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己复礼为仁。”《后汉书·祭遵传》中曰：“遵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因而在大庭广众面前，人们往往是有意贬低自己，以此表示自己的“虚怀若谷”，同时出于礼貌原则，还要经常考虑对方的反应，时时注意照顾对方的感情和自尊心，使对方不至于在两相对照中感到自己不如别人而产生不快。这种种复杂心态使得中国人的传统礼貌观念具有了谦虚的内涵，这也是中国人习惯使用恭维语、自谦语以及运用种种迂回、婉转的语言表达方式的思想文化根源。这与西方人的崇尚“个人主义”，提倡自我表现、自我肯定的价值观念和交际中更多地采取直截了当的表达方式是迥然有异的。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如果能够及时揭示出这些文化差异，那么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使学生们不但能够“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四、一些特殊词语中的文化因素
文化因素的教学还体现在对一些特殊词汇不同文化内涵的介绍上，这主要是一些受特定的精神文化生活制约的词汇。像“拜堂”、“聘礼”、“过年”、“元宵”等包含着汉民族礼俗文化因素的词语，“龙井”、“茅台”、“菜系”、“旗袍”等包含饮食服饰文化因素的词语，“四合院”、“紫禁城”、“亭子间”等包含了中国民族建筑文化因素的词语，都属于物质层次的文化，要理解它们并不难。难的是理解深层次的精神文化因素，理解那些中国人在长期的生活和斗争中逐渐附加上强烈主观感情色彩的词语，是理解这些词语中的“非理性意义”，从交际的角度讲，就是“文化附加义”。语义学中把词汇意义分为理性意义和附加意义。理性意义是词汇的语言意义、核心意义；附加意义则指词汇的感情色彩、形象色彩、态度色彩和语体色彩等，亦称文化附加义。这种文化附加义最具母文化特色，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化群体对同一客体可能会有各自不同的主观评价，从而引起不同文化群体间人们交往的困难，影响正常的语言表达。因此对一些特殊词汇文化附加义的介绍也是使留学生了解彼此间文化差异的重要一环。
我们先看颜色词，颜色词中有着特殊的文化含义。这不仅仅在于操不同语言的人对颜色的切分不同（如汉语对颜色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认识划分，而利比里亚的巴萨语对颜色只有冷、暖两种认识），还在于颜色词有其特殊的联想意义，它能引起人们的特殊联想，激发特别的反应，产生特别的社会文化意义，从中可窥见民族的文化心态和感情色彩。比如“白色”，英语中的联想义是圣洁、美丽、纯净，因此西方人结婚时喜穿白纱礼服。而在汉文化中，白色却总是与低贱、凶丧的文化语义相联系。因为从汉代至唐朝，一直是“庶人以白为服”的，平民、贱民为“白丁”。
还有办丧事时，一律要着白服，所以白色总给人以不祥、不吉、凶兆、恐怖的联想义，这使中国人在喜庆团聚之时，忌用白色。又如yellow（黄色），英语中含有胆小、可鄙的文化语义，如果有人认为你是“yellow”（黄色的），那么，你在他的心目中就是“胆小鬼”。而汉语中的“黄色”却代表着帝王之尊。“黄，中央土之正色”（朱熹），黄色象征着中央皇权和社稷，因而它也就具有了尊贵、辉煌、崇高、庄严等文化附加义，至于它的“反动、淫秽、色情”的贬义含义，主要还是后来传自美国的。其他还有一些色彩词在中西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也是很不相同的，如“红色”、“蓝色”等等。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要注重揭示这些普通的色彩词中所隐含着的浓重的文化意蕴，尤其要着重讲解汉文化中不同色彩的不同文化内涵，要让留学生们认识到，汉语色彩词在古代不仅仅表示颜色概念，它还与封建的等级观念相联系，不同的色彩是不同的等级差别的标志。时至今日，也仍有某些色彩词在人们的心理上留有贵贱、尊卑、凶吉等不同的文化联想义。
