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浙江省全部从业人员为1795万人，其中第一产业从业人员高达1343万人，占全部从业人员的75%，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分别为307万和145万人，占全部从业人员比重仅分别为17%和8%；到2007年，浙江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下降到653万人，占全部从业人员比重为20.1%。过去30年，浙江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平均每年1.83个百分点的速度减少，预计到2012年左右，浙江农业劳动者占全部社会阶层人员的比重将下降到15%左右。
随着第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农民工的数量也超过了传统上由城镇居民构成的产业工人，使产业工人队伍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农民工已占企业员工总数的近60%。2006年绍兴市流动人口务工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总数的50%，成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员工的主体。全省在私营企业里工作的雇工有616.17万人。
正是社会化小生产实践形式的发展，才一方面促进了浙江省农民的非农化，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浙江省人口的城市化。不仅如此，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还拉动了省外农村流动人口的在浙江的非农就业。
2.企业家、经理阶层形成
企业家是与创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按照熊彼特的理论，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创新，而创新需要企业家风格或企业家职能的资质，即创新精神与风险精神。阿罗也认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企业家的个人才能比企业作为一个组织的作用要大得多。企业家是高度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一种高效的对人力资本的激励机制往往有利于企业家的产生。打开企业的“黑匣子”，可以发现企业的规模是企业家能力的函数。只有企业家能力的发挥有充分的外部制度环境保障，企业规模才能得到扩张。
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经理阶层等一批新的社会阶层迅速形成。截至2007年6月，全省有私营企业43.12万家，投资者97.72万人，个体工商户178.07万户，从业人员372.93万人。
根据张翼先生的研究，认为浙江省的业主阶层人数所占百分比较高，比同时期上海市的业主阶层所占百分比要高出0.2个百分点，比福建省的业主阶层的人数所占百分比要高出0.5个百分点。业主阶层是指凡有自己的企业，并且在自己的企业中雇佣了8人或8人以上的雇员的人，属于该阶层。小雇主阶层则是指凡有企业且雇佣了1～7个雇员的人，属于该阶层。而自雇阶层则指凡是个体户或注册了企业但不雇佣他人劳动的人，属于该阶层。假如加上出国在外的浙江省业主和在国内其他地方经营企业的浙江户籍业主，那么，浙江省业主阶层的人数百分比，还会高出很多。
浙江省小雇主阶层的人数百分比也很高，为4.7%。而上海市仅仅为2.6%，福建省为3.4%——都比浙江省低了很多。浙江省的这个数据，与1980年美国和瑞典的小雇主阶层所占的比重差不多（美国当时是4.8%，瑞典当时是4.3%）。但比台湾地区小雇主阶层的人数百分比要低一些。这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台湾地区当时的非农化程度高，二是浙江省外出创业的小雇主数量可能很高。
根据2006年度和2007年度《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报告》的统计显示，2006年，全省新开业的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分别为8.05万家和38.7万户，平均每天有224家私营企业开业，总量突破40万家，达到了40.6万家，创历史新高，投资者人数92.6万人，雇工508.6万人，注册资本金6936.7亿元；个体工商户逐步走出高位徘徊的局势，年末总户数达179.8万户，全年平均每天新登记1076户，从业人员364.8万人，自有资金620.9亿元。截至2007年6月底，全省有私营企业43.1万家，投资者97.7万人，约占全国的10%，雇工616.2万人，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1.8%、9.8%、29.7%；个体工商户178.1万户，从业人员372.9万人，约占全国的1／8，注册资金647.4亿元，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0.6%和7%。另有职业经理人员阶层接近100万人。浙江企业的做强、做大得益于浙江有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群体。民营经济发达的义乌，集中分布在非公企业等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的新社会阶层人数众多。
阶层结构的这种变化，正是社会化小生产的推进，社会民众的自我发展冲动。浙江省阶层结构的现代转型，也正在于此。其所以拥有一个人数众多、比重较大的业主阶层，主要原因就是浙江人的自主创业精神。浙江人努力的主要方向，就是先打工、再创业、最后当雇主。从夫妻开店到雇用他人进行劳动，可能要经过漫长的创业磨炼，但浙江人已经适应了这种文化氛围。
所以，业主阶层和小雇主阶层的人数规模和所占比重，在未来还会有一定的增长。
3.现代职业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增加
现代职业阶层一般形成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的过程之中，正是在产业演进的过程中才形成了有规模的中间阶层，如管理层、技术层、商业层、职员层等白领阶层。在现代社会中，现代职业结构取代了传统的职业结构，一个庞大的、不直接操作生产劳动的阶层形成并扩张起来。截至2006年，浙江全省人才总量达到561万人，其中党政从事社会管理的有24.03万人，国有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与专业技术人员有89.48万人，非公有制经济企业管理人员与专业技术人员到2004年底已达到239万人。这三项合计为352.51万人。如再加上前面说的私营企业投资人和个体工商户经营者，现代职业阶层已达800万人左右。
现代型的社会结构应是一种橄榄形状的等级结构，即有庞大的社会中间阶层。中等收入者是社会的稳定器，在政治上是支持政府的力量，在经济上是经济主体和稳定的消费群体，在文化上则是文化的投入者、消费者和创造者。一个现代化的合理的社会结构有助于社会的稳定，目前中等发达国家的中等收入阶层一般在45%左右，美国已经达到70%，阿根廷、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也已达到35%。我国现在是18%左右。
浙江农村中等收入家庭占全省农村居民家庭的比重在逐年增大，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分别为16.0%、18.1%、20.9%、24.6%，2002年时达到了25%左右，平均每年增长1.6个百分点。按照2002年浙江农村人均纯收入6000～9000元的标准来衡量，浙江农村居民中等收入群体在2002年时已有900万左右的农民进入了中等收入群体行列。
