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分化又反过来促进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改革。社会分化遵循工业化逻辑，与经济增长相关联。工业化带来急剧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越迅速，分化越明显。社会分化会引起社会非稳定性的扩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必然会导致社会结构的解体、社会秩序的动荡和社会问题的增加，因为社会分化的过程本身也可以孕育着新的交换模式的建立和新的整合方式的出现。因为社会在分化的同时，也可能有整合现象同时发生，或是某个局部在社会其他方面发生分化的时期进行着整合运动；或是在分化的同时，新分化出来的社会部分进行着重新组合。分化与整合并非绝对对立，在社会分化过程中，既有原来社会结构的被打破，又有新的社会结构的组成，社会分化与整合交替进行。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其中最大的变化之一，当属以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为核心的社会结构变迁。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浙江省，在以家庭工业、家族企业为核心的社会化小生产模式下推进的社会变迁中，社会变迁也显得比较广泛和深刻，社会流行性猛增，已经冲破已成定势且往往僵化、停滞的社会结构并促进了新的社会结构要素不断生成，因此，社会分化与整合的程度和形式更为剧烈和多样。当前浙江社会，正处在一个社会分化加速、社会整合提升的发展阶段，社会分工、社会分层系统功能的分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加速推进，社会整合的方式、内容也在不断地适应着社会分化而发展。同时浙江社会分化和整合的方向，无疑是由一个低度分化高度整合的社会，逐渐稳定走向高度分化而又高度整合的社会。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社会结构不断优化的过程，也是社会结构不断分化和重新整合并逐步适应现代化发展的过程。而以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为例，浙江不仅与全国一样，随着社会化小生产的不断发展，传统社会不断走向现代化社会，社会阶层结构中特有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现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原来以政治身份、户籍制度以及行政身份来划分社会阶层的基础已经逐渐弱化甚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分层机制，比如职业分化，原来的社会阶层不断发生分化，新的社会阶层已经形成和逐渐壮大。
现代分化整合的社会是一个中产阶层占主体的社会，是一个橄榄形结构的社会。橄榄形社会阶层结构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形态。所谓两头小，是指在全体社会成员当中，收入较高的社会群体和收入较低的社会群体的比重都比较小，而居于两者之间的中等收入者群体的规模最大，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都是中等收入者。现代型的社会分层意味着社会成员在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受益，绝大多数人享受着体面的生活和社会经济地位，而不仅仅是少数人受益。现代型社会分层正因为具有这种本质特征，所以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每一个社会位置都不会为某个人或某些人永远占据，保证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能够充分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还能够增强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阶层等级地位的认同，进而有效地化解因资源稀缺和利益分化而产生的社会紧张与冲突。所有这些，既是社会的活力之源，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社会结构中的核心是社会阶层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的状况直接体现了社会关系的状况，是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让更多的农民转变为工人和其他阶层，让更多的百姓成为中等收入群体。
一方面，浙江省农业劳动者阶层迅速减少，2007年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下降到653万人，过去30年，浙江省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平均每年1.83个百分点的速度减少，预计到2012年左右，浙江省农业劳动者占全部社会阶层人员的比重将下降到15%左右。农民工的数量已超过了传统上由城镇居民构成的产业工人，使产业工人队伍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农民工已占企业员工总数的近60%。全省在私营企业里工作的雇工有616.17万人。
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中等收入群体和现代职业阶层快速形成并壮大。
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经理阶层等一批新的社会阶层迅速形成。截至2007年6月，全省有私营企业43.12万家，投资者97.72万人，约占全国的10%；个体工商户178.07万户，从业人员372.93万人，约占全国的1／8；经理人员阶层接近100万人。现代职业阶层一般形成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的过程之中，正是在产业演进的过程中才形成了有规模的中间阶层，如管理层、技术层、商业层、职员层等白领阶层。在现代社会中，现代职业结构取代了传统的职业结构，一个庞大的、不直接操作生产劳动的阶层形成并扩张起来。截至2006年，浙江全省人才总量达到561万人，其中党政从事社会管理的有24.03万人，国有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与专业技术人员有89.48万人，非公有制经济企业管理人员与专业技术人员到2004年底已达到239万人。这三项合计为352.51万人。
发达的社会分工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在生产力高度发展阶段，社会分工达到了极度发达的程度。社会分工不仅在各生产领域和部门内部展开，而且，社会分工还进一步扩大，日益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使一切领域和部门的结构及其活动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高度分化与整合交融的社会，也意味着整个社会都分工化了，因而也相互依存化了。多种多样的社会分工形式相互联结、相互作用构成了复杂的多层次的社会分工体系。
事实上，分工乃是协作、依赖、社会交往的重要表现形式。应该说，分工本身就是一种协作、依赖、联系，这是因为它归根结底不过是社会劳动过程中的人们的结合方式，并通过这种结合构成了一种更为巨大的集体力量。
