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祝安说，他所带的博士生每年都有至少一次机会参加大型的学术会议，利用这个机会介绍自己的成果，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了解国际上的研究前沿。
硕士生在两年学制里至少会有一次机会出去交流。
回忆自己读研究生时，许祝安说，他的导师张其瑞非常鼓励他们到高水平的学术会议上展现自我。在导师的推荐下，自己还是学生时就在大型国际会议上用英语作过口头报告。这给他的学术生涯定下了良好的开端。
而现在，他正在尽自己的能力为学生们搭建国际学术交流平台，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国外的研究前沿。除了出去参加学术会议，他每年还利用各种机会邀请多位国外着名研究机构的专家来实验室访问交流。这不，在他的安排下，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院长Russel教授就要在6月下旬来访，将作两个有关的学术报告。这既是压力也是动力，促使他不断地去开拓新的课题，争取新的研究项目，在学术的道路上一直努力前行。
2005年7月4日A12版
站在美国学术高台的浙大面孔
浙大四才子享誉科学家总统奖
本报通讯员单泠 傅炜琳 本报记者王慧华
10天前，就职于着名的美国国立橡树岭实验室的浙大校友沈健回到母校，与浙大师生们交流成才心得。一个月前，任教于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及生物医学工程系获Woodruff Facult yFellow荣誉称号的教授朱承也回到母校浙大。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为数不多的美国科学界最高奖——科学家总统奖得主。
据浙大统计，共有4位校友获此殊荣，另两位分别是郦伟甫和来颖承。郦伟甫为1999年获奖者；而来颖承于1982年毕业于浙大光仪系，1997年得奖，从事非线性光学理论研究。
美国科学家总统奖始设于1996年，每年奖励那些在美国各领域工作最出色的青年科学家，提供获奖人长达5年的资助。它的颁奖程序是，美国8个与科技有关的政府机构如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家卫生研究院等，分别颁发自己的青年科学家奖，由美国科学界的领袖在各个系统的获奖人之中再好中选优，选出“青年科学家总统奖”得主。该奖项是美国政府为了鼓励和认可国家年轻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工作，给予杰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最高奖。
据说，获奖的青年科学家有可能就是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与诺贝尔奖不同的是，美国科学家总统奖的奖金不能随便支配，只能用在科研上。
沈健（2004届获奖者）：成长就是N次选择
6月14日至17日，浙大校友、美国国立橡树岭实验室的沈健博士回母校访问。他1989年毕业于浙大物理系，在中国科学院取得硕士学位，在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院获得博士学位。1998年作为魏格纳合作者加入美国国立橡树岭实验所，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磁性纳米材料。2004年9月获得美国科学工程总统奖。美国能源部秘书长斯宾塞·亚伯拉罕这样评价他：“他所做的工作为我们国家迎接21世纪的挑战做出了创新的、前瞻性的研究工作。他的工作对我们将来的能源安全和独立有突出贡献。”
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就是不断选择的过程。沈健面对母校学子谈起成长经历的无数选择，或许对他人有所启迪。
网球是兴趣，但不是职业
在成都读中学的时候，他网球打得很不错，当时很想选择网球作为自己的职业。经父母帮着分析了一下情况，觉得打网球不太可能有大的建树。于是听取了父母的意见，选择了考大学继续读书。
保送北大或浙大，选择了浙大
从父母的同事嘴里，对浙大西迁的历史、治学的严谨和辉煌的学术成就印象很深，在面对保送北大和浙大时，他选择了浙大。在大学里，他有了和名师名教授交流的机会，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和那些名师交流，指点迷津。
因喜欢看书，几乎每天都会去图书馆。他认为学物理的不能只学纯物理，必须具有广阔的视野，还必须有独立的做事能力，包括学术研究能力。就像他在美国带过7个博士后，全都是中国人，做事踏实，思维敏捷又有足够理解力。
科学研究，凭着爱好去做
他觉得科学研究是一种个人爱好。从事个人爱好而获得不菲的薪酬，世上没有比这更好的事了。他说，在美国搞科研有极高的工作自由度，他可以做自己喜欢的研究而几乎没有人干涉他。如果对科研感兴趣，这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只要心态好，出成果是自然的。
