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公信力的获得是一个经年累月的漫长积累过程，同时它又是一个易碎品。2003年美国大报《纽约时报》自曝的“假新闻事件”使这家拥有152年历史的报纸遭遇信誉低潮。《纽约时报》为了挽回声誉，不仅在报纸上对旗下记者布莱尔存在作假、剽窃等问题的文章一一列举，同时还刊登了致读者的道歉信。道歉信援引《纽约时报》公司董事长兼发行人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的话说：“这是大大的不名誉。这一事件会把报纸与读者之间的信任毁于一旦。”
正是因为公信力对于一个媒体的发展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所以每一个负责任的媒体都在尽力地创造和维护自身的公信力。
3．传媒目标：号召力
不管已有的大众传播的效果研究结论如何，我们相信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一定是有效果的。其中最为显着的一个效应就是大众传媒通过打造公信力从而最终赢得了舆论号召力。一旦大众传媒获得了这种能量，那么它同时就拥有了干预现实的强大力量。
比起1938年引起恐慌的广播剧，因为2003年《南方都市报》的一篇报道推动了中国法制化进程的事件，也许更具有标本意义。2003年3月17日晚上，任职于广州某公司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前往网吧的路上，因缺少暂住证而被强行收容，几天后，他在收容所中被人故意伤害致死。《南方都市报》于4月25日发表了《一大学毕业生因无暂住证被收容并遭毒打致死》的报道，并发表了评论《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针对“孙志刚该不该被收容”以及“即使孙志刚属于收容对象，谁有权力对他实施暴力”进行追问，并振聋发聩地将批判的锋芒直指收容制度。此后，在法学界人士的公开呼吁下，在全国媒体的集体声援下，“孙志刚案”不仅得到及时审判，而且最终促使国务院废止实施了二十余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促进了中国法制的进步。
学者喻国明教授评价《南方都市报》时说，“并不仅仅在于其在孙志刚等一系列事件中的悲天悯人、追求事实真相的卓越表现，而且在于它试图成为主流报纸的自觉和激情，它不断地、自觉地、创造性地在体制的容量之内‘探底’，没有一般媒介那种’心智枷锁’，是一个有着专业主义理想和自觉的媒体。”不可否认，我们的社会存在着无数让人难以信任的传媒和新闻，而且它们的数量还有增加的趋势，但依然有像《纽约时报》、《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这样“有着专业主义理想和自觉的媒体”，它们用那些可亲、可近和可感的新闻报道在漫长的岁月里艰难地塑造着自己的公信力，并且最终赢得舆论号召力，成为这个社会温和而有力量的“领袖”。
（三）大众传播的洞壁景象
无论是对准确客观新闻的追求，还是对媒体公信力的维护，都是大众传媒对自身作为“社会了望者”形象的一种主观修饰和完善。然而，从客观效果上来说，大众传媒确实在用它们的信息传播为受众构造了一个虚拟世界。
经典案例：《楚门的世界》（ The T ruman Show）
楚门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封闭而美丽宁静的小岛——海景镇上，有一位美丽的妻子和一份稳定的职业，周围的人们和他和睦相处，一切显得那么和谐和顺理成章。但他不知道的是，这一切美好的东西竟然都是电视公司为一个24小时向全世界播出的真人秀节目所特意安排的。
他本人是一名孤儿，从小被电视公司收养，被放置到一个巨大的摄影棚里，成为那个真人秀节目的主角。他周围的所有人，父母、妻子、朋友，都是由演员扮演的；他周围看到的一切，包括日出、月落、潮生、降雨等，都是舞台布景搭建的；他所接触的一切，包括剪草机、小汽车、游艇，等等，都是拍摄用的道具；而他生活的所有细节和一切行踪都是被电视公司安排好的，并被这个巨大的摄影棚里无处不在的5000台摄影机拍摄着，24小时直播着。这就是楚门的Live（生活，也同直播）。
渐渐楚门逐渐察觉到周围的虚假和不自然，也厌倦了小岛的与世隔绝和一成不变，他开始了对新生活坚持不懈的追寻。经历生死考验后，他终于出走成功——但让他没想到的是他朝思暮想的彼岸竟然是摄影棚的墙壁。
