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我们，被各种媒介包围着，特别是以电视和网络为代表的电子媒介，更是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电子媒介的普及，宣告了以单一的印刷文化为中心的社会文化格局的彻底改变，宣告着我们身处一个“读图时代”和“影像时代”，而且身处一个全方位传播、多媒体介质、流动迅速、信息增殖迅猛的时代。如今的社会状况，已经与上世纪初的媒介环境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诞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媒介素养概念，却对今日身处复杂多元的媒介环境中的现代人，具有很多现实的意义。
英国学者富兰克·雷蒙德·李维斯和丹尼斯·托马森于1933年发表了《文化和环境：批判意识的培养》（Culture and Environment ：the Training of Critical Awareness）中，首次提出了“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这个概念，目的是在面对以电影为首的大众传媒所带来的流行文化的时候，唤醒人们的批判意识，呼吁维护传统价值观念和精英文化。时隔八十多年，如何认识与看待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学界已经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和客观的判断。媒介素养的概念也经历了一个变化进步的过程——由最初的精英主义立场所提出的单纯的抵抗防疫阶段，到六十年代以后开始的文化多元化认识与实践；从重视独立批判能力的培养，到认识到媒介素养更应该是一种赋予民众传播能力与权力的阶段，提倡加强全民对媒介的使用能力与表达能力的培养。人们对媒介素养的认识走上了一条日趋完善、更加全面的道路。
媒介素养概念是在九十年代以后才逐渐被国内的学界接受的，这样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国的传播学理论一直延续美国传统，热衷于研究传播的效果等具有实用功能的环节，对欧洲的批判学派的研究一直未能形成气候，这一状况在九十年代以后才有所改变。另一方面在于我们的国情中，媒介一直属于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舶来品的媒介素养及其批判性的概念实质，似乎多有适应不良的“先天疾病”。由于这样的双重背景，媒介素养长期未能在传播学研究的主流领域获得应有的关注。
近二十多年来，我国大众传播媒介迅猛发展，而媒介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及其巨大的影响力也有目共睹，在这样的条件下，现实对媒介素养的需要并未因这一概念的被忽视而不存在，一些由于现代媒介普及而出现的问题也不因媒介素养概念的适应不良而消失。我们的媒介处在政治喉舌功能与商业赢利功能的双重体制中，在展现其政治属性、完成其政治功能的同时，由于媒介的市场导向而引起的种种问题也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冒了出来。一方面媒介导致的负面现象和影响比比皆是——媒介依赖、网络成瘾、虚假新闻或广告导致的错误行为、传播导致的歧视和形象扭曲等等；另一方面，如何正确应对日益普及的媒介，如何利用媒介为自己的生活工作服务等等问题，也摆在了政府、团体、企业和每个个人的面前。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从不同角度与层面不约而同地指向了提高媒介素养这一途径。
当然媒介素养并非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但是全社会媒介素养的低下却肯定是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之一，因而，在我们的媒介体制中，在当下的媒介发展环境中，重申媒介素养的重要性，建构一个既在学理上能站得出脚，又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的框架，既为充实理论做出一点努力，又能在实际的媒介素养普及与提高中做一些事，就成了我们的初衷和努力方向。毕竟，普及与教育，从来都是媒介素养的题中之义。
本着这样的理解，在浙江大学出版社的鼓励下，召集一干同仁，经过多次商议切磋，各自分工，写作成书。其中，杨星星完成第一、第二章，曹云雯完成第五章，孙信茹完成第六章，楼艺婵完成第三章，杨姣完成第四章。
如今，本书终于得以付梓印刷，在交付书稿的惴惴不安中，更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在提高国人媒介素养的社会实践中发挥一些作用，也希望我们的这份努力，能够有更多人的加盟。
在提高全民媒介素养方面，仅以此书尽我们的绵薄之力。
单晓红
2008年1月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