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译制片的诞生与发展
一、国外的译制业情况
自20世纪30年代有声电影问世后，美国第一部影片在巴黎上映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观众冲着银幕上的剧中人大叫‘讲法语’！”这段插曲说明，早先的无声电影动作性强，加上配有字幕，无论哪国拍的默片，所有国家的人都能看懂，如喜剧大师卓别林拍的默片，深受各国人民欢迎。而有声电影则不然，影片中人物的思想感情的抒发与交流、矛盾冲突的展现、情节的发展等，往往要靠剧中人的独白或对话来体现。观众因听不懂外语，看不懂影片内容而发火，强烈要求片中演员讲本国语言，是可以理解的。自此，西方制片公司的资本家为了使他们拍摄的有声电影让外国人看懂，从而扩大国外市场而获利，便兴办译制片。如美国米高梅制片公司在法国、罗马都曾设有该公司派员开办的译制片基地。译制人员多半是当地聘用。发展到今天，意、法、德、俄（包括苏联）和我国等国家都有了专门译制影片的机构，不过兴办译制片机构的目的却并不完全一样。
译制片在西方诞生后，使不懂外语的观众可以看懂任何一国拍摄的有声影片，这在客观上起到丰富各国娱乐事业的作用。同时，通过配音复制还可以弥补原片的某些不足（包括演员方面）。但是，也有其显而易见的消极面。
例如：某些西方大国将其生产的影片，包括质量低俗的影片，经过配音复制向国外倾销，占领外国市场谋利和进行文化渗透等。
苏联的译制片是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才开始有的。苏联有15个加盟共和国，也是多民族国家，有130个民族和部族，十万人以上的民族有27个。
他们的译制片主要是将俄语版译成少数民族语版，也译输出片，多半是输向东欧各国和我国，也译制一定数量的外国影片。曾为我国初建译制片时，提供了帮助。
二、我国译制业情况
外国电影进入中国几乎就在西方人发明电影的同时。1896年，也就是电影诞生的第二年，一种叫做“西洋影戏”的影像节目在上海的徐园上映，那就是最早进入我国的外国电影。自那时以后到新中国建立以前的半个世纪里，电影作为一种大众娱乐方式，一种技术，一种艺术在中国逐步发展起来，到1934年，中国的电影院已经有三百余家，到1948年已达六百余家。然而，那时积贫积弱的中国正遭受外国的侵略，中国电影的生产和放映大多把持在外国公司的手里，影院里上映的多数是外国影片，中国民族电影工业只能在外国电影垄断的夹缝中奋力抗争，虽然成立了几家一定实力的电影公司，如新亚影片公司、明星公司等等，后来也拍摄出了一些像《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的杰作，但从规模和技术上都无法与外国电影抗衡。例如，1946年在上海所放映了383部故事片，其中美国片352部，占92%；英国片15部，占3.9%；苏联片3部，占不到1%；中国影片13部，仅占3.4%。今天回顾那段外国电影涌入中国的历史，我们感到的是无奈和悲愤。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译制片。由于当时进入中国的电影一般都是默片，不存在语言翻译的问题，后来有了一些有声片，一般都是原文放映。为了帮助观众理解这些有声片，当时的影院也想出了一些办法，如印发故事说明书、放映幻灯小字幕、由解说员解说等等，少数影院还有“译意风”，在电影放映时现场翻译。但真正意义上的电影译制，也就是将外国原版影片加工成用中文配音的影片，是到新中国成立前后才出现的。
作为我国电影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国电影译制业几乎与新中国同龄，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艰苦创业到兴旺发达的发展过程，它在中国的诞生比西方要迟20年左右。电影译制是一种文化事业，一种经济产业，一种艺术创造形式，一种大众娱乐方式；同整个电影事业一样，电影译制与社会的方方面面紧密相连，在中国对外开放、社会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更具有重要意义。如今，看进口大片已经是一种时尚；人们尽情领略异国的风土人情，看到银幕上的外国人操着地道标准的汉语普通话，言谈举止和谐得天衣无缝，足以以假乱真。然而，在这精彩与辉煌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电影译制工作艰苦的探索，不懈的努力。半个世纪的电影译制事业造就了一大批电影艺术家，他们的艺术成就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为中国的亿万观众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艺术享受。我国译制片无论译制质量，还是译制速度都早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仅上海电影译制厂自1950年至1995年10月，已为五大洲49个国家拍摄的九百余部影片配成了汉语对白，其中多数是国际影坛较有影响或有代表性的作品。同时又将我国一些优秀影片译制成外语或解说，介绍给外国观众。此外，还为外国的电视片、美术片配音，也为国产各片种加工配音。这些为中国电影观众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户，为国际的文化交流，为沟通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了解架设了桥梁。
曾经有过一些认为“译制片”会有损原片艺术成就的中外人士，当他们看了我国成功的译制片后，观念正在发生变化。英国着名导演查尔斯·贾洛特参观上海电影译制厂后说：“看外国影片不仅可以配字幕，而且可以配音以求传神达意。”日本女演员中野良子来上海访问，特地到上海的影院观摩自己主演的影片，看看在中国的放映效果。看完后深深折服于我们配音演员的功力，当问及“你并不懂汉语何以这样评价时”，她的回答是：因为观众的反应的热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在日本本土的放映。可见，我国的译制片虽然起步虽晚，成就却早已蜚声海内外。
同时，人们对邱岳峰、毕克、向隽殊、李梓、童自荣、乔榛等一大批优秀的配音演员的声音也耳熟能详、欣赏备至。
1.我国第一部译制片的诞生
