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育之意义，在指导被教育者之意志，养成良善之习惯，而直接陶冶其品性之谓也。或曰训育属于思想界之言论，学校行训育，不啻空谈，孔子之因材施教，焉能实行于今之学校？盖集多数儿童各异之个性，一一为之训育，或因先天遗传之不同，或因后天习惯之各殊，而左右其个性，乌可为之区别而行各异之训育？故虽训之育之，终归无效。夫学校之有训练，如为个人而训练，固须视各个人之品性而施训育，殊不知学校为共同教育，故须集合多数儿童各异之个性，而行同一训练。夫孔子之因材施教乃因异而同之意也，不然，三千弟子因各异个性而施教育，何孔子之不惮烦耶？是故训练为可能亦即今日学校教育之本务也。且谓学校训育不适合于个性，谓为不当，而委之家庭。余料子弟之涉足社会者，势必如投规于矩而强其合也，则何贵乎学校之树立，与夫学校教育之设施耶？
夫学校介乎家人与社会之中间，即谋统一训育之机关也。家庭之自然与社会之自然绝端不同，家庭过爱怜，社会过险恶，均非折衷，学校训育者即为调和之机会，且社会间自然训育较家庭多，而家庭训育又太慈爱，不有学校训育以调和而折衷之，则一出家庭顿受社会恶剧训育，恐犹旋涡舟楫而乏操纵之权，不为狂波恶风所沉没者亦云希矣。故学校为有意的组织而施有意之训育也，然则学校训育之不可蔑视也固矣。且夫以授与之教授为教育，是为非教育之教授，学校中之所谓教授，即教授中含有训练，故学校之正当教授，须于授与智识外，兼行顾及其品性，方不失为真正之学校教育。
教育与训育之关系 教授之作用为授与训练之作用，为授与智识与指导品性同为教育之必要，有连带之关系而不可以单独施行者也。故教育专求智识而不加以品性，与专求品性而不究智识，则两者均不能达教育目的。前者难期，后者空虚，其义维何？曰训练而无智识，则不成其为训练，故训练必经教授，教授以智识为资料。而不经训练，则被教育者之为善为恶，未可知也，即达教育目的之能与不能，亦未可知。但往往易于为恶而难于就善，故谓之不能达教育目的，非虚语焉。是以教授须经过训练，训练须具有智识，然后可达教育之目的。
以上三图，除第一图不成立外，二、三两图均可间接达教育目的，故学校教育之不可不有训练焉明矣。
训育之内容 服从为他律的训练，而习惯为自律的训练，故由他律进而为服从，为习惯，为自律，为品性，此学校训练之阶段，亦即训练内容之表示也。盖欲达自律，他律为必经之路，习惯介乎服从与自律之间，无服从不能成习惯，无习惯不能成自律，故服从者为训练之最初时代，习惯者为他律及自律之混和时代，经此时代乃成品性，而品性者即意志之习惯，自律者即训练之成功也。
学校训练与军队训练之异点 军队训练与学校训练，两者绝对不同。军队为他律的，学校为自律的，军队训练之成功为服从，而学校训练之成功为自律。盖学校之须有服从，不过以服从为导入自律之门径已耳，故学校训育须出之以和蔼，使学生有亲爱的服从，为导入习惯之方便。奈今之言训练者，每以学生服从为尽训育之能事，故行学校训练者，无非严加压束，令其绝端服从，养成麻木不仁、机械的学生而已，不知学校须行自律之训练，宜进乎意志之习惯者也。盖服从者不过为他律训练之成功，养成良善军队之目的，非学校教育之终究告成者也。专行权威的服从，为学校训育之成功，则学校为军队的学校，而学生亦不过为军队的学生，所谓服从者亦不过一时之服从，一入社会便与未受学校训育者等，斯则乌有学校训育之价值哉。研究教育者，其三复斯言。
（原载《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志》第11、12期合刊）
我国之人格
（1918年3月）
尝思人格二字内容解释之难，混沌常说，皆不中肯，试稍注意于至论名言，实无不有人格之意义寓乎其中。如哲学上相反之二学说，所以得并存于一时者，必各有优点，且各优点必均有补于人格，以均有补于人格者而成反对并存之学说，无他，即以人格解释之不同耳。凡自来各学说之分歧，皆对于人格二字解释之不同有以改之，甚矣人格之难言也。而欲明人格内容如何之难，尤不可不先明其内容如何之范围，就人类而言人格，与就国家而言人格，就个人而言人格，其旨不同，试略述之。
