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研究已经囊括了主要的企业网络化成长过程中的运行机制，由于研究是基于小样本的科技型企业为考察对象，所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符合非技术型企业。现有的相当数量的集群企业属于非技术型企业，不同网络化运作机制对企业成长的不同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3.3.6 网络演化与企业成长
许多学者关注了网络演化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如MacMillan（1983）认为建立网络和接触是决定任何企业成功的主要因素，Sedaitis（1997）指出建立网络便利了组织结构和战略的差异化。Berger et al（1995）特别指出，企业处于一个与其他组织交互作用的开放环境中，企业和网络处于共同演化之中，这种演化为企业成长创造了机会，也就是说，以前交易关系的历史这种时间嵌入（temporal embeddedness）会对企业对未来的预期形成影响。
Butler 和Hansen（1991）认为网络是不断演化的，企业的网络一般存在着创业、业务起步、业务开拓三个阶段。在创业阶段或业务启动之前阶段，企业家的社会网络格外重要，它为企业家提供了一系列的机会集（opportunity set），也就是Penrose（1959）所强调的企业管理团队能够识别和利用的生产机会集（productive opportunity set）和Kirzner（1979）所认为的企业家必须具备的机会识别（opportunity recognition）能力，企业家可以通过这种社会网络获取无形信息和有形资源。在业务启动阶段，为了追求企业成长，企业家就必须拓展原来的社会网络，根据自己的业务需要与个人、组织建立联系，建立起新的业务导向网络，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网络就此结束，因为有关未来业务机会的信息仍可以通过社会网络进行传输。这种业务导向网络的形成情况与企业家对企业成长的追求程度密切相关。在业务开拓阶段，企业主会基于成长和利润考虑建立战略网络，企业家对网络及其对企业成长的重要影响有很高的认知，与竞争者和其他重要行为者建立关系导致了共享的收益，如生产知识和市场声誉。以上只是一个理论模型，事实上有些阶段尚未达到，也有些阶段可能被忽略了，或是这些阶段是同时发生的。如由在位企业衍生出的新企业可能就形成了战略网络（Malecki& Veldhoen，1993；Vaessen & Wever，1993），但是这种网络演化模型是具有很强解释力的。
Schutjens 和Stam（2000）研究了企业成长与网络关系时空变化之间的关系。他们得出，新建企业（创办三年以内）的销售关系更多是社会关系，随着企业成长，其主要业务关系在地域上有着持续的集聚趋势，外地的关系随着本地关系的增强而逐渐弱化。随着企业成长，企业网络从社会网络转向业务网络，上游接触变得更为商业化，但下游接触变得更为社会性，这可能与忠诚的、稳定的顾客和市场接触的重要性随着市场竞争和专业化加剧、市场需求变化有关（Cornish，1995）。企业业务关系的类型变化十分有限，只有少数企业拥有三个或更多的主要顾客、供应商和外购关系，原因可能在于企业的规模还很小。性别、教育程度、企业的创新行为、所在地和产业对企业网络演变有重要作用，创新企业、教育程度、所在地对合作有正向影响。性别对企业的合作始终存在影响。较高教育程度的企业家有更多的外地业务关系，除了供应商关系之外。许多大城市的企业将销售关系拓展到了外地，但是其中的大多数企业还是与其老顾客和供应商保持着联系。产业类别对关系来源没有显着影响，商业服务企业比制造业企业更加经常地与外地建立销售和合作关系。
Larson 和Starr（1992）构筑了网络形成模型以解释交易关系的转变，即从相对简单的、单一的二元交易转变到组织间的稳定的、多维度的密集关系。该模型描述了用以获取企业成长所需的关键经济和非经济资源的三阶段企业家网络，即第一阶段的关注于双向价值的网络、第二阶段的将关系转变为社会经济交易的网络和第三阶段的通过多次交易将关系分层化的网络。他们指出，一家企业的成长得益于稳定的、可信的、可创造收益的企业间关系和企业家个人关系。这种能够动员可以创造收益的关键资源的网络关系导致了企业的成长（Garnsey，1998）。
Birley（1991）也指出，在企业成长的初始阶段，企业家非常依赖于朋友、家庭成员的非正式网络和通过本地邻近接触获取相关信息和知识；在此后的阶段，企业家逐渐依赖于专业银行、会计机构、律师行、供应商、政府部门等，从它们那里获取所需的业务信息。但他的实证并没有显示出年长的企业更加依赖业务导向网络。Butler 和Hansen（1991）预言，随着企业成长阶段的演进，企业网络将从非正式网络转向正式网络，但他们的实证研究没有支持这种预期。相反，Johannisson（1996）研究发现非正式网络随着企业成长而处于核心地位。
可见，目前对网络演化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形成一致，包括样本企业的特征属性差异在内的很多因素可以作为原因解释，特定的地域社会经济文化因素也是重要原因。目前对我国集群演化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还很少，也就很难为我国企业集群化成长提供理论支持。
3.3.7 企业家个人网络与企业成长
