.3％、7.4％、7％和8.8％。按照相同的口径，发达国家的支持水平约为30％～50％，巴基斯坦、泰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约为10％～20％。如果再除去一些基础设施的费用，真正用于农业的资金平均只占财政支出的3％左右，而其他发展中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持一般都保持在10％以上。由此可见，目前我国的公共财政对农村的投入水平仍极度低下。
（三）农业支出中，中央财政支出比重逐年下降，且无论是中央财政还是地方财政，其在抚恤和社会救济费支出和社会保障补助支出这两个方面比重均过小
从中央和地方的支出比重来看，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的总量逐年上升，但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在逐年缩小，而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要逐年上升，且在抚恤和社会救济费支出和社会保障补助支出这两个方面比重均过小，而用于农村的抚恤和社会救济费支出和农村社会保障补助支出这两个方面比重则更小。不过值得提出的是近年来中央财政在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方面提高较为迅速。从1998年的14.15亿元，提高到2004年的195.66亿元，6年间增长了12.68倍。
4.1.3.农村公共财政支出的阶段性分析
我国农村公共财政发展的阶段性情况可以用逻辑斯蒂（Logistic）增长函数来加以描述：
P＝1
1＋a·e－bt（41）
上式中，P为农村公共财政支出比重，a为t＝0时P值的大小，b为斜率，t表示时间。系数a、b表示农村公共财政支出比重的相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时间早晚和速度的快慢。系数a越小，农村公共财政支出比重相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时间越早；反之则越晚。系数b越大，农村公共财政支出比重相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越快；反之则越慢。
农村公共财政支出比重相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两个基本趋势”：由于中国是处在从农业向工业化国家转轨的过程中，要逐步发展工业，而在发展过程中，最初的积累，也就是说资金的来源渠道是哪里呢？已有的研究均表明是从农村积累而来的，所以农村的很多积累资金跑到工业去了，但是农业、农村没有很好地发展，农民的收入也没有提高。2005年10月中央召开十六届四中全会，胡锦涛同志就在会上作了很深刻的分析，说这个变化有规律的，工业化的初期总是从农业积累，但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城市就带动农村，所以就讲两个基本趋向。这就是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即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目前，我国从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提出了新阶段解决“三农”问题的指导思想，为我国在新形势下形成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机制定下了基调。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这对于统筹工业发展、城乡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此按照这“两个基本趋势”，当第一产业占主导地位时，农村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发展相当缓慢，对应着农村公共财政支出比重的发生阶段；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第二产业逐渐占主导地位，此时，农村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到了加速阶段；而随着一个国家的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时，农村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则演变到成熟阶段。
对于增长模型公式（4.1），先求其一阶导数得：
p′＝ab·e－bt
（1＋ae－bt）2（4.2）
接着对上式求一阶导数得：
p″＝ab2·ebt（a－ebt）
（a＋ebt）3（4.3）
按照函数的极值法则，令二阶导数p″＝0，得：
t0＝ln（a）／b（4.4）
同时二阶导数不存在的点没有，当t＜t0时，p″＞0，曲线上凹，函数有极小值；当t＞t0时，p″＜0，曲线上凸，函数有极大值。显然t0表示曲线的拐点。
再对上式（4.3）求一阶导数得：
p＝ab3·（a2＋e2bt－4aebt）
（a＋ebt）4（4.5）
令三阶导数p＝0，得：
t1＝ln（（2－3）×a）／b和t2＝ln（（2＋3）×a）／b（4.6）
现定义：当t≤t1
时，为农村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发展的起步期；当t1＜t＜t0
时，为农村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发展的加速期；当t0＜t≤t2
时，为农村公共
财政支出比重发展的成熟期。
下面根据我国1950年到1999年农村公共财政支出比重水平来拟合我国1999年以前农村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发展的逻辑斯蒂（Logistic）模型，拟合结果。
意味着我国农村公共财政支出比重水平在1979年进入加速期，在1979年以前为我国农村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发展的起步期。2003年为我国农村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发展的转型期，在2020年后我国的农村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发展将进入成熟期。加上前面分析，农村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发展阶段。
从模拟结果来看，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农村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处于原始起步期，是积累支出的基础阶段。根据农村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当一个国家农村公共财政支出比重水平达到10％时，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的上升明显快于生产比重的上升，这个国家农村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发展就处在加速发展时期。从农村公共财政支出比重水平研究看出，中国农村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已进入加速发展阶段。1979年是一个变化点，即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农村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发展开始进入加速发展时期。