人格之难解，由于就人类而言；人格之误解，由于就个人而言。“人”字自二十世纪始有认识之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初不知所谓几希者之为何物，自理性淘汰之说创，始觉悟人类早已不受自然法之支配，而所以自维其秩序胜于自然法者，无他，即所谓人格是也。试细思之，人类自维其秩序，决非官吏，亦决非个人。《淮南子》云：“四方上下谓之宇，往古来今谓之宙。”前清制艺常以横览天下、上观千古分为横竖二说，此即酿成人格之要件。彼墨守旧道德，或妄信新文明，以为人格由各个人自造自尊，社会无论如何变迁，而我之人格决不改易，时世无论如何改革，而我之人格决不变通。此犹未明就人类而言人格之真义，与所以酿成人格之要件。时论且有以张勋复辟，始终主张，尚不失其人格者，是即就个人而言人格之误解。余特于人类个人之外，又有所谓就国家而言人格，冀有以补助就人类而言之难解，并欲纠正就个人而言之误解。
一国有一国之特色，即一国有一国之人格。自近今国际日益密接，国家固有之特色，难免渐次消失，不可不防。犹之社交日益密接，家风之特色递亡。余决非极端倡固守国粹之说，吸收他国之长，所以补我国之不逮，处今日竞争时代，关于国家进步发达，诚不容缓。所顾虑者，受他国之感化影响，而我国之所长，固有之特色，任其沦亡而不顾。近年来留学或游历外国，归而满腔热忱思有以匡救祖国者，固甚可佩，惟有一点余所不敢赞同，归自某国者必欲将祖国造成某该国，绝对的以某该国为模型，事事无不以某该国为前提。要之人人各仿某该国，舍本逐末，主张不一，而祖国必将不国矣。可不思哉，我国虽贫弱，物质文明之进步固不及欧美诸国，而精神上则有世界所无之特色，不可不珍重保持。余特取题曰：我国之人格，意在保持国有之特色，同时吸收他国之所长，就国家而言人格，万不可误解也。
慨自欧风东渐，以道德主义为虚悬，而盛倡实利主义，以家族主义为拘囿，而极吹个人主义，孰得孰失，固不可以一例论。夫实利主义与个人主义何自昉，一国之大人民之多，各自之能力与生活必不能恰合，以式表之：自己能力＝自己生活。
必有此三种情状。假使人人之自己能力均等于自己生活，吾知实利主义、个人主义亦无劳提倡，唯其有自己能力小于自己生活，故不得不倡个人本位、实利主义以救济之，彼依赖先之财产而生活豪大，其自己能力何堪维持，与穷民不能自食，同为国家之病，处今日而倡个人本位实利主义，亦不谓非当务之急。然此不过一种之急务，决非唯一之急务，不过现状之急务，决非根本之急务。而我国思想上唯一的根本之特色，却与实利主义个人主义相抵触，所谓道德主义与家族主义，合而为团体主义。
凡事不以个人为本位而以团体为本位，此实我国特有之一大所长。家族主义，时人多以为不可，为儿孙作马牛，害其儿孙失却实利的发展之自动能力，固是至论。然诚不为儿孙着想，为为父母者着想，为家族而为父母，克尽其为父母之义务，决不仅逞其为父母之权利。自此思想演绎之，为国家而为国民，克尽其为国民之义务，决不仅持其为国民之权利，为国家而为官吏，克尽其为官吏之义务，决不仅保其为官吏之权利。与夫为自己而为父母，为自己而为国民，为自己而为官吏，其价值何啻天渊。今日之为父母者，徒知逞其为父母之权利，为国民者，徒知持其为国民之权利，为官吏者，徒知保其为官吏之权利，远不如从前之父母，从前之国民，从前之官吏，谓非已受个人主义之害而何？盖个人主义以权利为先义务为后，团体主义则以义务为先权利为后，为父母者若仅逞其为父母之权利，则儿孙以不平之感酿成个人本位之思想，表示不依赖父母以自谋实利，发展个人之能力。此思想中马牛之不屑为无待言，特想对于父母终养之心亦与之俱去，可谓由家族主义之弊引起个人主义之弊。家族之中父为父子为子，天伦之情趣荡然，一国之中尔为尔我为我，凡事为自己权利而为之，非为团体义务而为之，即如教师，为自己权利而为教师，与夫为学校义务而为教师，教育之效果何可同日语也。
