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工业化道路采取的这种以分散化、专业化、小规模为主的路径，是和市场紧密相连，是一种现代社会分工体系下的社会化的生产形式。尤其是它的专业化生产，其实质就是一种做小，即小、精、专、尖，就是一种高度的社会分工，现在，专业化生产已是一种大趋势。这种分散化、专业化、小规模的生产形式，不仅是浙江的一种主要的工业化发展路径，而且也是华人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的一种非常普遍的生产形式，即使西方近年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也重新认识到了小作坊、小工业、小生产的普遍性。着名经济史家A．E．Musson毫不含糊地说，至少到1981年英国多数工业仍是在小工坊中的手工业，到1851年，伦敦城内近80%的制造业属于雇工人数4名以下的小工坊。美国学者格拉斯比（Richard Grassby）也认为，17世纪的英国经济并不是大公司和合股公司占主导地位，而是由小公司来控制和领导。合伙制（partnership）是基本的企业形式，通常由个人来控制。私人企业在前工业化时期占优势。这充分证明现代工业的发展在一种高度集中化的大生产方式或今日所谓“福特生产方式”之外，还同时存在着一条分散化、小规模、专业化的工业发展道路，与此相联系，也同时存在着一条从社会最底基自下而上的社会结构重构的道路。
（二）家庭、家族可以成为工业化、市场化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
工业组织形式的问题，并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或所谓经济问题，而同时甚至首先是一个社会组织的问题。如何看待现代工业所必需的组织形式，乃直接决定现代社会理论的品格。如果说西方社会的工业化、现代化是从家庭与工厂分离开始的，西方社会需要通过破除家庭和家族的形式发展产业化和市场经济，那浙江的现代化、工业化、市场化的路径却恰恰相反，是家庭、家族与企业的结合使得工业化、现代化走上了快速通道，是社会化的小生产促进了浙江的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快速发展。
关于西方社会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路径，社会学家韦伯有过深入研究。
他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在详细考察了西方从古代社会到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尤其是佛罗伦萨的资本主义发展状况之后，又进一步说道：“家和职业在地点上也分开了，家不再是共同生产的场所，而是共同消费的地方。”“持续演变为资本主义的获益成为一种分离出来的、在一个‘企业’内部从事的‘职业’，企业通过特殊的社会化，日益从家族共同体的行为中分离出来，使得原有的家庭、工厂和账房的三位一体瓦解了。资本主义的企业从家族共同体脱颖而出，家族共同体又从资本主义企业退出。”没有家族和家庭关系的削弱就不会有产业化和现代市场经济。在韦伯那里，工业化、产业化的本质是反家庭和家族化的。
韦伯的这些思想也是很多西方主流学者的共有看法。认为现代工业和传统家庭是相互抵触的，传统的中国家庭制度下孕育出的裙带关系对高效率的工业制度是一最大的障碍。人们认为，在西欧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主要以家庭和共同体为表现形式的社会关系出现了两大结果：其一，传统的扩展家庭被核心家庭所取代，前者看重亲属关系，而后者更注重夫妇关系、个人主义和家庭生活；其二，由于劳动分工、市场经济、工业化以及城市化，传统共同体遭到了破坏。人们也倾向于认为，近代早期西欧的亲属关系已变得冷漠松散，不再重要；更谈不上这种关系还有什么社会经济影响。因此，由于人们对亲属关系网的普遍忽视，长时期里很少见到这方面的专题论文或研究专着出现。尽管在人们的观念中，商人的亲属关系可能要强于普通的社会民众，但人们还是易于断定，在近代早期核心家庭处于主流地位的情况下，即便是商人具有的那种较强亲属关系，也不会产生多大的社会经济作用。
但浙江现代化发展显然与西方不同，在现代化、工业化的进程中，家庭、家族并没有从企业中退出，相反却得到了更密切的结合。浙江家庭、家族企业的活动内容（从事现代工商业）是现代的，其外在形式（家庭、家族结构）却是传统的，是融企业与家庭、家族于一体，融传统与现代于一体。它的产生，经历了一个以旧的以土地为经济基础的血缘共同体向新的以资本或劳动收入为经济基础的血缘共同体转变的过程。