浙江的现代化走出了一条以家庭、家族为主要生产组织，以亲缘、地缘、业缘为主要生产网络，以分散化、专业化为主要生产形式，以社会分工与市场为主要联结纽带的社会化小生产发展路径，使得浙江的社会分工、社会分层、系统功能分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速推进，社会整合的方式、内容也在不断地适应着社会分化而发展。按照卢曼的理论，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社会结构不断优化的过程，也是社会结构不断分化和重新整合并逐步适应现代化发展的过程。
浙江的社会二元制度破解已经起步。2007年，浙江在社会管理方式上进行了创新改革，2007年，浙江还开始实行居住证制度试点工作，并通过试点，开始给外来者发放居住证。这意味着，在浙江实行20多年的暂住证制度将画上句号。根据新规定，这种居住证将与社保、就业、教育、居住等挂钩，使持证者享受同城待遇，而且还在子女就读、计划生育、劳动保障方面享受到与浙江省内市民一样的优惠政策。
浙江的城乡一体化顺利推进。为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浙江在2007年初颁布了《浙江省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规划》。《规划》强化农业公共服务，为高效生态农业发展保驾护航。浙江将进一步推动农村社保，健全体系、完善制度、扩大覆盖，形成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城市社保相衔接的农村社保体系。根据《规划》，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将被纳入公共财政支出范围，做到中心村有村务活动室、卫生室、警务室、图书室、体育健身场所和放心店，建立一支包括社区责任医生、公共安全协管员、文化辅导员、健身教练等结构合理的农村社区工作者队伍。
浙江的社会组织稳健发展。根据现代化的理论，现代分化整合的社会还是一个社会系统功能高度分化的社会。卢曼认为，现代型的社会就是一个国家、市场、社会边界清晰、权力明晰、职能明确的社会，社会的经济、社会、法律、文化、教育、科学等系统从政治或宗教系统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个自我形塑、功能独立、操作封闭的社会子系统，政治或宗教也成为一个独立的、功能分化的、按照自身进行自我形塑的独立功能系统。
社会组织与政府、企业一起，并称为“现代社会三大支柱”。截至2006年底，全省有各类社会组织2.3万个，居全国第3位；每10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为47个，居全国第2位；社会组织拥有总资产约150亿元，从业人员约15万人。至2006年底，全省各类社会组织比2001年底增长了42.5%，平均年增长率为8%左右。此外，全省还有在各地基层民政部门备案的近2000个农村专业经济（技术）协会和近700个社区社会组织。浙江省民营经济发达和特色产业群鲜明的特点，行业协会数量逐年大幅提升，出现了一大批“一业一会、一品一会”的行业协会。从全国范围看，浙江行业协会总数排在山东、四川、江苏、河南之后，居第5位，每10万人拥有的行业协会数列全国第4位。行业协会民间化进程逐步加快。
二、社会化小生产建构现代化理论的地方性知识
建立“社会化小生产”这一理论框架并非本项研究根本目的，我们的目的在于解读中国人的独特的现代化实践活动，解读中国丰富的现代化“地方性知识”。社会化小生产是我们理解中国现代化“地方性知识”的一个理论概括，它建立在丰富的本土的“社会事实”基础上，试图为现代化知识体系提供一个中国本土化的理论观照。这一理论至少在以下三方面让我们对中国现代化独特的“地方性知识”有了新的解读。
（一）分散化、专业化、小规模的生产可以成为现代工业化发展的一条路径
按照一些西方主流社会理论家的观点，现代工业的发展只能是一种高度集中化的大生产方式，西方主流社会理论很少认真对待乡土的工业现象，更没将之作为分析现代社会变迁中的一个基本因素来考虑，而是以传统与现代截然两分和二元对立的理念想当然地认定，分散、小规模、乡土的工业只能是落后的，不可能发展成现代工业。他们相信现代工业乃是高度机器化大生产，社会化大生产不可能与分散、小规模、简陋的小生产、小工业相提并论。
但浙江改革开放后30年的工业化实践，却证明了与家庭、家族相结合，与乡土相结合的分散化、专业化、小规模的工业生产不仅没阻碍工业化的发展，相反却成了浙江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发展的一条主要路径，浙江这种分散的、小规模的生产形式已不是小农意识的残留，也不再是自然经济下的一种小生产方式，而是以市场为连接，以现代社会分工为基础的一种社会化的生产，是一种融以家庭或家族为基本生产组织的传统性的小生产和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市场为纽带的现代性的大社会于一体的本土化的生产方式。
从浙江的现代化实践来看，一个地域的生产形式是否先进，生产关系是否协调，不在于其采用了什么样的形式，也不在于其外壳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重要的是看其有没有以市场为连接、在社会分工体系下实现社会化的生产。没有交换，没有以市场为连接实现社会分工体系下的社会化生产，其生产规模再大，生产形式再怎么集中化、大型化，那也仍是一种自然经济下的小生产。如中国改革开放前传统的大企业大多是大而全的企业，它有一个特点，即一种自给自足的大企业，这些大企业实际上都还是些小生产型企业。
而只要以市场为纽带，实现了社会分工体系下的社会化生产，无论其是怎样的分散化、小规模，也无论其是以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出现，那也是一种现代的社会化生产方式。
这里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与市场相连接的社会分工。马克思直接把分工同“生产的社会性”看作一回事，他认为分工的发展就是生产的社会性的发展。他指出：“交换的需要和产品向纯交换价值的转化，是同分工，也就是同生产的社会性按同一程度发展的。”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社会”是与自然相对立的概念，是指人与人的关系，而“生产社会化”则是用来表达资本主义生产力的主要特征的范畴。马克思确认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的、区别于以前一切社会生产的特征，就在于生产的社会化及其发展。“生产社会化”指的是生产发展的一种动态，即从“非社会的”变成“社会的”过程。生产的社会化，也就是指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分工的深化与拓展，从初级产品到最终产品之问的中间产品部门日益增多，生产者之间、生产部门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日趋紧密而广泛。
迪尔凯姆更是专门研究了社会分工的社会意义与价值，他认为，社会分工使社会存在有了可能。他说，社会分工的“最大作用，并不在于功能以这种分化方式提高了生产率，而在于这些功能彼此紧密的结合。在上述所有情况中，分工的作用不仅限于改变和完善现有的社会，而是使社会成为可能，也就是说，没有这些功能，社会就不可能存在。总之，只有分工才能使人们牢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联系，这种功能不止是在暂时的互让互助中发挥作用，它的影响范围是很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