企业家在企业网络化成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Jarillo（1988）指出网络化已经成为新竞争商业环境下企业家用来获取外部资源的最为常用的方法，而知晓网络的重要性以及掌握网络战略的所需技能是企业家能力的两个重要方面。Nohria（1992）也指出，企业家现在应该重新定义与销售商、用户甚至竞争者的关系，寻求建立广泛合作的网络关系。
在企业集群化（网络化）成长研究中，学者们高度重视企业家个人社会网络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大多数研究并没有区分社会网络和业务网络，原因可能在于中小企业的企业家社会网络与业务网络高度交错而难以分离。但Birley（1991）、Butler 和Hansen（1991）等许多学者已经指出企业家个人社会网络对企业成长的主导地位随着企业成长而逐渐被正式的业务网络所替代，虽然前者还将发挥一定的作用。如Tell（1999）的研究表明，个人层面和公司层面的外部关系都是中小企业成长的一个重要补足物，前者可以降低不确定性和改变价值观，后者可以启动组织之间和组织内部的成长项目。
Batjargal（2001）从嵌入性视角，检验了俄罗斯企业家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对企业绩效（成长）的影响。基于1995年对75位企业家的面对面访谈，并在1999年对其中56位企业家进行跟踪访谈。他以销售额增长、边际利润和资产回报率三个指标表示企业绩效（因变量），以网络规模、关系强度、资源获取程度作为自变量，将产业、企业规模、地区和企业起源（新建还是私有化企业）当作控制变量，运用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研究对比了结构嵌入性、关系嵌入性和资源嵌入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不同的企业家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有着不同的影响，关系嵌入性和资源嵌入性对企业的销售增长、边际利润和资产回报有直接的正向影响，而结构嵌入性对企业绩效没有影响。
Senjem 和Reed（2002）在社会网络文献研究基础上，测度了网络封闭和网络中介假设，检验了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好莱坞电影企业的绩效。研究发现，企业家个人网络的规模（他认识多少人）对企业成功是重要的，但是规模大小这一单个因素不足以保证企业成功。企业家以前的关系数目比企业家的个人经验、能力对企业成功更具重要作用，在初期尽可能多地建立关系是重要的。但是，网络约束与企业成功的系数为负表明特定网络提供的价值大小会逐渐减少，在同一网络中不断地工作对企业的绩效形成了负向的影响，即网络的价值可能会被消耗完，因为太多的冗余关系限制了新信息、主意和创造力的传播。此时的工作重点在于采取有效手段利用这些关系。当新的企业加入网络吸收网络的利益时，特定网络提供的利益可能达到了最高峰。他还指出，关系是路径依赖的，企业家需要意识到社会资本来源的中介性和封闭性，应该认识到通过网络封闭的作用获取社会资本是有限的，而找到这个临界点十分关键。当进行融资、销售和其他合作时，企业家不应该耗尽现有网络的资源而应该通过网络中介机制不断拓展其网络。
Jianwen Liao 和Welsch（2001）在Nahapiet 和Ghoshal（1998）社会资本的结构（structural）、关系（relational）和认知（cognitive）三个维度观点基础上，研究运用美国国家中小企业研究小组的数据资料，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得出，社会资本对企业成长愿望起着显着作用，社会资本增加了企业从网络获得资源的可能性和可利用能力，激发了企业家发展企业的信心。但不同维度的社会资本对成长愿望的影响程度不同，如经验和教育背景等人力资本因素与成长愿望没有显着关系。对于技术型企业而言，企业家从关系的嵌入性获得了更多的利益，结构资本对技术型企业的成长愿望没有显着影响，也就是说广泛社会关系并不是技术型企业成长的前提条件，稀疏的社会网络以及强社会关系导致了技术型企业的极大成长愿望，行为者之间的信任和信赖与技术型企业的成长愿望有着正相关关系，同时，社会资本的每个维度彼此增强，都增加了技术型企业的成长愿望。对于非技术型企业而言，从结构的嵌入性中受益更多，获取的主要是物质资源而不是新信息和知识，广泛的社会关系确实增加了非技术企业的成长愿望。
他们的研究结论意味着网络封闭（Coleman，1988）和结构洞（Burt，1992、1997）观点并不是对立的。稀疏的社会网络对企业成长有利，因为企业可以获得适度的信息和知识，可以花费较少的关系维护费用。认知资本与成长愿望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因为高度共享的规范和价值限定了企业可接受的行为和制止了机会主义行为。通过改进外部学习的途径、增加成员之间的交易愿望和改进知识转移和转化的效率，增强了企业家的成长愿望。
但是，Reese 和Aldrich（1995）研究发现，企业家个人网络的规模与企业成长之间没有关系。Cohen 和Fields（1999）对硅谷的研究认为，弱关系的力量创造了硅谷技术企业的快速成长。Putman（1993）认为硅谷并不是一个市民参与网络，相反是一个外地人（陌生人）的世界，那里没有很深的历史，很少有家庭关系，社会结构化程度很低，它是一个新来者独立甚至孤立的世界，但是弱关系的力量创造了硅谷技术企业的快速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