当一切真相大白时，他仍然选择了离开，离开这个虚假的完美世界，走向他一无所知但真实的未来。
在这部获得了第71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1998年金球奖最佳男演员、最佳男配角奖的影片中，导演彼得·威尔用的讽刺手法展示了一个被媒体操控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节目的导演是上帝。影片中电视公司的导演声称自己是“Creator”（节目的创造者、上帝），正如是这个虚拟世界的上帝，正如操控着现代社会的媒介一样，这位导演也正操控着楚门的人生命运。当楚门要离开这个虚拟世界的时候，导演对他说：“外面的世界太做作，太险恶，远不及我替你打造的这个世界。”一语道尽媒介主宰的现代社会的悲哀，道尽人们需要媒介的原因——在险恶的世界中，我们需要媒介为我们打造一个个“白日梦”，让我们享受暂时逃避现实的快乐，减轻对生命的无力之感。影片的主角楚门最终选择了离开，但是沉迷媒体的现代人，有几个能有这样的勇气？
1．“洞喻”说
两千多年前，柏拉图的“洞喻”说就揭示了人们对认知外部世界过程中的思维困境，楚门的困境似乎就是来自这样的思维困境。在着名的《理想国》里，柏拉图提出过这样三个着名的比喻，“日喻”说、“洞喻”说和“线喻”说，其中，“洞喻”讲的是人们关于世界的认知会受到很多束缚和限制，只有努力摆脱限制，人们才有可能获得正确的知识。他这样比喻道：假定有一些从小就被捆绑着不能转身的囚徒面朝洞壁坐在一个山洞里，洞口外面有一堆火在洞壁上照出一些来往的木偶的影子，这些囚徒一直以为这些影子就是现实的事物；直到有一天一个囚徒解除了束缚，转身看到火光下的木偶，才知道原先看到的只是些影子；而当他继续走到外面，看到阳光照耀下的万物，才知道那些木偶也不是真正的事物本身，只是对事物的模仿。柏拉图最终指出，长时间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常常不能接受突然降临的光明，对阳光下的一切真实，反而不能接受。
无论是柏拉图的“洞喻”还是“楚门的世界”，在如今这个大众传媒充斥和操控的时代，都成为了现实，而不再是假说或者虚构的电影。楚门艰辛出走的尽头虽然是摄影棚的墙壁，但是他毕竟发现了真实；面朝洞壁的囚徒，终于也有摆脱束缚看到阳光的一天。而生活在大众传媒充斥的时代，我们与真实之间永远有无法逾越的信息环境，而大多数的我们却毫不察觉，我们自己其实就是柏拉图“洞喻”说里的“囚徒”，永远面朝洞壁，并且相信看到的木偶影子就是现实。
2．“远方的崇拜”
“今年你最关注的国际事件是什么？”、“你感到幸福吗？”、“艾滋病主要是指感染了HIV病毒”、“非洲非常贫困，疾病肆虐”、“我们的城市充满了危险”……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那种由个体精神主导的原发式的“天问”已经非常鲜见，通常的情况是媒介引发了我们对问题的思考，尽管人类原来并不需要如此，问题的不断累积和不断获得的有序解答，逐渐让媒介为我们建构起了一个观念世界。
在生产和社会交往的规模都十分有限的传统社会里，人们对于环境的认知和行为的选择都可以建立在亲身掌握的第一手信息的基础上。在这样的社会里，人和环境的互动关系可以用下图表示：
传统社会中人和环境的互动关系
但是，伴随着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的发展，人类生存的社会环境日益巨大和复杂化。社会的高速发展使大众传媒成为为普通受众了解，并且保持和世界接触的唯一便捷的途径。大众传媒产生以后，人和环境的互动关系发生了如下图所示的改变：
大众传播时代人和环境的互动关系
在客观环境和人们对环境认知之间插入一个信息环境所带来的改变是巨大的。因为人们不再根据客观环境，而是根据媒介提供的观念世界来认识环境和采取与环境相适应的行动。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别在于人一定是通过中枢系统来完成对感觉的判断，而不是简单的刺激反应。对于无法直接感知的经验，人们总是充满了想象和渴望。人所共有的这种心理被心理学家称为人类的“远方崇拜”。
当媒介产生之后，一方面由于自身感官的局限性和经验范围的有限性，一方面出于对于“远方的崇拜”，人们很自然地依赖媒介的信息来扩展自己的感觉范围和认知范围。特别是电子媒介出现后，人们对媒介的这种需求变得更加强烈。因为，广播电视让人的听觉和视觉得到真实延伸的同时，也替代人们完成了感知对象甚至思考方式的选择。但是，人心不是镜子，照见什么就表现什么，每个人还有从真实世界中获得的各种经验与价值观念。因此，在客观现实世界和每个人的心理世界之间，媒介世界成为一个特殊的部分。