在浙江农村，发达的个体私营经济造就了一大批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的农村居民。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浙江已经开始从低水平的总体小康向中等收入阶层社会过渡。据2002年对浙江省2700户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浙江农村中等收入阶层的家庭占全省农村居民家庭的比重已经达到25.8%，农村中等收入阶层对全省农民收入的贡献率已经达到31.4%，14.2%的农村高收入阶层的贡献率高达30.6%，然而占全省农村家庭60.0%的低收入阶层的贡献率却只有38.0%；在消费结构方面，开始加快变动、转型、升级，衣食住行的质量要求进一步提高，一般都有自己喜欢的品牌；在生活消费方面，2002年浙江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方式已经基本商品化，93.8%的生活消费都是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的，消费倾向由物质享受开始转向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服务消费支出比重不断上升，衣着消费跨越了对数量的追求阶段，在外饮食支出占食物支出的比重已经达13.4%，生存资料的需求开始下降，享受型和发展型支出所占比重不断上升，消费结构更趋合理，生活殷实稳定，以摩托车和移动电话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每百户家庭分别达到49.9台和63.7部。
4.贫困群体迅速减少
贫困是伴随着人类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经济社会现象。它包括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种基本类型。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发展水平较低，人们更加注重绝对贫困问题，而当经济进入到中高级阶段，则更多关注的是相对贫困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贫困也是一种社会分化的基本形态。贫困的本质规定是一种恶性循环，是经济贫困和文化贫困的共生、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的交织。作为脱贫致富的非经济障碍，文化贫困和精神贫困是比物质贫困更深重、更长期、也更难克服的特殊贫困问题。
浙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农村先后实施了农村现代化和“百乡扶贫攻坚计划”。在20世纪末，就实现了全省无贫困县的历史性跨越。2004年浙江农村低收入人口（指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500元的）还有105.58万人。
按照全国农村贫困标准（年人均纯收入1000元）计算，2004年浙江有30.55万人，占当年全省农村人口的1.4%，为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0.61%。2005年全省低保对象61.0万人，其中农村52.2万人，省财政按每人每月129元标准给予补齐。
浙江省城镇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规模都呈缩小态势。由于城镇贫困人口测量标准不一，又加上各地区“低保线”受地方财政投入能力影响而偏离实际贫困，一直无法测度全国范围城镇贫困规模的准确数字。有学者根据2003年全国10%低收入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00元估计，全国城市贫困人数大致在3000万～5000万，占城镇人口的6.5%到8%左右。浙江第二、三产业发达，就业率高，浙江城镇贫困发生率大幅度降低，绝对贫困的人口逐年减少。2004年浙江10%的低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5351元，2005年，浙江城镇“低保线”为每月每人223元，全年为2676元，全省有8.8万人的收入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占全省城镇人口的0.32%，占当年全国城镇享受最低生活保障2233万人口的0.39%。2006年浙江城镇居民收入低于绝对贫困线的人口为22.4万人，贫困发生率为1.83%，比2005年贫困人口减少了4.6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了0.38个百分点；根据浙江城镇住户调查资料，2006年浙江城镇居民收入低于相对贫困线的人口为103.42万人，贫困发生率为8.4%，比2005年的相对贫困人口减少了41.5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了3.4个百分点。贫困面比全国平均数要小很多。
二、社会关系的现代建构
社会关系主要有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公民、国家与市场等关系。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实际也是一个不断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过程。
在计划体制下，政府单一承担了组织社会生产、管理社会生活的功能，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计划经济那种单一的行政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动员社会的力量来参与社会的管理，充分利用民间社会组织的资源来帮助政府满足不同利益群体的需要，社会的基层组织和社会的社会组织有了发展的巨大空间和发挥作用的广阔舞台，而社会化小生产则对这种现代的社会关系建构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
（一）传统与现代融合的社会网络
1.社会交往
社会交往是指社会成员个体之间通过私人交往或组织（包括社团和政党）交往而产生的互动关联。根据社会成员之间互动频率和强度的不同，社会成员交往可分为强交往结和弱交往结。个人层次上的交往结强度受个体与他人亲近程度和彼此信任度的影响，呈现一种差序格局状态。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封闭和半封闭型的社会格局使得人们之间的交往大多限于亲缘、地缘，社会普遍呈现着一种弱交往结状态。而社会化小生产需要企业之间进行技术产品和市场需求信息的交流和共享，其中的重要途径之一是企业主之间多元的人文联系网络。这种人文网络对经济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亚当·斯密这位古典经济学宗师关于“经济人”理性的原始假定。亚当·斯密只承认“经济理性”——个人效用的最大化——对经济行为选择的影响，而把情感、文化、社会性排除在经济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之外。然而，以血缘家族伦理为主脉的古典人文情怀，又确实构成了华人企业与西方企业在企业制度和经营风格方面的重大差异，也构成了浙江民营企业衍生发展的基本人文背景。
血缘、乡缘、业缘、学缘等是中华民族情感的一种主要依托和日常生活交往的重要桥梁管道，也是事业上“攀高”进步的阶梯。在亲戚、朋友、同学、同乡这个圈子里，相互之间有一种情义信任与承诺，有话好说，有事好办。酒席茶桌畔，棋牌输赢间，伴随着情义的交流，各种合作契约被达成，各种市场信息被分享。这种市场背后潜藏着的人际联系，使市场交易过程的违约风险和监督成本极大降低，使交易成本实现了最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