在现阶段，一般来说，我国农村的社会要受两种制度调节：一种是政府的公共制度；另一种就是农村的传统制度，其中主要是家庭、家族制度。浙江的家庭、家族有很强的适应能力，浙江的市场化、工业化就充分借助了家庭、家族制度和组织形式，使得家庭、家族工业在浙江整个经济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建立了复杂而庞大的生产体系，并成为一个有效率、有竞争力的经济组织，成为一种高度分工的合作生产单元。浙江这种家庭、家族企业实际上是企业与家庭、家族的统一体，既是一个经济组织，又是一个社会文化伦理组织。由于家庭、家族企业是家庭、家族与企业的结合，因此它必定具有家庭、家族与企业的双重规定性，而且包含着和表现出丰富的双重内容。这除了包括经济组织与文化伦理组织的规定性及内容外，还包括血缘姻缘亲缘关系与契约关系、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私人关系和情感原则与法律关系和理性原则、自己人和任人唯亲与外来人和任人唯贤以及差序格局与公平等级等。
我们之所以说这种家庭、家族工业不再是一种自然经济下的小生产方式，不再是一种小农意识的残留，就因为这种生产已由“个人”的变成“非个人”的，由“自然性”的变成“社会化”的，是一种社会化了的生产。农业小生产是以自然分工为基础，而社会化小生产是一种工业生产，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它与市场相联系，是市场分工体系下的生产。这种分工体系就是在一个区域空间集聚了成百上千个小企业，分工极细，一个甚至多个小企业只生产一个零部件，一方面大大降低了劳动者创业的资金和技术的门槛。只要辛勤劳作，善于学习和模仿，就不难就业甚至不难成为小老板。另一方面，也大大加强了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与联系，建构了新的社会关系和交往方式，推进了公民社会的逐渐形成。
就社会功能而言，在现代化和产业化的启动需要企业组织时，中国家庭、家族组织依旧是人们社会生活的主要组织方式和主要社会关系。中国的家庭、家族具有企业组织的一些基本特征，如整体性（家庭为一牢不可破的整体，成员休戚与共），延续性（家庭以父子伦为轴，不断绵延），包容性（既可包容血缘关系，也可包容姻亲及拟亲属关系），权威性（父子轴家庭内父对子具有权威性）等，十分有利于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组织和运营，也是浙江现代工商业发展能够借助家庭、家族和亲族力量的重要原因。余英时教授也指出，中国的“家族企业同样有‘事业功能’，亲族关系妨碍现代企业之说根本站不稳”。
不仅浙江的现代化、工业化需要借用家庭和家族的形式引进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就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也借用了家庭、家族的组织形式来发展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如日本企业家族式的经营对战后日本经济振兴就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在世界范围产生广泛影响。日本企业就重视家族理念，公司像一个家庭，雇主是家长，雇员都是家庭的成员，即便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血缘关系或亲缘关系。“在日本通常被看做重要的和基本的人类情感的血亲关系，似乎已经被工作集团里的人伦关系所取代。”雇主和雇员共同以作为“家”的企业共同体的延续为己任，坚信个体有限的生命只有融入企业无限的生命才能获得永生。这正像帕森斯所指出的那样：“除了若干亲属系统外，再没有任何亲属组织比日本以亲属为中心的经济服务组织更适合工业环境的了。”
即使在西方，对于家庭、家族与现代工商业发展的关系，西方一些学者也开始有了新的认识。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的格拉斯比教授2001年在其新着《亲属与资本主义：1580-1740年英语世界的婚姻、家庭和商业》中，从分析商人家庭（家族）关系入手，较为全面地探讨了商人的家族企业、亲属关系及其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他认为，家族企业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家族资本主义而不是独享型的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成了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亲属关系是商业的基础。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也曾经指出，从词源上看，公司（com‐pagnia）是共同（com）吃面包（panis）的意思，是由父子、兄弟和其他亲戚结合的家族合作形成的，是分担风险、资金和劳力的联合体。这说明在地域上的普遍存在以及在历史上的长期延续，证明家庭、家族制企业不仅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也是一个仍然维持着强大动力的历史性现象。
