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全国各省市相继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探索工作，积极推进市场信用制度建设。上海市成立了包含62家成员单位的市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并设立正厅级的市征信管理办公室，支持组建了信用服务行业协会。2000年7月1日起，上海在全国率先建立了个人信用档案数据库，该数据库记录了上海118万个信用卡持有者和68万个与银行有借贷关系的居民的信用情况。与此同时，上海建立起个人信用联合征信系统，该系统可向有关被允许的部门提供个人的银行和商业信用、社会和职业信誉等四大类咨询服务。一旦个人有恶意透支、赊购不还、从业违规、公安处罚、偷逃税款等不良行为，都将作为个人信用评估资料记录在案。到2001年底，上海个人信用联合征信服务系统数据及信用报告查询分系统已采集240万份个人信用信息，几乎覆盖了上海市区有信用消费能力人群的一半。
为有效打击失信行为，北京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于2001年7月3日起实施“不良行为警示记录管理系统”，将市场主体信用行为记录下来，并以红、白、黑、灰四种符号做出标示性记录。警示系统确定了11种被锁入失信“黑名单”的企业行为，包括利用合同诈骗，出具虚假验资、评估、审计报告等不讲信用行为，凡符合其中一项的，企业将被锁入1～10年，其间不得出资兴办新企业或成为其他企业的股东、出资者。针对自然人，警示系统确定了14种失信行为，凡符合其中一项的，将被锁入3～5年，其间不得担任企业法人代表、合伙企业事务执行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等。2001年10月21日，系统公布了第一批被锁入“黑名单”的373家企业和46名自然人。至2002年，被锁入“黑名单”的企业和个人已近7万。
深圳市在2001年12月18日出台了《深圳市个人信用征信及信用评级管理办法》，并于2002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已经生效的第一部关于征信及信用评级管理的地方性规章。该办法规定个人信用信息分为四大类，一是个人身份情况；二是商业记录情况，包括个人借贷及偿还、个人信用卡使用情况等记录；三是社会公共信息记录，包括个人纳税、参加社会保障及个人财产状态变动等记录；四是有可能影响个人信用状况的涉及民事、刑事、行政诉讼和行政处罚的特别记录。为加强对征信和信用评级的管理，根据《深圳市个人信用征信及信用评级管理办法》，深圳市还专门成立了个人征信及信用评级监督委员会，负责对个人征信及信用评级业务的监督管理。深圳市在2002年开通个人信用征信系统，覆盖全国近4亿人。
四川省2005年开通企业信用征信系统，整合集中了38万家企业信用数据；湖南省专门成立了企业信息管理局和公民信息管理局，通过建设三库一网一平台，开展信用信息的征集工作；江苏省设立省信用办，行政编制为6人，2007年9月，以省委、省政府名义召开诚信江苏建设工作会议，全面部署诚信江苏建设工作，先后启动了企业信用系统和个人信用系统建设。辽宁、湖南、安徽等省市，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成立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或联席会议制度，出台了地方性法规，建立了信用信息系统，加强了诚实守信的宣传教育，为全国积累了经验。
实践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我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正处于探索阶段，全国尚未形成一个得到广泛认同的发展模式。面对新的形势，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借鉴国内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经验，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地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大力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正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在全国各地整顿市场秩序的背景下，走在市场化前列的浙江也大力加强诚信建设，积极探索市场信用制度建立健全的机制和途径。
（二）市场化、民营化改革：浙江诚信建设的实践背景
改革开放30年，是浙江经济不断发展与腾飞的30年。浙江经济的迅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市场化、民营化的体制创新优势。坚持不懈地走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之路是其奥秘所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传统计划经济的边缘地带和缝隙中，温州的永嘉、苍南、乐清，台州的路桥和金华的义乌等地，就已开始出现许多带有市场经济因素的民间制度如专业市场制度、股份合作制和民营金融制度的创新等。改革的先发优势为浙江营造了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的落差，这种“落差”成为区域竞争中的最大比较优势。由于浙江市场经济相对较为发达，竞争性的市场力量对浙江的微观主体形成有效的激励，使浙江经济充满活力。不仅如此，由于市场能够相对较好地解决信息不充分问题和激励问题，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仍然发挥着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广泛地运用市场机制手段解决经济问题不仅仅解决了人的积极性问题，而且也有效地降低了制度运作的交易成本，提高了整个区域经济的交易效率。体制创新的优势既极大地促进了浙江经济的发展，使浙江从一个经济发展处于全国中游水平的农业省份一跃而成为主要经济指标居于全国前列的工业大省，同时也使浙江更早地经历了市场化进程中信用缺失对市场体系发育的制约作用。
第一，诚信建设是浙江市场化进程的内在要求。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1980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允许农民根据自愿实行包产到户或者包干到户。此后仅仅两年，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就在全国绝大多数农业人口中取代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农村经济从此气象一新。浙江人多地少，计划体制控制薄弱，富有商业传统，浙江人普遍具有吃苦耐劳、敢为人先、勇于创新、敢于竞争的精神。这些自然的和人文的因素使浙江在全国率先走上了市场化之路。