其次看一些动、植物名称词语。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中，这样的词语，虽然其理性意义相同，但它们的文化附加义却不一定相同。如“梅、兰、竹、菊”（花木中的“四君子”）在汉语文化中可以用来象征正直、高尚、坚毅、纯洁等品格，而在其他的语言文化中就不一定有类似的意思。英语中还可用“猫”、“狗”来描写雨下得很大（raining cat sand dogs），汉语中就没有这样的用法。因此留学生在理解和使用这类文化词语时，常常感到苦不堪言。虽然力图依据汉语文化去理解，但往往因为知识的缺乏，只能停留在字面意义上不知所云，如果按照母语文化的习惯来使用，又会闹出一些误会。如一位留学生在作文中写道：“我家的家庭成员有我爸爸、我妈妈和我狗。”另一位留学生看到老师在运动场上跑得很快，便说：“老师跑得像狗一样快。”且不说“我狗”和后一个比喻运用得是否恰当，单看他们对狗的态度，便可看出不同文化的差异。英语中的“dog”不但不含贬义，反而还有亲切的意味，称“快乐的人”为“gay dog”，“幸运儿”为“luck dog”，“胜利者”为“top dog”。而汉语中的“狗”却多含贬义，人们常用狗来形容和比喻坏人坏事，如狗腿子、狗仗人势、狗血喷头、狗眼看人低、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在对狗是这样的一种心理认识中，表扬老师“跑得像狗一样快”只会让人哭笑不得。又据刘颂浩、田俊杰先生的《留学生汉语语用情况调查》介绍：
76名留学生在对“小赵干起活来，跟一只小老虎似的”这一比喻进行语义选择时，日韩学生大多选择小赵“力量小”，欧美学生大多选择小赵“很凶残”，选择小赵“有活力”的人不多，这说明这些学生的母文化中“虎”的寓意与汉语有所不同。英语中的tiger虽然也能表示精力充沛，但更重要的是“凶残”义，所以英语用the tiger指凶残本性，用tigerish指像老虎一样凶残，而汉语更重视虎的勇猛威武一面，常用虎来象征雄威、勇猛、力量及有阳刚之气。故《现代汉语词典》也把“比喻勇猛威武”列为除“虎”本义外的第一义项，与此有关的词语有很多，如虎将、虎背熊腰、生龙活虎、虎虎有生气、将门出虎子等。其他还有一些动、植物词，如龙、龟、山羊、大象、孔雀、喜鹊、松、莲等，都受到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的影响，具有民族文化传统的独特信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要努力使学生们理解这些词语的文化含义，结合中国特有的精神文化生活传统来加以解释，避免闹出笑话。
最后看成语、俗语、惯用语等，这些词语也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积淀，它们反映出一个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风土习俗、价值观念、思维习惯等种种文化因素。如“胸有成竹”、“刻舟求剑”、“不到长城非好汉”、“茶壶里煮饺子——有货倒不出”、“人心齐，泰山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些凝聚着中国人智慧的概念，是构成中国文化特色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要想让来自于不同地区的留学生看到这些词语就能产生与中国人同样的联想，就不能不教授这些词语的文化背景。也唯有如此，才能使其对汉语的理解不仅仅停留在表面意义上，而是深入到其内部，去掌握那隐含着的深层语义，从而真正做到得心应手地运用汉语。
以上对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的分析给我们最直接的一点启示就是：必须充分重视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因素。“入国问禁，入境问讳，入乡问俗。”这是跨文化交际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先决条件。对外汉语教学不仅是语言教学的过程，更应该是传授文化，使文化相互理解的过程，教师应当将语言教学寓于社会文化教学之中，尽可能地帮助留学生扩大知识面，从多方面比较不同文化的差异，使留学生逐步了解汉民族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语言习惯，真正理解某些语言的真实含义，从而有效地提高留学生对文化差异因素的敏感性，提高其跨文化交际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