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80多岁高龄的姜亮夫毅然接受教育部的委托，在杭州主持开办敦煌学讲习班。讲习班的学生是来自全国各地的10余位有讲师职称的教师。
同时，他又推出《敦煌学概论》、《莫高窟年表》等多部敦煌学新作。
姜亮夫是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以自己的行动和着作证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蒋礼鸿：毕生为敦煌打造“天梯”
从唐代到宋代，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许多谜团：“平话”怎么会突然在宋代产生出来？“诸宫调”的来历是怎样的？盛行于明、清二代的宝卷、弹词及鼓词，到底是近代的产物呢？还是“古已有之”的？这些谜团一直困扰着专家学者。但是，当人们从敦煌卷子中发现了唐、五代时的“变文”（民间说唱文学）后，才弄清了这些问题。因此，着名学者郑振铎先生曾说过：“在敦煌所发现的许多中国文书里，最重要的要算‘变文’了。”但是，要读懂变文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957年，王重民、向达等6位学者将海外抄写来的、国内收藏的敦煌变文资料经整理后，结集出版了一本《敦煌变文集》。由于敦煌卷子中的变文都是人工抄写的，所以文中有不少是当时常用的俗字、别字，如将“肉”写成为“宍”，今天，面对这样的奇怪字体，人们自然无法知道它们的读音，更不知道它们的含义。敦煌变文中还有大量的民间口语词，由于朝代的更迭、时间的久远，今天，人们也很难理解这些口语词。
敦煌变文难读，当不少读者发出这一感慨时，浙江着名学者蒋礼鸿先生开始着手打造“天梯”。凭着深厚的古汉语功力，用了两年时间，蒋礼鸿先生读完了900多页的《敦煌变文集》，同时，一本名为《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的书也问世了。
浙大博士生导师黄金贵说：“蒋礼鸿先生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出版于1959年。当时，这本书的纸张之差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今天有些‘草纸’
的质量也超过了它。这本书只有薄薄的80多页，5.7万字。但是，就是这样的纸张，就是这样一本小书，却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当年，日本着名的汉语俗语研究学者波多野太郎就指出：“《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可以说是大着。裨益中外学者很大。”美国学者则誉之为“步入敦煌宝库的必读之书”。我国着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更认为：只有像《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这样的书多了，我们才能编撰《汉语大词典》。
这本小书何以获得如此评价？蒋礼鸿的学生褚良才博士说，蒋先生在书中阐释这些疑难字词时，引用的古书多达100多种，包括900卷的《全唐诗》、500卷的《太平广记》、100卷的《法苑珠林》等大型古代典籍，诗、词、曲、赋、笔记、小说、语录、民谣、佛经、道书、诏令、奏折、韵书、史传、文集等，无一不在采摭之列。所以，这本书后来也就有了“撼山易，撼《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结论难”
的美誉。
此后，蒋礼鸿先生的研究目光长期锁定在古代俗语词上。《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一书不断得到充实，1997年，该书出第六版时，字数已由初版《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的5.7万字增至43.6万字。今天，《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早已成为敦煌文献研究者人人案头必备的工具书，同时，也是所有敦煌学着作中被引用得最多的书。这座“天梯”引导着中外许多学者步入敦煌宝库。蒋礼鸿为敦煌学走向世界，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郭在贻：浙江敦煌学的“桥梁”
“文革”结束后，我国的科研、教学队伍青黄不接，人才结构呈“倒三角”现象，即老一辈学者的人数还有不少，中年学者较少，青年学者奇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当年的杭州大学冒出了一个中青年大学者，他就是郭在贻。