为自己的荣誉奋斗
他说努力工作的态度、创造性、领导能力、为自己的荣誉而奋斗、做好事业的每一步和一个善解人意的配偶都是要想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美国，个人意识比较重，要想取得成功，就要为了自己而不懈奋斗。当然，无论如何努力工作，如何不懈奋斗，都不能忘了享受生活，享受乐趣。
朱承（1996届获奖者）：沟通是必备的素质
198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力学系，后考取北京大学留美预备生。1984年赴美，陆续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及博士学位。1990年起在乔治亚理工学院任教，现为机械工程系及生物医学工程系有WoodruffFacultyFellow荣誉称号的正教授。从事细胞、分子水平的生物物理、生物力学研究。其研究得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等多个单位的资助。
1996年，他作为中国留美学人中第一位美国总统教授学者奖获得者，回国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他是国内多所大学及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客座教授及客座研究员，他还是美国竺可桢教育基金会的会长。
今年5月浙大校庆期间，朱承回到了母校，今年恰好是美国竺可桢基金会成立10周年，身为基金会会长的他，面对师生们问起他获奖的感受，他谦虚而幽默地说道，“这次获奖就像经历了一次选美比赛，获奖的不一定是最美的”。
有学生向他请教，在学习和社会工作中应该如何衡量孰轻孰重的问题。
他指出：现代的学生在高中时期就文理分科，过早地失去了全面发展的机会，其实沟通等社交能力是一个大学生必备的素质，大学给了每个学生完善自我、提升自我的环境和机会，因此在大学里要注重社会工作，但同时必须注重学业这个大前提。
谈到中美本科生的区别时，他肯定了本科时代对一个人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结合在国外学习研究经历，他认为，在国外，每一项研究工作都有合作者，只有靠自己的优越条件和最好的伙伴合作，才能做到取长补短，成为激烈竞争中得以生存的凤毛麟角。
有同学问到，在本科阶段，是对专业更精通一点好，还是社会工作、专业兼顾？朱承认为“专业知识在你的工作领域中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你的社会工作和你的阅历也决定了你是否能够成功。所以，专业成绩是大前提，但是社会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
郦伟甫（1999届获奖者）：学会用“纳米”务农
1982年毕业于原浙江农业大学，1985年就读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并先后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93年进入奥克里奇美国国家实验室后，在构建高技术分子电子装置、探索光合作用新途径及研究氢气产生的金属催化作用等方面均有突出建树。他现在美国橡树岭国家研究院任教授，因近年来从事能源研究工作中取得了杰出成就，获得了美国总统科学家及工程师早期成就奖。正如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在致郦伟甫的信函中称他：“是新一代科技人员的楷模，中国科学家及工程师中的杰出代表。”
郦伟甫留美期间一直关心着祖国的建设，与母校保持密切联系。
1996年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后，曾应邀在母校及北京、上海等地高校和科学院讲学，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
2001年他为母校师生介绍纳米科技新进展。他认为，新材料的研究是全球科学家共同关注的课题，要善于利用纳米技术发展现代农业。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利用光合作用反应和纳米原子操纵技术研制高科技电子元件”、“光合作用的基础研究及其在开发新能源的应用——利用光合作用分解水产生氢气”以及“发展化工技术消除二氧化碳”等。
郦伟甫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市，1978年考入原浙农大农学系。在老师的记忆里，他平时喜欢搞些小发明、小制作，对科学研究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曾自发组织兴趣小组，在学生中显得特别出众。毕业后，他分配在中国水稻所工作，1985年，赴美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1993年，进入奥克里奇美国国家实验室工作。
