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发达国家的信用总规模一般都在其GDP的4倍以上，有的（如日本）甚至高达上百倍。而我国的这一比例明显较低，现阶段在两倍左右，表明信用活动与经济规模不匹配，也无法充分地拉动经济增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信用制度滞后导致的信用交易不活跃是一个重要原因。
信用制度创新还受着经济体制与经济结构状况的深刻影响。当前中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之中，经济体制中还存在较多的计划经济的成分，国有经济依然占据着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另外，我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依然根深蒂固，多种经济成分和生产方式并存，既有先进的现代化生产方式，又有落后的家庭作坊生产方式。尤其在农村，大量的农业生产还采取自然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的存在势必制约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我国现阶段信用关系的脆弱以及很大的不稳定性。收入分配差距悬殊，城市居民家庭财产基尼系数达到了0.51，远超分配不公的国际警戒线。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达到6倍以上。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进行中国信用制度创新时必须考虑的经济制约因素。
我国信用制度目标和模式的确立除需要考虑经济约束条件之外，还要考虑其他因素，如政治因素、文化因素以及路径依赖性的存在等。具体来讲，中国特色信用制度目标的确立除受现阶段经济发展状况的制约外，主要由以下几方面的因素决定：一是由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所决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在客观上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信用制度。二是由我国当前的信用状况所决定。中国目前正处于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各种制度规则在同一个时空中运行，必然带来制度摩擦和制度低效，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偏低，社会信用秩序混乱，这一现实背景决定中国的信用制度建设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三是由中国独特的历史传统所决定。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积淀了包括信用文化在内的独特文化传统，形成了信用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深刻根源。中国信用制度的建设除需要考虑与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相适应外，还要重视与传统信用文化或非正式信用制度的相容，走一条成本最小的路径。
二、信用制度创新的浙江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经济发展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体，成千上万个中小企业构成了浙江市场的主力军，而中小企业的信用能力则更加依赖于社会化信用服务基础（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建设）与信用文化大背景的成熟。
在市场经济体中，单个企业的信用能力不仅取决于它自身的履约意愿与财力物力，而且还受制于其他企业的履约意愿与财力物力。浙江的市场参与者众多，其企业文化和信用水平参差不齐，建立健全优良的区域性信用环境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就必然很大。根据浙江中小企业众多、信用需求迫切的实际情况，浙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特色是从建立企业信用信息披露机制入手，通过实施企业信用发布查询系统这个基础性、先导性工程，带动浙江社会信用体系的全面建设。从浙江诚信建设实践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经验。
（一）积极从事市场交易活动，在市场大潮中培育市场信用观念
唯物史观认为，一定的思想道德观念归根到底是由一定的实践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决定的，作为意识形态的信用观念，不是主观意志和先天固有的“善良意志”，也不是人的自然本性的表现，而是现实的经济活动的反映。正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浙江人才接受了市场信用文化的洗礼，逐渐树立起与市场经济相一致的信用观念。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浙江各地经营者和管理者走出了狭小的地界，走进了广阔的新天地。对于经营者而言，如果说他们最初是迫于生计而从事经商，或者说，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和改善生活的愿望不自觉地走上发展商品经济的道路，那么，随着商品经济活动的展开，市场经济的洪流则毫不留情地涤荡着他们原来封闭狭隘落后的小生产者意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自然经济状态中流传了几千年的重农抑商观念、重义轻利观念、安贫乐道等观念受到猛烈的冲击，人们不再把种田看作正道，把经商视为末流，把做生意看成是“不务正业”，大家千方百计要挤进市场经商，并以此为自豪。
正是在市场经营活动中广大经营者和管理者才逐渐树立起市场运行所要求的竞争观念、市场观念、时间观念、信息观念、利益观念、风险观念、自主观念等。正是在从事市场交易活动中，经营者才切身认识到只有遵守诚实守信、公平竞争、互利互惠等商业规范，才能赚到更多的钱，才能使自身有更大的发展。
温州，这个改革开放以来备受世人关注的浙南城市，曾一度因信用缺失而震惊中南海，以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而名扬天下，成了世人诟病的对象，成了消费者心中诅咒的对象，一时陷入了工厂被查、店铺被封、产品被销毁、合同被作废的四面楚歌的境地。严酷的现实在教育着人们：依靠假冒伪劣可能获得一时富裕，但绝维持不了长久的繁荣与发展；如果不讲信用，只能是无序与恶性的竞争，结果必然是“损人不利己”。痛定思痛，温州人壮士断臂，毅然决然与失信的昨天告别，开始寻找曾经丢失的信用。精明的温州民营企业家正是在市场经济的利益博弈中深刻地意识到诚实信用的重要性，开始了树立维护自身企业形象和整个温州良好社会形象的追求与努力。
市场经济活动是以利益为驱动，以盈利为目标，以竞争为动力的一种经济运作模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之所以选择信守契约，并非其良心发现，而是因为守信更符合其自身利益。市场主体讲信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交易中节约成本。浙江的企业百分之九十是民营企业，盈亏自负，它们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说到底无非是为了一己之私。如果假冒伪劣不仅不能带来利益，反而会将企业逼到能否生存的边缘，他们就只能转向质量求生存。
这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说的，人们之所以遵守道德或者法制，不是因为它们被称为“道德”或“法制”，而是因为它们对人们有利。事实上，正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浙江人才接受了市场信用文化的洗礼，逐渐树立起与市场经济相一致的信用观念。温州之所以能够从一个以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而“名扬”天下之地，发展演变成为一个信用意识日渐发达的品牌之乡，正是市场教育的结果。正是激烈的市场竞争，使温州人、浙江人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了信用的价值；正是市场秩序的日渐规范，以及信用价值的凸显和守信成本的上升，促使人们逐渐把信用意识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式。正是在从事市场交易活动中，人们才切身认识到只有遵守诚实守信、公平竞争、互利互惠等商业规范，才能赚到更多的钱，才能使自身有更大的发展；正是在市场经济的利益博弈中，浙江民营企业家们才如珠如玉般地呵护自己企业品牌和形象。