郭是姜亮夫、蒋礼鸿的学生，“文革”前已留校任教。他曾借口神经衰弱、不堪集体宿舍的吵闹，搬到资料室里住，因此得以泛阅资料室的藏书。“文革”
开始那年，他已由博览群书打基础进入到专门性的学术研究领域。10年动乱，他专心读书、研究。其间，闹出的最大笑话是：一次，郭在贻去肉店买肉，一边排队，一边看书，看得入神了，不觉时光飞逝，猛一抬头，发现肉店已关门，长长的队伍也不见了，只有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原处，而家中还在等着他买的肉。
“文革”结束后，我国政府非常重视敦煌学的研究，浙江很快成了研究敦煌学的热地。郭在贻凭借深厚的古文献和古汉语功力，转入古代俗语词研究领域。先后发表有关敦煌文献方面的论文数十篇。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有不少人指出1957年出版的《敦煌变文集》存在许多错误。郭在贻便提出，用学校新购买的敦煌卷子缩微胶卷来对照《敦煌变文集》，并制订了撰写“敦煌三书”（即《〈敦煌变文集〉校议》、《敦煌变文校注》、《敦煌俗字典》）的计划。他带着学生一起搞这一宏大的项目，在科研中锤炼学生。1989年，已是博士生导师的郭在贻英年早逝，但是《〈敦煌变文集〉校议》
已经完稿。以后，他的学生又完成了《敦煌变文校注》等不少力作，并由此跻身国内知名学者行列。
郭在贻的“敦煌三书”计划培养了几位杰出的年轻学者，同时，勤奋成材的郭在贻也成了许多青年学生的学习榜样。浙江敦煌学从此出现许多年轻学者，浙江也成了着名的敦煌学研究中心。所以有人说：“郭在贻是浙江敦煌学的‘桥梁’。”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浙江籍学者柴剑虹教授说：“敦煌学没有普及就没有提高。”今天，站在新平台上的浙江敦煌学一直在夯筑不断提高的基础。继在硕士生、博士生中开设敦煌学课后，浙大也在大学本科生中开设敦煌学选修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众多理工科的学生也选修了这门课。褚良才说：“浙江敦煌学以语言文字的成就享誉海内外，此外，浙江学者史岩、王伯敏在敦煌石窟艺术研究上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敦煌学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法律、建筑、医学等方方面面，内容相当丰富。浙江敦煌学要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取得新的成就，就需要有各方面的人才，特别是要有自然科学领域的人才加入到研究队伍中来。同时，前辈学者在开创敦煌学时，形成的热爱祖国、执着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的‘敦煌精神’也应该让广大学生了解和继承。”
【小资料】
扑朔迷离的敦煌藏经洞
1900年农历5月26日，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在敦煌莫高窟16号洞窟的甬道上清理流沙。突然，洞窟的墙壁因失去流沙支撑而破裂。王道士挖开破壁，发现里面有一扇紧闭的小门，打开小门进去，原来是一个长方形的密室，堆放数万卷文献资料和其他文物。这个密室后来被编为17号洞窟。由于洞窟中发现的文献资料大多为佛经，洞窟被称为藏经洞。
藏经洞发现至今已有100多年，但仍有许多问题让人感到迷惑。
藏经洞数万卷文献资料究竟是谁所藏？
有专家说，是沙州（敦煌）地方政府。因为在这些文献资料中，有不少是沙州地方政府辖区内关于户籍、授田、水利、差科、赋税、仓库物资等档案和重要公文、军事情报等，有的公文上还盖有“敦煌县之印”。但这一说法很难自圆其说，因为里面藏的多数是佛经。
也有专家认为，这些文献资料是当地寺庙所藏。因为有的佛经卷子本身就印着“三界寺藏经”、“净士寺藏经”。但寺庙中为何有许多地方政府档案？
于是有专家认为，数万卷文献资料应分属于地方政府和当地寺庙。
出于某种紧急情况，地方政府组织人员将寺庙佛经和政府档案统一作了密藏。但是，有学者指出，在敦煌藏经洞封闭之前，当地政府已从内地求到一部金银字大藏经，如有紧急情况，这部大藏经是应首先珍藏的，但在密藏资料中却没有，反而有不少是佛经残卷。
在敦煌藏经洞中，最早的卷子纪年是魏高贵乡公甘露元年（256年），最晚的卷子纪年是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因此，藏经洞的封闭一定是在1002年以后，可能与大的政治变乱有关。而这一时期最大的变乱是西夏出兵攻取敦煌等地。所以我国着名学者罗振玉、姜亮夫等均认为是为了防备夏兵的侵掠而封闭。