早在1983年，浙江温州就形成了有形商品市场313个，其中有在当时十分出名的柳市低压电器、桥头纽扣等十大专业市场，每天共有40多万人参与市场交易，年交易额达10.4亿元，并形成了一支10万人的个体购销队伍。
几乎在温州商品市场发展的同时，台州市也形成一批规模较大的商品市场。
浙中的义乌市在1982年也有了“第一代小商品市场”。经过20多年的发展，浙江已经成为全国商品市场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综合能力最强、辐射范围最广的省份，形成了以消费品市场为中心、专业市场为特色、其他生产资料市场相配套的完整的商品市场体系。到2004年，全省共有商品交易市场4049个，全年实现成交额6384亿元。其中年成交额超亿元的市场有497个，超十亿元的市场有114个，超百亿元的市场有9个。浙江每一万人差不多就有1个市场，每个市场的成交额平均达到1.6亿元。
就商品市场年交易总额、超亿元市场数、单个市场成交额等三项指标而言，浙江已经连续14年稳居全国榜首。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和绍兴中国轻纺城是全国经营规模最大的专业市场，已连续多年分别居全国前两位，年成交额现在都已超过了200亿元。特别是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现在上市交易的生活资料包括了小商品、服装、袜子、箱包、副食品等八大类的一万多个品种，生产资料市场包括了废旧金属、钢材、汽车、旧车、汽配、通信、建材、机械、模具、纺机、船舶、电子等，有5800多家国有大中型企业、近2万家非国有中小企业在市场设点经营。现有经营铺位5万个，经营人员20万人，汇集了34个行业1502个大类32万种商品，年成交额连续14年居全国首位。同时，余姚中国塑料城、浙江南浔建材市场、绍兴中国轻纺城钱清原料市场、绍兴染料城、杭州灯具市场等一批市场，也都已成为全国同类市场中规模最大、辐射最广、影响最大的全国性大型生产资料市场。一批又一批浙江市场经济的开路先锋走出浙江，深入全国各地，将浙江的市场网络布向了全国，形成了“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江人；哪里有浙江人，哪里就有市场”的奇特景象。
在市场网络得到不断拓宽的同时，浙江市场的交易方式也在不断现代化。在浙江的一些大型专业市场，会展、代理制、连锁专卖、统一配送、虚拟经营、电子商务等现代销售方式发展很快，促进市场功能迅速得到完善。许多市场已经不再满足于“一手交货、一手交钱”面对面的传统市场交易方式，而是积极采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变革交易方式，更新交易手段，实现了传统市场与电子商务等现代交易方式相结合，进一步推动了市场功能的提高和辐射能力的增强。如余姚中国塑料城自1997年以来，先后建立了中国塑料信息网、中国塑料制品网、中国工程塑料网等专业网站。同时，还建立了电子商务平台，使市场内上网做生意的个体经营户迅速发展到355家，客户发展到美国、英国、日本等14个国家和地区。到2001年7月底，电子商务成交总额近10亿元，其中外贸生意占35%。余姚市个私协会还帮助个私企业参加“宁波市私营经济信息网”的电子商务活动，使许多企业有了网上客户，做起了外贸生意。与此同时，近几年来，浙江民营企业建设网络和入网的热情不断高涨。
现在，浙江乡镇企业的域名数量、网站数量、网页拥有量以及在线数据库的拥有量均居全国前列，一些民营企业发达的市县，都出现了网上创汇热。2003年，《互联网周刊》“最具商业价值的中国网站100强”评选时，行业类上榜网站中，浙江占据了80%，如中国化工网、全球纺织网、中国服装网、今日五金等等。
浙江市场经济体系的发育和市场秩序的扩展、演进过程，相当全面和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历程。大量交易规模庞大的专业市场使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可以共同分享由巨大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所形成的营销规模经济效益，极大地降低了企业的交易费用，提高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
更重要的是，商品市场的发展还带动了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交易和重组，引发了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壮大，促进了功能比较齐全的市场体系的形成。据有关专业人员的研究，目前，浙江的市场化水平已居全国第二。市场体系的率先发育，既让浙江获得了丰厚的体制创新回报，同时也让浙江经济发展更早地遭遇了市场体系发育过程的种种曲折和障碍，其中就包括“失信”这样的切肤之痛。信用缺失，是经济发展的“败血症”。在浙江市场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由于信用缺失，全省经济遭受了市场和名誉的双重打击，它使企业的商品生产和交换无法正常进行，使银行的存贷业务无法正常开展，使网上交易等虚拟经营无法产生和发展，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向高级阶段推进，直接影响到浙江企业的信誉和改革开放的形象。惨痛的教训使浙江人日益深刻地认识到了加强信用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第二，诚信建设是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在浙江市场化进程中，民营企业是主体，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温州和台州地区就提出了“不论成分重发展，不限比例看效益”的口号，对个体私营企业发展采取默许和支持的态度。在各级地方政府的扶持下，浙江老百姓的创业激情得到了充分的激发，个体民营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1978-2003年，全省生产总值增量的70.2%来自于民营经济，其中53%是由个体私营经济创造的。根据2001年全国基本单位普查，浙江每万人口法人单位数达到78.0家，约为全国每万人40.0家的2倍，列全国各省区第一位，遥遥领先于第二位的江苏省（54.7家）、第三位的广东省（51.8家），相当于日本20世纪60年代初的水平。这充分说明随着广大群众的创业激情的调动和激发，浙江个体民营经济的发展拥有了极为深厚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