3．“虚拟环境”
不知是否是受到了柏拉图“洞喻”说的影响，两千多年后的美国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发表了《公共舆论》，书中同样揭示了人们在认识外部世界的思维困境，他明确地提出当下人们的认识困境不再是洞口的火塘和木偶，而是来自媒介的制造。
（1）脑海图景和身外世界
沃尔特·李普曼不仅是一个多产的专栏作家，他建立了持续36年的着名专栏“Today and Tomorrow”，同时他的专着《公共舆论》成为他在学术上的精神遗产结晶与标志。尽管他没有被施拉姆确定为传播学的奠基人，但其学术成就越来越被传播学界认可。
书中提出的“脑海图景”和“身外世界”是他的学术精华。李普曼认为，脑海图景和身外世界是不一样的，但人们却倾向于把自己头脑中关于外部世界的图景当成真实世界本身。他说：“在社会生活的层次，所谓的人对他的环境的调整不过是通过虚幻的媒介进行的”，“只要我们认定一个图景是真实的，我们就会把它当成环境本身”。
而人们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心理倾向呢？李普曼认为有主客两方面的原因。主观上来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因素限制人对事实的认识。
这些人为的因素包括：新闻检查制度、社会交往范围的限制、人们每天注意公共事物的时间有限、将事件压缩为简短信息时必然会发生的扭曲、用简单的言辞表达复杂世界的困难以及对那些可能威胁例常生活的恐惧，等等。客观上的原因则是，外部世界太过庞大、复杂和易变，人们无法对一切事物都靠直接经验和直接认识。因此，“虽然我们不得不在这个环境中活动，但又不得不在能够驾驭它之前使用比较简单的办法去对它进行重构。”
大众传媒正是在为受众提供这样一个认识世界时更简单和有序的模式。
因为比起庞大和复杂的客观世界，人们经由媒介认识的世界是一个“可见可触可思可议”的环境，是好理解的，通俗的、简单的、有各种专家指点的、无所不包的。所以，大众传媒的舆论号召力和对现实的干预，实质上都是通过对受众脑海图景的建构实现的。大众传媒通过信息传播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帮助受众建立他们认为真实的脑海图景，并且让他们相信，这样的图景就是现实本身。
（2）媒介环境
人们的脑海图景之所以是幻境，是因为这个图景赖以形成的媒介环境同样是由符号所建构的幻境。这个世界并不是真实世界的再现，而是大众传媒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并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所以，李普曼说：“每一份报纸在它抵达读者手中之时，都是一系列选择的结果……这里没有什么标准，只有习惯。记者惟一可以确切无疑地报道的事实只有很少的一点，例如某人破产了，但怎样报道为什么破产了却有上百种方式，并没有固定的标准。因此，记者的‘真相’只是他的‘真相’。”所谓的客观性报道准则，不过是使新闻看上去能更接近真实的策略而已。
媒介人物和媒介事件组成了可知可感的媒介环境。
A ．媒介人物
媒介人物是指媒介中出现的人物，有真实的人物，也有虚构的戏剧人物。
媒介中的真实人物以娱乐界明星为主，但着名的“炉边谈话”使媒介人物从娱乐明星拓展到政治家。罗斯福在其12年总统任期内，共做了30次炉边谈话，每当美国面临重大事件之时，总统都用这种方式与美国人民沟通。在罗斯福上任后雷厉风行地推动第一次新政时，这种方法的作用表现得最为突出。他是杰出的表演家，声音里充满暖意，他时常谈个人的情况，甚至谈他的狗- “我的爱犬法拉”。从此以后，政治人物频频成为广播电视明星，总统竞选成为个人魅力的大比拼。现在的媒介人物则遍布社会各个层面和各种职业。
美国学者格伯纳对美国黄金时段热播的电视剧中主人公的职业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这些电视剧中的人物构成与现实人物差距甚远。
现实电视剧
男女比例 1：13：1律师、法官和警察 总人口 1%20%由于媒介的选择、塑造和人们的掩饰行为，所以出现在媒介上的人物，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戏剧人物都与现实中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