（三）传统可以成为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而宝贵的社会资源
20世纪50年代，现代化理论从产生走到兴盛，它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经典社会学的诸多理论。现代化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传统”与“现代”。
什么是“传统”，什么是“现代”，如何实现“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如何处理“现代化”与“本土化”的关系等构成了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议题。在现代化理论影响下，西方主流社会理论大多是以“传统与现代”的截然两分和对立为他们分析现代性的全部出发点的，并坚持认为，现代性要求有一张从未着墨的白板，现代性是革命性的，必须把过去统统抹掉，去新世界创造新事物。在这样一种截然两分的世界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乃是水火不容的关系，蒸汽机之生就是磨坊之死，现代大工业的兴起就是传统小工业的没落。这种基本思维方式直到今天仍主宰着很多人的观念。这样的认识模式给我们两个印象：一是现代和传统在本质上是对立的，二是从传统状态发展到现代状态是必然的。
由于中国社会学理论的贫乏，以往的研究很多是照搬西方社会学的理论、概念和分析方法，并没能使我们对中国现实有很清晰的认识，相反有时还会产生许多困惑。这正如有学者所说，别人的理念成为尺子，而自己成为被裁量的对象，在丧失自我的时候，也丧失了真正发展的可能。在西方这种二元对立、截然两分地思维模式影响下，中国也有一些人很想抛弃旧有传统的束缚，以为只要彻底打碎传统，我们的民族就可获得快速发展，我们的社会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费孝通先生提出了差序格局理论，他认为中国乡土社会正是采取了差序格局，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这社群里的分子可以依需要，沿亲属差序向外扩大，直至天下可成一家。于是这基本的家，就变成民族性的了。这是一个很有解释张力的理论，也是一个深刻认识到传统具有现代意义和价值的理论。
社会化小生产是一种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生产，是一种充分利用传统的组织资源、社会网络的生产。社会化小生产理论向我们昭示了，传统是一种资源，一种精神，一种理念，一种全民族所共享的文化通则。这一通则使人们在无意识中受其制约而趋于特定的行为模式和生存模式，并使这一文化中的个人思想和情感固定化。浙江的现代化实践事实证明了我们的发展依然有赖于优秀的传统，依然有赖于传统文化中合理的机制。对于任何民族国家，现代化的过程都是一个对内对外的积淀过程，而不是全盘更新。传统是人群赖以站立的大地，新的制度只能从旧有的知识结构分布和知识交流中产生，其一旦确立，就只能在现实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计算中实现理性的演进，即渐进式的改革。新的事物只能从旧事物中创造出来。现代性并不是靠完全抹煞传统才得以生成，而是要把尽可能多的优秀传统纳入尽可能多的未来之中。现代社会的秩序也根本不是传统消失的秩序，而是优秀文化传统与时俱进的秩序。中国的发展依然有赖于旧有的机制。这也正如埃森斯塔特（Eisenstadt）所说，“虽然现代化会削弱旧传统的某些层面，然而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旧传统的某些层面有时会被再度提出和强调，以解决文化断层的危机和建立新的集体认同”。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宗旨，以家庭、家族为单元的家文化，或称家族主义文化。社会化小生产正是直接利用了中国传统家族制度和伦理道德这一宝贵而丰富的资源，以儒家文化为宗旨，以家庭或家族文化为纽带，崇尚亲情，服从权威，近亲远疏。以自我为核心，以血缘、姻缘、亲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由近及远、由亲至疏的差序格局，由此形成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化小生产利用这种社会关系网络来配置资源和经营扩展业务，哪个家庭或家族社会关系网络越大，推及得越远，它的发展空间也就越大，活动能力也就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