（二）提高政府公信力，积极发挥各级政府的引导和管理作用
由于中国市场制度变迁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在政治经济生活中，政府拥有绝对的政治力量对比优势，而且还拥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能通过行政、经济和法律等手段在不同程度上约束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行为，这为市场信用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在信用制度变迁过程中，浙江各级政府，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等手段实施制度供给，积极发挥引导和管理的作用。
第一，引导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浙江各地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规范到逐步完善，从马路市场到规模专业市场的发展，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引导，是浙江各级领导和工商、税务、金融等管理部门对市场的积极培育，从指导思想到具体组织引导管理上，能够做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决策民主科学，从而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形势和市场机制的运行规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浙江市场秩序逐步得以规范和完善，而且浙江市场主体的信用观念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从而既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也使农村出现了许多剩余劳动力。
如何为过剩的劳动力和资金积累寻找出路，是摆在各地领导者面前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根据浙江许多地方耕地少、人口多、交通便利又具有经商传统的实际情况，各级领导顶住各种姓“资”姓“社”的压力和非议，敢于“试”，敢于“闯”，创造性地把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本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发挥各自的优势，作出了“以市兴县”、“以市兴市”的决策，积极引导广大农民走培育市场、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特别是党的十四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更为浙江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春风。浙江各地领导和工商等管理部门根据党对私营经济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根据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边发展，边规范，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大大促进了市场繁荣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也使广大经营者和管理者振奋了精神，更新了观念，增强了竞争精神和合作精神，提高了市场信用意识，使浙江的市场信用建设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浙江各级政府在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和条件方面一直发挥着鼓励和引导的作用。由于浙江各级政府支持力度较大，在发展环境、贷款、技术、出口等多种渠道上给予支持，同时也由于政府积极地对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进行规范与监督，因此，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在总体上注重诚信，发展也比较规范。
第二，全面开展“效能革命”，全力打造信用政府。打造“信用浙江”首先必须打造信用政府。浙江在信用建设中，高度重视政府信用建设，下决心建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政府，打造开拓、务实、高效、廉洁的开明政府。
浙江各级政府按照“三个代表”要求，从政府机构改革入手，以建立法治政府、廉洁政府、高效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为目标，重点解决政策不透明、不规范、多变性的问题，解决向社会承诺事项不兑现的问题，解决行政执法中存在随意性的问题，解决为政不廉、办事不公、作风不正的问题，全力打造“信用政府”
的形象。为了打造信用政府，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加入世贸组织需要，加大机构改革力度，以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转变政府职能，压缩审批事项，简化审批环节，规范审批手续，建立审批责任制。同时，在全省范围内大力开展效能建设，严禁办事拖拉，严禁吃拿卡要，严禁态度刁蛮，并提出一系列工作制度，如办事公开制、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制、AB岗工作制、办事时限制、否决事项报告备案制、机关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大力改变机关行政作风，大力提高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通过效能建设，打造阳光政府、服务政府和信用政府，使政府形象得到明显的改变。
第三，履行引导、建设、监督、管理职能，推进社会信用建设。在温州“质量立市”过程中，温州市政府发挥了积极作用。20世纪80年代，温州产品在部分消费者心目中一度成为假冒伪劣产品的代名词，其中又以鞋类产品的负面影响最为突出。在市场经济发育初期，大部分企业处于草创阶段，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都很低，同时整个市场信用基础还相当薄弱，市场秩序还相当混乱，单纯靠市场的力量是不可能抑制企业在短期获利动机驱使下的诸多失信行为。为此，温州市政府挺身而出，果断采取积极措施，大力整顿市场秩序，打击破坏市场信用的行为，在较短的时间内提升了温州产品质量，优化了温州市场信用秩序。一是成立专门工作组，下设办公室和质检室，作为整顿市场的专业部门。在整顿鞋业市场方面，温州市鹿城区政府成立了“鞋业质量整顿管理办公室”，一方面通过颁发一些规范市场的文件、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加大整治力度，对现有企业进行整顿，关闭不符合规范的企业，对新设立企业实行严格的准入制度，并定期、不定期地对企业进行跟踪检查，对发往外地的产品进行质量检查，不合格产品严禁外出。二是在采取强硬措施整顿市场秩序的基础上，温州市政府于1993年明确地提出了“质量立市”的发展战略，1994年又颁布了《温州质量立市实施办法》，用于指导企业加强质量管理。同时市政府还专门制定了“三、五、八工程”，即用3年时间，使温州的主要产品质量达到省内平均水平；用5年时间，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用8年时间，达到或接近国际水平。三是积极引导企业进行产品宣传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