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形成的用生态学重建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有W·莱斯、B·阿格尔等。他们认为，生态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它是由资本主义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造成的。过度消费即异化消费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消费方式，它有助于异化生产。不消灭异化消费，就不能消灭异化劳动，也不能有效地制止生态危机。因此，必须用小规模生态技术取代高度集中的大规模工业技术，使生产过程分散化、民主化。这样，才能走向能够消除生态危机的“生态社会主义”。
绿党把生态化当作自己的目标之一，认为工业文明的机械技术是“硬技术”，它大量消耗硬能源——如煤炭、天然气、石油等，极端地浪费原材料来进行工业生产；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来发展农业。因而它破坏自然环境，导致生态危机，危害人类生活。而生态文明的“软技术”大力提倡软能源——如风力、水力、太阳能等利于环境保护的再生能源；它理智地使用自然资源，采取封闭式的再生循环技术，以便对资源进行再生性综合利用；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来发展生态农业，以促进生态系统恢复元气。由于软技术对自然采取和平的、非暴力的利用方式，因而它有利于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它是小规模的和分散化的，尊重人性；它有利于对社会需要的工作进行公平分配，人们生活在自愿组织起来的社会经济共同体中，这种共同体最能体现人们在社会中的联系和民主权利，没有失业存在。
上述对生态危机的反思和对工业文明的批判是深刻的，但具有片面化和悲观主义倾向。实际上，虽然科学技术、工业文明是导致生态危机、使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原因之一，但它又是人类改造自然所取得的一个巨大进步。
生态文明的目标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正确的，但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不应该像他们所说的那样，通过降低人干预自然的程度来达到二者的消极统一；而必须以实践为基础、以法律为保障、以科技为手段来保证人与自然之间的动态平衡，来实现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发展。
五 社会文明转型与思维方式变革
人类的思维方式最切近的基础是他们的实践方式。随着人类社会文明形态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跃迁，人类的思维方式也必然发生根本的转变。
这一转变的轨迹表现为以下基本趋向。
1．从主客二分到主客相融
伴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兴起，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发生了称之为“认识论转向”的重大变革。其突出特征就是在“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的二元对立中去探索“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笛卡尔是近代第一个自觉面对和认真思索这一问题的哲学家。他提出的“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命题，把认识主体从自然界的整体中剥离出来，将认识的主体性原则确立为哲学的第一原则，从而奠定了近代西方哲学主客二分式思维的传统。
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形成，无疑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它克服了古代“人学空场”的思维倾向，极大地弘扬了人的主体性，深化了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把握。但这种思维方式也潜在地蕴含了把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绝对对立的形而上学倾向。在培根看来，“知识就是力量”，人只要掌握了规律，就可以获得改造自然的无穷能力。但是，人类总是受自然的制约，人类要摆脱这种不自由的状态，就要不断地与客体斗争，战胜它，以获得最大的自由和彻底的解放。在康德看来，“理性为自然立法”，不是自然牵着理性走，不是理性到自然中去寻找法则，而是自然服从理性的安排。西方哲学对于主体性的弘扬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近乎于偏执的状态，从而也就日益显露其违背世界本性的弊端。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人类对于自然近乎疯狂的征服和改造。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上，“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观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把自然看成可以无止境地满足人类欲求的对象。人类盲目陶醉于对自然的改造，而认识不到自然界对人类力量的作用和影响。从整个近代以来人类社会文明的进程和结果都可以看到这种思维方式的深刻影响。
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从反面教育了人类，也意味着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终结。现代西方哲学在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中，出现了向主客相融思维方式的转化。海德格尔在《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一文中，提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思想。他认为人不应为“自然立法”，不是充当自然的主人，而应倾听自然的呼声，顺从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着名物理学家惠勒所言更具代表性，他指出：人并不是独立于自然的存在物，而是嵌入在我们所描述的自然界之中。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随着人类生态文明意识的觉醒，主客相融的思想已不再是学者的见解，而逐渐成为一种公众意识和思维方式。人们日益认识到，在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非此即彼的绝对对立是不存在的。
主体的客体化以及客体的主体化，在社会发展中随处可见。人类的创造活动改变着自然界，自然界又反过来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类只是地球这个整体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人类不能只向自然获取，而不顾及对自然产生的后果。人类爱护自然，也就是爱护自己；人类伤害自然，也就是伤害自己。因此，人类必须自觉摈弃那种把人类与自然对立起来的主客二分思维方式，代之以“天人合一”的主客相融思维方式。
