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化小生产建构现代化的内生发展逻辑
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社会化小生产发展的结果，不仅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有力地促进了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同时在社会发展领域，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推动了社会变迁。也就是说，浙江以社会化小生产的实践形式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实现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市场化齐头并进，“三化”合一，使浙江快速地实现了社会结构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而这一转型是一种以内生为主的现代转型，它体现在内生为主的发展路径与方式、内生的社会分工与社会资本、内生的分化与整合。
（一）内生为主的发展路径与方式
1.内生为主的发展路径
在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由于诸如国情、区情不同，外部环境差异等种种原因，各国、各地区现代化发展道路不同，呈现出多样性。但是概括而言，不外乎两种类型：一类是内生型社会发展道路，另一类是外生型发展道路。
“内生型发展”是一个自发的、自下而上的、渐进变革的过程，发展动力主要来自社会内部，主要由民间和基层的内在需求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在“内生型发展”国家中，以英美为代表，它们凭借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在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中，随着商品交换的逐步发展，农业产业化与城市工业化大体同步，民族工业体系与国际市场体系互为表里，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国家政治体制的变革得到了协调发展。在宽松的经济政治环境中，国家很少干预社会，现代化基本上是一个从个人权利出发，在契约和交换基础上构建社会关系的发展过程。
“外生型发展”是在自身内部因素软弱或不足的条件下，由于先发国家的“诱导”，或由于外来力量中断了它们自身原有的生存与发展逻辑，自上而下被迫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与“内生型发展”的变革顺序不同，“外生型发展”一般是社会和思想层面的变革及政治革命发生在先，工业化发生于后。
“外生型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动力主要不是来自民间和个人，而是来自国家和政府的组织与推动，政治强势介入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发展之中。与“内生型发展”国家“先发展、后转型”的逻辑比较，“外生型发展”国家遵循的是“先转型、后发展”的逻辑。由于工业化资本很大程度上需要借用外国资本，市场发育不成熟，在制定超越战略、调整政策体制、培育市场体系过程中，中央政府作为一种超经济的组织力量，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控制与管理作用。
由此可见，“内生型发展”强调从各国、各地区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包括本国、本地区所特有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现有的人力、物力、技术、财政、资源及其国情、区情所特有的限制，由此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发展径路、发展方式和发展战略。“内生型发展”的精神实质在于强调发展是以内生为主，强调传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而宝贵资源，充分挖掘、动员“本土资源”，它虽然并不否认“外力”在某种条件下的重大作用，但更坚信所有的发展最终都必须是从各自社会内部中创发出来的，而不是简单地从外部移植过来的。
从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分为“内生型发展”和“外生型发展”角度看，中国自然属于“外生型发展”国家。因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正是由于国家和政府的组织与推动的改革开放政策。但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以家庭工业和家族企业主导为核心的社会化小生产模式下推进的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变迁，却属于一种外生型与内生型交融并以内生型为主的社会变迁。因为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主要是在一定传统文化基础上的民间社会，在一个自由、竞争的经济中，由其家庭工业起步而生发和演进的。由家庭工业而发展为集群产业，千家万户分工协作，生产经营某一个或某一类产品，“小户围绕中户转、中户围绕大户转”，有实力的兴办规模企业，实力小的就从事家庭作坊式生产，就是起源于地方基层市场，其发展壮大也是得益于基层市场社区乃至整个地方市场系统。
典型反映了社会化小生产实践形式的“温州模式”就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专业市场为主导、以产业集群为核心。农民是“温州模式”的发动者和创业者，从1978年开始，广大农民迅速地把农业领域家庭经营的基本经验广泛运用于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依靠自身力量，大力发展家庭经营的商品经济，使家庭经营成为农村所有产业部门中一种占主体地位的经营方式，成为温州模式的基础。通过专业市场，温州农村家庭工业从事的小商品生产得到了集中，利用社会化的分工协作的生产体系，突破了农村家庭工业分散的小规模生产的局限性，发挥了专业合作的群体结构的优势，并通过专业市场使专业化从生产领域拓展到流通领域，实现了规模经济，在温州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小商品、大市场”格局。“温州模式”在产业结构上，表现为精细的社会化分工和协作，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形成了以“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为特色的专业化生产，企业在产业内部是一种从供应商到客户的价值链的垂直协作形式，产业价值链的分工非常细，逐渐形成以低压电器、服装、鞋、打火机和眼镜五大优势产业为龙头的产业集群。
“家庭工场＋专业市场＋产业集群”模式实际上是一种以较低交易成本替代企业组织的制度，它根植于基层市场社会网络，地方社会网络为汇集产业的市场供需等信息提供了方便：一方面使产业群内厂商能根据市场信息迅速组织生产；另一方面，还要使买卖双方以较低的信息搜寻成本、谈判成本、监督成本完成交易。从而为产业群内众多小企业提供了共享销售渠道，获得了集聚带来的外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
林毅夫曾经区分过两种类型的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由一群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而作为社会化小生产实践形式基础的“‘温州模式’是随着全国制度环境变化，在追求‘解放思想’方面的摩擦成本（即政治成本）最小化改革方案过程中推进的、以准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主要特征的渐进式改革的产物”。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浙江走出了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以社会化小生产实践形式主导下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浙江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2.内生为主的发展方式
