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苹副教授来电、来信称，她历经多年探讨的修辞研究成果——《汉语修辞与文化》业已完稿，希望我为之写一篇序言。王苹是我很熟悉的朋友，1993年，她来复旦随我当“访问学者”，同时进修现代汉语硕士研究生课程。我常与她探讨汉语修辞多方面的问题。我发现她基础扎实，勤奋好学，思维清晰，悟性较高，且文笔流畅，阐述细腻，从事修辞研究有着良好的条件。学习期间，她即对修辞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十多年，她以此为中心，广泛地汲取语言学其他各方面的理论知识来丰富和充实自己，同时也逐步积累起自己的思考成果。她细心地观察语言社会中的各种现象，搜集着大量的实际语料，总结着点点滴滴的理论观点，整理着各类不同的修辞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现在终于通过这本书稿将其钻研多年的成果集中展示出来，我十分乐意在书前发表一些看法。
读完全部书稿，我认为此书最鲜明的特点是对汉语修辞作了多侧面、多层次的探究。全书内容充实，绝大多数语料典型而新颖，分析细致深入，不少部分闪烁着理论色彩。从总体上看，理论和实践结合得较好，颇有说服力，是一本有相当功力的专着，我为作者取得的成绩而高兴。
本书选取了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汉语语言。
第一部分，是“汉语之修辞透视”。作者力图从多个视角对汉语修辞学作出探讨，既讲到语言内部各要素：语音、词语、句子和修辞的关系，也讲了语言外部各要素：民族思维方式与修辞特征、语境和修辞的关系，同时还讨论了修辞学的核心本体：修辞格以及作家作品应用修辞学等诸多问题，试图从各个不同的层面，来深入分析汉语语言运用的修辞艺术，揭示汉语的修辞特征，强调修辞学对于语言表达所起的重要作用。
语音修辞中，作者对谐音现象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论述谐音生成的语音基础、心理基础和社会基础之上，首次详细归纳出谐音表达的多种取材方式：以数字谐音取义、以颜色谐音取义、以方言谐音取义、以实物谐音取义……指出正是这样广泛的取材方式，才能够使谐音取义所描述的对象显得生动活泼、变化多端，从而适应多方面的表达需要。接下来，作者又着重选取了具有典型意义的谐音双关这种修辞现象，以审美的目光，进行细致的剖析，揭示出谐音双关含蓄蕴藉的文质美、隐显对称的形式美、内外协调的音乐美这三美之处及其形成缘由，阐释颇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在语词修辞中，作者对形象词语、色彩词语、模糊词语的修辞运用也很有自己的认识。作者认为：广泛分布于汉语名词、动词、形容词、拟声词、熟语中的那些具有审美特征的形象词语之所以会有丰富多彩的形象色彩，能够唤起人们大脑中有关某类事物鲜明而又真切的形象特征，是由于运用了说明、重叠、修辞（比喻式、借代式、双关式、拟音式、夸张式）等多种不同的构词方式方营造出不同的显象词，才使得语言表达栩栩如生，极具生动性、情意性。这一部分分析细腻丰富，说服力强。文学作品中，色彩词语、模糊词语的运用也是颇引人注目的，作者敏锐地观察到这些，从色彩词的表情性、形象性、象征性三个方面去把握它们在文学作品中的恰当、巧妙运用；从模糊词语的本质特征去努力挖掘它们在文学作品中的魅力体现。
与此同时，在复叠式辞格、辞格的语用偏离上，在新时期作家作品、语言应用修辞方面，作者均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作者在占有了大量语料的基础上，对复叠式辞格、偏离合作原则的辞格进行了认真梳理、分析和描写，揭示了它们之所以成为艺术化正偏离的理论依据。
分析新时期作家作品、影视剧命名艺术时，视角独特，言之成理。汪洋恣肆、奔放不羁是王蒙小说所呈现出的鲜明的语言风格，作者指出这种风格的形成主要得力于排比修辞手法的营造、运用，从而揭示出王蒙作品中的排比修辞在内容上、形式上的与众不同之处，以及体现出的创造性和独特的审美价值。在比较新写实主义典范作家池莉、方方的作品时，着力于探究她们尝试突破、超越语言的规范表达，追求小说语言陌生化的一系列共同的变异手段：复叠格式的酣畅美、超常搭配的含蓄美、变异句式的怪俏美，同时又阐明了两位作家在语言色彩、语用目的、语体风格上所呈现的具体形式不同的个性特色，具有说服力。影视剧名作为一种语言文化的载体，是人们日常生活中耳闻目睹的语言形式。它负载着表达信息和审美愉悦两大社会功能，它既可以把影片的主题思想和作者的美学观念很好地传递给观众，同时也可以加深人们对影视剧思想内容的理解，给人以美的艺术感受。
一个好的剧名，如同一对巧笑盼兮的“美目”，能够迅速吸引观众，使人产生强烈的欣赏欲望。作者从三个方面：语音技巧的运用、词语魅力的锤炼、修辞风格的创造来论述影视剧命名的几种有效手段。语音方面，力求整齐匀称、平仄协调，抑扬起伏、朗朗上口；词语方面，精心锤炼色彩词语，巧妙设置悬念短语，创造性地运用“谐辞”，从而使剧名新颖独特、让人过目难忘。借助修辞上的比喻、借代、反语、对照四大辞格，既能言简意赅地揭示影视剧的主题思想，巧妙生动地表情达意，又能让影视剧名神采飞扬，令人咀嚼回味，达到剧情内容与剧名形式的和谐统一，相映成趣。因而，不失为影视剧命名的一些积极有效的方式。作者视野较为开阔，涉猎面广，有一种可贵的积极探索的精神。
第二部分，是“汉语之文化观照”。世界上的所有语言，都是具体民族的语言。当民族在人类历史上以一种在语言、居住地域、经济生活、生理状态上稳定的共同体出现时，语言就深深地打上了民族的烙印，成为民族和民族文化最典型的表征。在语言发展的漫漫长河中，也无一不是跟民族心理、社会变动、人们心态密切相关的。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和吸纳，都要通过语言去实现。“语言……是唯一的凭其符号作用而跟整个文化相关联的一部分。”因此语言的历史往往同文化的历史相辅相行。而语言中受文化影响最直接、与文化联系最密切的，就是词语。本书作者深谙此理，紧紧抓住词语，从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社会文化等各个不同的角度，深入挖掘潜藏于语言背后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努力寻找词语发展、演变的规律，揭示词语的社会文化心理。这一部分，最有特色的是对于宁波地名文化的研究。