理解从主客二分到主客相融的关键是对人类实践的深层结构的认识。这是因为，思维方式本质上不外乎是实践结构的内化与升华。马克思的实践观认为，实践是人与自然相联系的中介。劳动的发生是把人与自然界相区分的开始，同时又是人与自然界相统一的基础。在劳动实践中，人通过对象化作用于自然，实现了主体的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过程。在这一相互关系的结构中，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是人的实践活动展开的前提和要素。对于自然的这种“优先地位”，人类是不能轻言占有与征服的。主客二分式思维就在于囿于实践结构中主体与客体对立的层面，而忽略了自然这个根本性前提。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则要求从更高的意义上确定人类实践活动的合理性内涵，在充分尊重客观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实践活动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由此，主客相融思维方式的形成就有了逻辑的必然性。
2．从机械还原论到有机整体论
与近代工业文明发展相伴生的思维方式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机械还原论。
这种思维方式是把事物整体分割为各个组成部分、各个片断，然后加以分门别类地研究；同时将高层次归结到低层次，依次递进，逐级递归，最后归结到最低层次，从而找出作为终极基础的最大范围的同一性。这种思维方式是在当时自然科学的水平上发展起来的，它较之于古人直观猜测的认识方式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因而是精确研究自然的开端。但是，这种思维方式把自然界的各种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考察，不可避免地带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形而上学局限性。
机械还原论的思维方式拘泥于线性因果联系的决定论观点，过分自信于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有限认识成果，以为只要认识了事物的各个细节，就可以完整准确地预测整个事物的运动结果。事实上，自然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整体，人类活动的结果有些可能是迅速的，有些可能是滞后的；有些可能是比较直接的，有些可能是间接的；有些可能是有利于人类的，有些可能是对人类有害的。人们往往只能看到或预测到自己活动的第一个结果，而对它所发生的第二个或更长远的结果，往往是无法预知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经讲述过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些地方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储存水分的中心。就此，恩格斯告诫人们：“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对于人类违背生态系统运行规律的“征服”、“主宰”自然界的企图，自然界都以其特有的方式惩罚了我们。这说明，近代以来盛行的机械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尽管在推进人类社会文明进程中发挥过巨大作用，这种作用至今在一些领域内还会存在下去，然而，从整体上说这种思维方式一统天下的格局已经走到了尽头，它必将为适应新的生态文明观的思维方式所取代。
现代科学发展中出现的新理论如系统论、协同论、复杂性科学以及环境科学、生态科学等都是以客观世界的整体性、有机性、复杂性为对象的。这些理论告诉人们，当人们进行某种科学研究时，必须把对象放在一定的环境中，而不能把它孤零零地抽取出来单独地进行研究。因为，对象只有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才能表现出它全部复杂的性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有机整体，作为有机整体所表现出的涌现属性要复杂得多，是不能用还原方法通过认识各个部分然后简单相加得出的。客观世界作为整体其内部联系也并非是理想化的、简化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出复杂的非线性关联。这种非线性因果关系表现为：原因与结果在时空上并不总是紧密相连，因而具有与人的愿望相悖的反直观性；原因和结果也不是简单的线性传递，而是相互作用，形成一种反馈结构机制；由于系统受环境及多种条件的复杂影响，人所掌握的信息不可能是完整的，因而对系统的发展预测也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总之，现代科学的发展以及环境自身的变化，都加深了人们对于客观世界整体性、复杂性、有机性的理解。过去那种运用简单的方法（线性模型）与简单的思维（单纯优化）来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已经不能用来对付复杂的现实世界，它必然要让位于以整体性、复杂性、非线性为特征的新思维方式。
3．从价值单一性到价值多样性
文明形态跃迁导致的思维方式变革不仅有认知方面的，也有决策方面的。
决策思维方式的变革对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及其结果更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
影响决策思维方式最根本的因素是主体的价值观，其中特别有重要意义的是主体所持有的价值尺度或叫价值标准。决策的过程是以权衡利弊、评估选择为基础的，如果价值尺度本身有问题，人们就很难做出明智审慎的决策。价值尺度对人的决策思维活动起着规范和导向的重要作用。
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往往是以单一性的价值尺度作为决策思维方式基础的。
表现在：
（1）价值主体的单一性。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广泛传播，使人类对自身能力的自信达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人们相信，人类不仅是唯一的价值主体，而且是自然界的中心和主人。自然界和其他一切生命物体都是人类实现自身价值的手段，都可以供人类任意“奴役”和“改造”。更加危险的是，工业文明时代的人们把“人”狭隘地限定为当代人。他们把现实利益放在第一位，强调的是眼前利益，甚至不惜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满足自己的欲望。
（2）价值关系的单一性。自然界作为价值客体对人类的需要的满足是多方面的，可以形成多重价值关系。但是，人类在工业文明时代中把经济发展作为所追求的唯一价值目标，从而把人与自然间的价值关系单一化了。这不仅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偏离了正确的目标，造成了发展的片面化、单向度的后果，而且也给自然界带来了深重的伤害。总之，把价值主体归结为唯一的人类，又进一步归结到当代人；把经济发展作为人类的唯一价值追求，造成了人类价值观的严重扭曲。历史已经证明，这种以单一性价值尺度为基础的决策思维方式不仅没有能够成功解决当代人的需求问题，而且也给人类的未来造成了更加深重的危机。这一切说明，人类的决策思维方式必须有一个根本性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