在这个阶段，我国农村公共财政支出比重水平将大幅度上升。据有关专家的预测，21世纪初期，中国经济仍然有20年的高速增长期，将为我国全面实现现代化作准备。再从2028年后，我国的农村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发展将进入成熟期，伴随着我国全面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农村公共财政支出比重水平增长将放慢（曲线的二阶导数小于0），并处于一个相对平衡、稳定的状态。
中国加速期时间为49年，中国加速期年均增长农村公共财政支出比重率0.21。1998年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增发长期国债，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因而这一时期我国的农村公共财政支出比重率明显要高于前后数年。但同发达国家同阶段相比，我国农村公共财政支出比重水平明显要低于英国、印度等国及世界平均水平，因此我们应不失时机，保持和加快农村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及其增长的速度。
目前，我国农村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发展还有二十多年的加速期，城乡还存在巨大的差异，完成农村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加速期的转变是目前工作重点。
4.2.典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实证
运用SSPCＩ范式对中国典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公共财政问题进行典型分析和个案剖析，分析其供求现状及制度化供给缺陷。
4.2.1.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公共财政问题
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指那些为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服务的、使用期限较长的设施，可大致分为三类：一是生产服务设施（如水利设施、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服务机构等）；二是生活服务设施（如医疗、文化设施等）；三是生产生活服务设施（如教育、道路和通信设施等）。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在农村经济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理论与实践都表明，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对提高农业生产率、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等都有显着的贡献（彭代彦，2002）。
就公共财政对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而言，国际上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韩国的新农村运动。1970年到1980年的10年间，韩国政府投资总额达到了27571亿韩元，兴建了大量的农村基础设施，包括农田水利设施、乡村道路、农村市场体系、能源设施等。而在我国，根据农业部课题组的研究，1998年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增发长期国债，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因而这一时期我国的农村公共财政支出比重率明显要高于前后数年。由于大多数农村基础设施具有公共品的性质，因此其大部分投资应由政府承担，事实上这也是发达国家的共同做法，但我国公共财政增发资金用于农业（不包括林业、水利）份额很低。1998-2001年，中央安排国债资金5100亿元，其中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为56亿元，占1.1％，仅能满足同期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10％左右。事实上，许多发达国家为了维持本国农业一定的规模，以保证粮食安全和农民利益，对农村基础设施进行了大量投资。如在日本，不仅农村道路、水利设施等完全由政府投资，而且农民在进行农田基本建设、购买大型农业机械设备时，也可以得到大量补贴。同时，通过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来促进农业的发展也是世贸组织的规则所允许的。但实证分析表明，在我国，乡镇道路、农业科研和技术服务以及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资金主要来自农业和农民，财政支出对这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没有显着贡献，学术界呼吁多年的工业反哺农业并没实现。现在，农业占国民经济的份额已经很小，我们有条件通过增加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竞争力和增加农民收入（彭代彦，2002）。
财政支农力度加大是近年来“三农”工作面临的最大挑战。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渠道分散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在我国，城市的道路、供水、供电、学校、医院等都由政府财政投资建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大都由农民自己投资。据国家统计局测算，2005年国家财政收入达到3万亿元，而中央财政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资金约为293亿元，不足财政收入的1％。与此相对照，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突破8万亿元，其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模达2万多亿元。据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调查，当前要按照一定标准满足农村道路、安全饮水、沼气、用电、通信、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扣除已建成的投资项目，全国平均每位农民需要投资约为1700至4900元，全国大概需要4万亿元。一些专家建议：如果每年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里拿出10％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那么15年就能投入3万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