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看，浙江的发展是一种较典型的以内生为主的发展。
这种内生性为主的发展在发展方式上就是体现在对人民意愿和创造的尊重，体现在草根阶层是发展的主体，体现在充分利用发掘本土的资源，体现在对传统的重视，同时也体现在利用本土文化经验对外来的经验文化模式加以吸纳和重构。求真务实，走符合省情实际的发展之路。尊重草根，走创业创新的发展之路。
浙江人多地少、资源缺乏，浙江人面临着较大的生存压力，必须“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他们具有较强烈的自主谋生意愿或自主创新精神，并能够较快地培育起风险、竞争等意识。与全国其他一些地区相比，浙江人民群众呈现出了更加强烈的自主谋生意愿和制度创新冲动，自主创新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文化精神的显着特征。
浙江经济的活力、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居民收入的稳步提升主要来自于草根的创业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制度创新呈现出了鲜明的诱致性的特点。浙江的许多制度创新并非来自于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广，而是来自于基层，来自于草根，来自于人民。无论是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还是专业市场、股份合作制等制度，都是浙江人在改革过程中自行创造的。
以家庭工业、家族企业为主体的浙江社会化小生产的实践形式量大面广，合乎现阶段农村生产力水平，特别是一大批能工巧匠发挥了“领头雁”作用，并通过户帮户、村带村的形式，逐步形成了“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连片发展经营区块。如浙江新昌县大市聚镇西山村近80%的农户都有家庭工厂，全村共有劳动力1100多人，其中有800人都在从事轴承生产加工，从业比例达到72.7%，同时还吸纳外来劳动力1800多人。又如，绍兴县目前已经涌现出大量呈块状分布的家庭工业发展特色村，如兰亭桃源针织圆机专业村、富盛倪家平绒纺织专业村等。浙江绍兴发展以家庭工业、家族企业为主体的社会化小生产实践形式，还形成了几类发展模式：如市场依托型，借助市场信息、资源、物流等，带动周边地区家庭工业发展；龙头带动型，为龙头企业配套生产配件或半成品，带动当地家庭工业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型，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特色产业，因地制宜发展家庭工业；产品协作型，家庭工业围绕产品加工生产相互协作，等等。
30年来，浙江经济微观细胞的组织结构几经裂变，家庭工业-私营企业-联户合伙企业-股份合作企业-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等，但从本质上说，家庭经济的基因内核犹在。有的虽然挂上了现代企业制度的牌子，事实上还是放大了的家庭经济。事实证明，哪里以家庭工业、家族企业为主要生产组织形式的社会化小生产发展兴旺，哪里就充满活力。如诸暨的袜子产业，当初靠各家各户织袜起步，现在发展壮大成当地的主导产业，打出了自己的特色品牌。温州打火机产业，一个家庭生产一个部件，家庭工厂一家挨着一家，零配件经龙头企业组合，就成了出口的拳头产品。社会化小生产在促进全民创业、推进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以及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中的作用已是不争的事实。
着名经济学家诺斯曾经说过：“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确实，一种能够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经济组织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以家庭、家族为主要生产组织，以亲缘、地缘、业缘为主要生产网络，以分散化、专业化、小规模为主要生产形式，以市场与社会分工为主要联结纽带的社会化小生产正是这样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经济社会文化土壤上的一种高效、节约、有着无限伸缩性社会资本资源的经济组织。这一经济组织及相应的制度创新从根本上改变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产权制度和经济社会管理方式，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增长引擎，推进了浙江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而浙江各级政府又坚持了发展以富民为先，富民以创业为先，而创业又以环境为先的发展理念，充分尊重草根意愿和创造，尊重草根的自主和选择，并要求政府各级部门改善政务环境，提高为基层、为企业、为百姓服务的水平，打造诚信政府，改善法治环境，管理与服务并重，在全社会形成保护创业创新的良好风气，使得浙江社会快速转型，现代化发展快速推进。
（二）绵密的社会分工与社会资本
1.绵密的社会分工
社会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人类根据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发展的条件下，不断地扩展其特有的劳动行为的外在形式，并对后者按种和类的不同进行细分。其实质上是一种劳动分工，即各种劳动的专业分化与协同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讲，社会分工及其不断发展正是整个社会文明的历史缩影。社会分工具有巨大的经济社会作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深刻地论述了分工的优势。他认为，分工是一个国家富强的根源之一。分工本身就会形成专业优势。他以制针为例，如果每个人从头到尾独立地制针，则一天恐怕连一根针也制不好。由于分工，每个人做一段，结果一个人一天能制几百根针。同时社会分工伴随生产力的演化而演化，社会分工促生了所有制的建构，推进社会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变迁。
因为社会分工的发展，使得人们在不断改变着的状态中按“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同时也相应地处于不断改变着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之中，从而从这些“现实中的个人”在发展着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结构”也会不断地发生变迁。同时，社会分工促成了社会秩序，增进了社会有机团结，同时它还构成了社会和道德秩序本身。迪尔凯姆指出，如果说分工带来了经济收益，这当然是很可能的。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超出了纯粹经济利益的范围，构成了社会和道德秩序本身。有了分工，个人才会摆脱孤立的状态，而形成相互间的联系；有了分工，人们才会同舟共济而不一意孤行。
总之，只有分工才能使人们牢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联系，这种功能不止是在暂时的互让互助中发挥作用，它的影响范围很广。
社会化小生产这种以家庭、家族企业为单位、工农业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是否像一般理论认为的那样，具有生产规模狭小、生产技术落后等特征而难以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就是说，社会化小生产是否难以超越固有的小生产属性而成为一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组织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