地名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是约定俗成的语言符号，也是地域文化的典型体现。地名研究在我国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谷粱传》就提出了“山南为阳，水北为阳”的命名原则。汉代，学者们开始致力于对地名渊源的解释，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许慎的《说文解字》、刘熙的《释名·序》，提出了“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的原则，以及“因形命之”的命名方式。东晋初年，郭璞对地名渊源的研究作出了贡献，他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对《尔雅·释水》的注释中，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的问世，标志着以解释地名渊源为主的地名研究进入成熟阶段，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宋初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存的《元丰九域志》等对地名的起源、演变、含义的阐述在今天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清代是我国地名研究的一个高峰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如曹廷杰的《东三省舆地图说》、何应清的《滇南山水考略》等。此后，金祖孟把历史的、地域的因素同地名研究联系起来，提出“地名群”的理论，罗常培则把地名研究同古代的文化结合起来，为开拓地名研究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这之后陆续有一些研究成果：褚亚平的《地名学论稿》（1986年）、牛汝辰的《中国地名文化》（1993年）、李如龙的《汉语地名学论稿》（1998年）、王际桐的《王际桐地名学论稿》（1999年）。
尽管学者们对地名的渊源、演变进行了一些探索，也注意到了地名与文化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但是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分散，尚未有人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对地名进行专门、系统的研究。尤其对某一区域内地名群体产生、演变、分布的一般规律的探讨还很不够，运用地名的研究成果去揭示某些自然、社会现象的也很少。
在浙江，对地名的研究仅有盛爱萍所着的《温州地名的语言文化研究》一书以及关于湖州、绍兴地名研究的散篇论文，而宁波作为一个经济文化大市，以往对它的地名的研究只在《地方志》中涉及一些，从语言文化角度进行的专门考察研究，目前还没有，甚至连单篇论文也未能看到。本书作者清楚了解这些情况，开展对宁波地名的系统耙梳、整理、考略，运用统计、归纳，一般研究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办法，从语言、文化两个角度，解读了宁波地名的语言属性、社会属性。
语言层面是地名的表层，反映的是符号系统的内部结构。作者从语音学、词汇学、语义学等方面去深入考察，对构成宁波地名的词语进行语言学分析，阐述宁波地名的起源、发展以及分布的规律，寻找构词理据，这项研究为我们探索民族分布、迁徙、心理、习俗、信仰等，提供详实的历史资料；对于我们开展地名正名、正字、正音以及命名工作都是大有裨益的。
文化内涵是地名的深层，它反映的是地名的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和心理世界。本书作者揭示宁波地名所蕴涵的文化底蕴，反映出宁波这个历史文化名城深厚的文化积淀，对其鲜明的贸易文化、商业文化、码头文化、衙署文化、名人文化相融合而成的多元化、兼容性的特征进行了论述，揭示出宁波人的文化心理、道德观念和审美情趣。作者对宁波地名的研究，使我们更多更深地了解了宁波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至意识形态等等。亦弥补了宁波地名文化研究这一薄弱领域。
对于汉语词语如成语、谐音禁忌词、谐音音译词的民族心理蕴涵、文化心理分析；对于汉语词语如新词新语、网络词语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作者的阐释都是比较到位的，呈现出新意迭见的特色，给读者以较大的启示。
总之，作者在书中对于汉语多方位的探讨，将汉语修辞与文化的研究向广度和深度作了进一步的推进、完善，它能够帮助人们进一步认清语言的本质特点，发现语言运用的规律，更为清楚地分析和解释各种修辞现象、语言现象，指导人们的言语实践。而且，作者把语言的规律放在文化的基础上加以考察，能够使语言规律的揭示更具有科学性和解释力，从而推进学科的不断发展。它不但是对传统修辞学，而且是对文化语言学、文化修辞学研究的深入拓展。亦为中国哲学史、社会史、文学史、民族民俗的研究提供了具有独特价值和富于启示的成果。
这本着作虽然尚有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对两大部分有机联系的阐述，似还可加强，但所述问题可供学界进一步探讨。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投身于修辞学研究中，为我国的修辞学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听说作者这些年来，还在《语言研究》《修辞学习》《汉字文化》《辞书研究》《贵州社会科学》等国内一、二级中文核心期刊及学报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与人合着了《廉政文化丛书》（之一），合作编写了《现代汉语》、《普通话学习与测试教程》、《新编大学生口语交际教程》等多部教材，可谓是笔耕不辍，十分勤奋，值得祝贺。
宗廷虎（1933-），男，江苏扬州人，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语修辞学研究。
宗廷虎
2007年2月于复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