本报曾于1999年采访过郦伟甫的老师、浙大农学专家薛庆中，报道过郦伟甫获科学奖的消息。他把获奖的消息第一时间通过电子邮件向李德葆老师、薛庆中老师以及同学张国平汇报。他在信中表示，这荣誉，不仅属于他个人，更属于家乡、母校的老师、朋友，属于中国人民。
（注：来颖承因未能联系上，暂缺）
2005年7月14日第28版
百岁教授陈鸿逵：大师情怀
时报记者张向芳 包秀芳
6月29日上午，浙大华家池校区陈鸿逵老教授的家。陈老安静地坐在客厅里，旁边沙发的扶手上，放着厚厚一叠报纸。每天早上阅报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
刚刚度过105岁生日的陈鸿逵老先生精神状态很好，他几次示意我喝点水，一脸的和蔼可亲。
作为我国现代植物病理学的奠基人之一，陈老1935年美国留学回来到浙大教书，一直到1987年退休，如今，他已是桃李满天下了。
每年他的生日，都会有很多学生过来。2000年他的100岁诞辰还被列为浙大的大事记。他的青春，他一生的事业，都献给了植物病理学。
“手巧”的陈鸿逵
1900年6月26日，陈鸿逵出生地广东省新会县，因为父亲在上海工作，他在上海度过了自己的童年。青年时代，他立志以科学振兴中华，于是选择了生物学及农学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
22岁那年，陈鸿逵考取了南京金陵大学理学院生物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植物病理学和真菌学的教学科研工作。1931年，陈鸿逵获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公费留学机会，赴美国依阿华农工学院研究生院深造，1935年回国后即受聘于浙江大学。
彼时的浙大经费有限，进口设备价格又太高，为解决实验室设备的困境，陈鸿逵便自己动手设计了五六个实验用的恒温箱。
陈鸿逵自制而成的恒温箱成本仅为进口恒温箱的1／3，而使用容积要比进口的大3－4倍，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进口恒温箱的温度调控器灵敏度为±1摄氏度，而自制的灵敏度可达到±0.5摄氏度。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鸿逵随浙大西迁。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他就想方设法尽早开出课程。在贵州湄潭时，因为没有电，从杭州带去的电热恒温箱没办法用，学生的实验课及毕业论文也无法完成。于是陈鸿逵又开始制作恒温箱。
他利用湄潭当地丰富的木炭资源，将木炭研成粉末，混入少量黄土泥浆和淀粉，找出最合适的比例，最后压制成1尺多长的木炭条，经过几十次试验，终于制成“炭条恒温箱”。每根炭条可持续燃烧24－28小时，箱内温度可以达到28摄氏度，满足了菌类培养的要求。在研究中，陈鸿逵还顺便试制了除虫菊蚊香，给大家生活上提供了方便。
陈鸿逵一直喜欢自己动手，这俨然成了他工作之外最大的乐趣。小女儿陈健宽记得，在父亲90岁的时候，还亲自修家里的水龙头。
陈鸿逵的“手巧”，给他的很多学生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东方剑桥”的传奇
陈鸿逵有很多藏书，并且订了不少国外的杂志刊物，浙大西迁时，这些宝贵的资料一直跟着他西行，而他所订的国外刊物，虽然因为战火不能准时到达，但其中最新的知识每每让学生们觉得兴奋。
陈鸿逵始终重视学生的动手能力，做实验之外，还带大家到野外采集标本，广西宜山的城南城北，贵州湄潭的桃花江及瀑布的深潭峭壁，都留下了陈鸿逵和学生们的足迹。
利用陈鸿逵自制的“炭条恒温箱”，他和学生杨新美培养出了雪白的银耳。
而银耳在过去都是野生的，他们的悉心研究使银耳的人工培植法得到了突破。
1944年，中英文化委员李约瑟来湄潭考察，见到浙大对贵州银耳等的研究，大为欣赏和赞许。
其实那段时间浙大的科研质量都相当高，跟陈鸿逵一样，1940年以后，着名科学家竺可桢、谈家桢、苏步青、王淦昌、贝时璋、陈建功等曾相聚于湄江之滨，潜心于科学研究，我国核弹先驱王淦昌教授关于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就是在这里完成的。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博士就是从这里读出去的。被国际数学界称为“东方第一几何学家”的苏步青教授在这里完成了许多数学论着。
正是斯时，李约瑟称浙江大学为“东方的剑桥”。
而在陈鸿逵教过的学生中，如唐觉、杨新美、王铨茂、葛起新、蔡淑莲、方义、王就光、陈吉棣等都成为植病界的大师。
“老板”的生意
对学生，陈鸿逵从来是尽心尽力。原浙江省副省长、原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德葆曾是陈老的学生，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1978年他通过国家统一英文考试，被选派出国进修。得知学生通过了英文考试，陈鸿逵高兴地给李德葆介绍美国的情况，为他写推荐信，给他改好英文文稿，还把自己在用的一本《现代高级英语双解辞典》送给他，要知道，一本好的英汉字典在当时是相当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