前些年，日本学者提出了“书库改造说”，认为在公元1000年左右，由于折叶式的刊本经卷大量从中原传到敦煌，导致不便翻阅的卷轴式经卷被封闭于石窟。
由于目前还不能确切知道藏经洞中的文献资料究竟是谁所藏，专家们对藏经洞封闭的原因，也只是根据间接材料作揣测，真正的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
2002年1月4日第8版
医科学生迷上植物病毒——记省青少年英才奖一等奖获得者陈炯
记者张冬素 通讯员李幼飞
“他发现和命名大蒜E病毒等4种线状植物病毒；他参与完成欧共体、‘863’计划等各类项目9个；他在省级以上学报发表论文36篇，其中SCI论文11篇；他作为第二完成人获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各一项。”
看到上面这段文字时，笔者以为这是一位从事植物病毒研究的“老”科研人员取得的成就。但看完这份材料，才发现这些成就的主人是一位26岁的浙大在读博士生，并且他的本科专业是生物医学工程。医科学生为何搞起了植物病毒？怀着好奇，笔者采访了这位省青少年英才奖一等奖获得者陈炯。
陈炯说，他与植物病毒结缘纯属偶然。1996年，就读于浙江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的陈炯为到哪里进行本科实习犯愁。一天他在翻看省农科院85周年纪念册时，无意中看到一张植物病毒专家陈剑平博士做实验的照片。陈炯看得心驰神往。在他心目中，科学家就是这个样子。于是萌发了到省真菌传植物病毒重点实验室实习的念头。
陈炯的想法在常人看来很不现实。但陈剑平知道此事后，让陈炯先做个简单的分子实验试试看。虽然此事已过去5年多，但陈剑平提起此事仍高兴地说：“这个实验本科生一般不会做，可陈炯一次就完成了整个实验。”就是这次分子实验让陈炯与植物病毒结下了不解之缘，并继而成为陈剑平的硕士生、博士生。
5年来，陈炯基本上没有节假日。2001年年初，在甘蔗病毒基因组测序快结束时，陈炯发现有两种非常相似的病毒复合浸染在同一植株里，虽然这个实验已经花去3个月的时间，但他还是决定把所有样品和相关内容全部复验一遍。整个春节，他都在实验室里度过。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他几乎每天都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国际上首次测定出甘蔗线状植物病毒基因组全序列和分子变异。
陈炯的导师之一、省农科院副院长陈剑平博士对自己的学生赞赏有加：
“他是一位献身科学的年轻人，很棒！”
2002年2月6日第5版
“爱你所选择的”——访浙江大学国际数学建模比赛一等奖得主
谢丽
托尔斯泰曾说过：“选择你所爱的，爱你所选择的。”由于对数学建模的共同兴趣，浙江大学一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选择了这条数学建模之路。艰辛的付出之后，他们为中国、为浙江大学，捧回了六个国际比赛一等奖。
“整个比赛，是以三个人组成的小团队为单位参加的。这本身就是一项teamwork，因此，团队精神显得尤为重要。”竺可桢学院的大四学生蔡忠堂，已有多次参加国际、国内数学建模比赛的经历，回眸自己走过的这条“数学建模之路”，成也好，败也罢，能否发挥好团队精神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记得第一次参加全国数学建模比赛时，虽然同组的三名队员都很优秀，但由于没有做好衔接和磨合工作，使论文缺乏一种整体感，最后与一等奖失之交臂。前一次的失败算是一种前车之鉴吧，因此这一次，小蔡和他的partener们花了三个月时间来进行磨合。三个月里，大家几乎一直在一起看书、做题、讨论。匆匆忙忙回家过了几天春节，大家又不约而同来到了学校。
此时的校园里静悄悄的，往日人气很旺的图书馆自修室里，此时积了厚厚的一层灰尘。从此，每天晨曦中，自修室都会迎来这“三剑客”：
拂去桌上的尘土，翻开书本，又一天的奋斗开始了！
谈到合作，蔡忠堂有他自己的看法。他的队友一位是数学系的，还有一位思维活跃的生物系女生。每个人各有所长，这固然重要，但其实更重要的是彼此产生的一种信任感。当涉及到一个专业知识的难关时，因为有了你，使你的同伴有信心去攻克这难关。其实，真正的解决仍是要大家一起动手的，但至少那份信任感会形成推动力。
除了一个队里的团队精神，队与队之间的互助体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团队精神。相形之下，杭州查阅文献的条件并不好。有的书，即使借到，也只有一本。这时，队与队之间，会毫无保留地资源共享，这就创造了一种公平竞争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