最早开创我国电影译制事业的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东北电影制片厂”。这个电影制片厂早在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就开始筹建了，原名为东北电影公司，厂址在长春，1946年10月1日正式命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人员主要由来自延安的电影工作者、日伪满洲映画株式会社的遗留人员、东北地区当地的一些电影工作者组成。解放战争东北战役期间，东北电影制片厂迁至黑龙江北部的一个小城兴山，1949年长春在新中国成立后又搬迁回长春。
第一任厂长是舒群。1946年，袁牧之从苏联学习归来，被任命为第二任厂长。
1948年，当时地处兴山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已建厂3年，初具规模，袁牧之踌躇满志，决心大干一场，他提出了七种影片的生产计划，即新闻片、艺术片、科教片、美术片、翻译片、幻灯片、新闻照片，其中翻译片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译制片。
在解放战争的年代里，苏联进步影片已在广大解放区放映。观众只有通过幻灯字幕或放映员用土喇叭讲说简要情节来了解影片大概，不能很好地让观众理解。袁牧之于是产生了要为这些电影配上与演员表演同步的汉语对白的想法。1948年7月的一天，袁牧之就把创办电影译制的工作交给了袁乃晨。袁乃晨是部队话剧演员出身，既有艺术才华又朴素干练，他只身来到哈尔滨南岗区的莫斯科电影院，找到苏联影片进出口公司的总代理聂斯库伯，与他商洽翻译苏联影片的业务。此前，已经有一些苏联电影在上映之前进行了加字幕等翻译性质的处理，是由香港和印度等地的电影公司制作的。起初，聂斯库伯不太相信东北电影制片厂能够做好苏联电影的翻译，几经周折，在袁牧之的大力支持配合下，袁乃晨终于与苏方签订了为苏联电影做翻译配音的合同，一个月后，他们拿到了第一份准备翻译的电影原本《马特洛夫》。
袁牧之和袁乃晨马上组织人员，安排设备，全力以赴地开始了译制工作。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经验，他们一步步地摸索，一次次地试验，终于于1949年5月完成了全部的译制工作。
影片译制完成后，安排在厂里的小礼堂试映，请来了包括聂斯库伯在内的有关人员观摩，结果大获成功，放映结束时全场掌声雷动，全厂职工欢呼雀跃，无比激动。聂斯库伯连声说好，同意以后所有的苏联电影的华语翻译都由东北电影制片厂来做。此片正式定名为《一个普通的战士》，由袁乃晨导演，孟广钧、桴鸣、刘迟翻译，张家克、高岛小二郎录音，主要配音演员有张玉昆、吴静等。1949年8月开始公映，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这就是我国电影史上第一部译制片的诞生过程，人们赞誉袁乃晨在开创我国译制片事业上的杰出贡献，称他为“中国译制片之父”。
《一个普通的战士》（后又改名为《普通一兵》）的译制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东北电影制片厂译制人员，他们毫不懈怠，一部又一部地译制新片，一发不可收拾，仅在1949年的下半年就接连完成了另外两部苏联电影的翻译，即《俄国问题》、《伟大的转折》。第二年的产量更令人咋舌，多达31部。东北电影制片厂生产的译制片不仅在北方上映，在南方也同样受到欢迎，尤其在具有中国民族电影光荣传统的上海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这些译制片令上海的观众耳目一新，更激发了那里的专业电影界同行开展电影译制的热情。
2.上海电影厂继东影之后开始制作译制片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年9月《大公报》发表了一份当年7月上海上映的国内外影片统计材料——
国营影片（东影、北影）3部1.5%
民营影片54部25.5%
苏联进步影片12部6%
美、英影片（美片占绝大多数）142部67%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影片占据着我国广阔的电影市场，尤其是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典型城市——上海。上海所有大影院，如：大光明、美琪、国泰、卡尔登……全部以上映美英片为主，国产影片很难在这些影院上映。因而激怒了上海各界人士。他们纷纷写文章、发表讲话请求政府检查、限制美国电影的上映，扶植和建设我国自己的电影事业以及大量译制苏联革命的电影。
在各界的呼吁声中，上海电影制片厂1949年11月16日成立了，从属该厂的翻译片组（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前身）也应运而生。1957年4月7日，翻译片组脱离上海电影制片厂，成为独立的电影生产单位，并命名为上海电影译制厂。1949年冬，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翻译片组刚刚成立就接到中央电影局要求其在第二年完成10部电影翻译的任务，组长陈叙一随即带领周彦、寇嘉弼、陈锦荣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参观学习，向那里的同行学习经验。陈叙一一行于年底返回上海，马上就开始准备第一部电影的翻译工作。1950年3月，《团的儿子》（即《小英雄》）的译制工作全面展开，担任翻译的是陈涓、杨范，导演是周彦、寇嘉弼，配音演员有姚念贻、张同凝、陈松筠、邱岳峰。他们白手起家，克服重重困难，在借鉴东影的译制经验的基础上，用了27天，于1950年3月便生产出上海电影译制厂（前身）的第一部译制片《小英雄》。不仅如此，到1951年底，上海电影制片长翻译片组共完成11部电影的翻译，超额完成了中央电影局下达的任务。
上海电影制片厂虽然在大都市，那时的条件也十分简陋。1949年6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本部搬迁至梵皇渡路，他们把一间十五六平方米的一个旧汽车棚改装成一个放映间，墙壁刷上白色后加上木框权当作银幕，录音间设在厂部三层楼的楼顶上，安装了一台放映机和一台苏联制造的小型单声道光学录音机，他们用麻袋片包上稻草覆盖在墙壁上当作隔音板，一段时间以后显得十分破旧，大家戏称这个录音间为“露音间”。他们冬天用棉被挡风，夏天弄来一些冰块降温，录音的环境很差。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制作出了《乡村女教师》、《列宁在一九一八》等一大批制作精良的上乘之作，成为深受观众喜爱的译制片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