近自欧战发生以来，泰西各国已觉悟个人主义使国家不能团结，对敌大为不利，而我国徒以国民分子不健全不发展，极端的提倡个人本位主义，未得实利之效，已见利己之弊，此余所痛心者也。家族主义且无知己之弊，为儿孙作马牛，明明非为自己，待儿孙享幸福，自己无与焉，故为儿孙作马牛亦无非为家族尽义务耳。有为父母者为家族尽义务之家族主义，与为儿孙者为自己图权利之个人主义，关系于国家之进步孰轻孰重得此失彼，尚待研究，至若一般人民之于社会，官吏之于国家，直可断言，个人主义弊多而利少，况乎我国思想根本上本为团体主义，不若欧美诸国家素持个人本位，张冠李戴，体用相歧。近来我国交通便利之处，各省垣所谓首善之区，个人主义比较的发达，同时团体主义无形的消亡。
乡间聚族而居，如宗祠祭产，皆极好之团体精神。杭州不见有一宗祠，未闻所谓祭产，交通与文化、首善与国粹、世道与人心之得失，大可研究。
又如雇用佣工亦有此种情形，杭城雇工例须经中人手续，月给若干，例事若干，双方契约的说定，佣工与佣主彼此龂龂成立于权利二字之下，佣主但以佣工多动作为权利，佣工但思佣主多给资为权利。而事实上适相抗触，惟有彼此确守契约，佣主决不多给一分权利，佣工决不多尽一分义务。欧美诸国大都如此，吾国如繁盛商埠都会亦有此风。余居杭数年，佣工皆雇自乡间，较诸经中人来者大不相同，无他，经中人来者，个人主义之思想渐发达，我为自己权利而为佣工，非为对于佣主尽义务而为佣工。如戏剧中一捧雪、九更天等老仆，今日不可复见。此等老仆，决非为自己权利而为佣仆，为对于佣主一家团体而为佣仆，主仆之间有特别一种情谊，犹之家庭父子之间有特别一种天性。推之国家人民之间有特别一种人格，其价值决非微小也。
团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各有长处亦各有短处，余决不极端反对个人主义，固守团体主义，仅反对个人主义之弊，而维持团体主义之利，并欲将团体主义之利与个人主义之利相结合，我国之人格即在此。反之以团体主义之弊引起个人主义之弊，事实上已数见不鲜，不可不共同警戒者也。夫个人与团体本为一物，所谓个人主义之利者，即积极的个人主义，个人发展的形成其团体。所谓个人主义之弊者，即消极的个人主义，离间的破坏其团体。以图示之：譬之粉与糊，左图个人各离间的，即但知利己，如粉末然，一经倒地不可收拾。右图个人各发展的相互而成社会团体，如糊浆有一种之粘性，国家社会万不可无此粘性。我国数千年之古国所可虑者，陈糊宿浆恐将失其粘性，欲此陈宿之糊浆增加粘性，固非加个人主义之粉末不可，但切不可忘却团体主义之水液，不然何益？我国固有此种最好之水液，留此水液而再加以新粉末，则粘性大增。余尝论吾国固有之道德，哲学的基础之特色为一天字，伦理的基础之特色为一孝字，语之诚者天之道也，思之诚者人之道也。此天字之意决非神本主义而为人本主义，即以个人之是非听诸团体之意，诚字可包括一切人格之要件，不可就个人而言人格，须知有个人形成人格。数学上面积之最大者为圆，人格之最完成者为天，即一诚字，各个人则为最完成人格大圆中之无数小圆。
思有以发展，如物理学上波面波线之原理形成一大圆，各个人不遗余力秉其至诚以形成人格，即思诚者人之道也之意。夫天道即抽象之人道，人道即具体之天道，天之圆与人格之圆一而二、二而一也。吾国天之哲学的基础思想为最好之团体精神，且不得谓此团体精神中无个人发展之意，否则无所谓思诚也。又如伦理的基础之一孝字，孔子答孟武伯之问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其意谓不使父母忧及疾病以外之生活一切，即为子者能个人发展，疾病以外不贻父母忧，斯即是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