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扩散型”苏南路径的主要特征
1．外资在苏南经济开放中的作用突出
苏南利用外资成效显着。2006年利用外资123.58亿美元，增长25.2%，利用外资总额占全省70.9%。大量外资在苏南各类开发区中集聚，既是苏南经济发展的亮点，同时也使人们产生一些隐忧。其一是，大量外资利用了我国的土地资源、能源和廉价劳动力，得到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利益，但在带动本地经济发展、促使经济结构改善和产品质量提高等方面发挥的效应还不够高。其二是，外资经济的“候鸟”特点，使人们担心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存量外资可能发生转移。因此，如何从外资产业链中分更多的利益，如何防止外资流出导致的产业“空壳”，是提升苏南产业结构层次必须面对的两个相关问题。外资进入中国带来的成熟的技术和完善的产品，全面取而代之的时机尚未成熟。但可以利用我们的制造优势、成本优势和地缘优势，在某些中间产品，特别是关键产品上实现由“中国代工”向具有自主技术和市场竞争力的“中国制造”转变。
2．苏南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较高
苏南面广量大的本土企业是由乡镇企业改制而来的，其中的佼佼者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但面广量大的企业存在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产品附加值不高的问题，故仍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企业自主创新的主要内容，是引进先进理念、先进管理和优秀人才，根据市场发展和技术发展的趋势，提升核心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产品质量，提高市场竞争力（蒋伏心，2006）。引进新技术和对原有技术的提升相比，后者不仅成本相对较低，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创新能力，形成了良性循环的机制和模式，对企业长远发展有重要意义。如果缺乏提升现有技术的能力，即使引进了新技术，其优势也难以持续。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苏南不仅形成了新的经济结构和较高的发展水平，更重要的是，创造了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乃至全国具有吸引力的环境。
包括良好的制造业基础、较完善的市场条件、优质人力资源的集聚等，这些都为提升苏南经济水平创造了雄厚的基础。
3．政府在苏南的经济开放中的作用突出
苏南发展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强力推动，对于这种“强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争论也从未间断。苏南的政府作用相比其他地区显得过于强大，争论的要点是经济发展过度依赖政府作用是否与市场化改革的方向相背。一方面是苏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水平处于全国前列，全面小康社会的各项指标处于全国前列；另一方面，在GDP崇拜下的“行政推动型”经济发展带来了种种后遗症。“强政府、弱市场”固然要不得，但在市场经济初期也有“强政府、弱市场”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宋林飞，2007）。在比较清醒地认识、比较严格地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的情况下，政府的行政推动有利于经济比较快地发展。
同时也应看到，如果不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或不量力而行，就会形成低效投资，甚至无效投资。
五、三种基本路径的比较分析
（一）三种基本路径的比较
1．开放路径的初始条件差异
“顺推型”、“倒逼型”、“扩散型”三条开放路径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需要考虑到不同的初始条件。一般而言，“顺推型”的开放在转型初始阶段就依赖于大量外资的介入。因此外资的大力引进是其必不可少的前提。“倒逼型”的转型过程要求企业具有强大的国际市场开拓能力，依靠国际贸易推动生产过程和技术的转型。而“扩散型”的转型过程要求企业首先加入国际性的生产分工链，这势必要求企业本身就具有较高的技术条件和资金实力，以及地区的产业特征必须符合这一分工过程。
2．三种开放路径的缺陷分析
如上文所述，“顺推型”的广东路径、“倒逼型”的浙江路径和“扩散型”的苏南路径都各自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与优势，但相应的也存在着各自的缺陷与不足，主要表现于外资引入程度及其经济效应的差异、产业技术结构与贸易方式的差异、政府经济功能定位与表现的差异。
就外资引入程度及其经济效应的差异来说，浙江引进外资的绝对量明显低于广东和江苏，但外源经济与内源经济的互动性较强，FDI对浙江民营企业有较为明显的正的外溢效应。而广东的外源经济与内源经济的互动性较弱，引进的外商投资不仅溢出效应较小，而且存在较为明显的对内源经济的挤出效应（参见第七章第一节）。邵学言（2006）研究表明FDI对广东省当期国内投资有挤出效应，而对滞后1期的国内投资有挤入效应。江苏FDI的国民收入效应也不如浙江，FDI对于人均收入增长的带动作用远远落后于GDP增长，数据显示虽然苏州等市的人均GDP高于浙江的城市，但是人均收入却低于浙江。从引资程度和数量上来看，2007年，江苏、广东、浙江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分别是218.9亿美元、171.26亿美元、103.7亿美元。
虽然近年来浙江加大了引资力度，但是与江苏、广东相比，仍然处于落后水平。
就产业技术结构与贸易方式的差异来说，江苏、广东的产业技术结构明显高于浙江，但是其产业技术支撑主要来源于外商直接投资，因而对FDI的依赖度偏高。这导致了产业发展的高度不确定性，因为外资具有高流动性，它会随着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投资区位，即外资可能是因为成本低而前来投资，一旦成本高了，它又完全可能再去寻找成本更低的投资场所。从贸易方式来说，浙江的加工贸易发展规模较小，在1999年之前，浙江省的加工贸易可谓停滞不前，出口总额一直在20多亿美元的附近波动，而江苏省的加工贸易呈缓慢增长的趋势，1999年江苏省加工贸易出口已接近100亿美元。2000年之后，浙江省的加工贸易出口总额开始逐步增长，但是增长的速度远不及江苏省。从2003年至今，江苏省的加工贸易出口额屡创新高，到2005年已经达到了820.5亿美元，而浙江省在2005年时的加工贸易出口总额仅为162.2亿美元，不到江苏省总额的1／5。即使到了2007年，浙江加工贸易总额已经突破150亿美元，但这一比重与2000年相比，也仅上升到21.1%，仍然远远低于全国54.7%的平均水平，更比江苏低了45.6个百分点。可见，浙江省加工贸易占出口比重明显偏低，整体发展规模远远不及江苏省。
就政府经济功能定位与表现的差异来说，苏南开放经济模式中政府的作用较为强势，苏州、昆山等苏南外商集聚城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在相当长时间内明显依赖税收优惠、土地优惠等政策措施。而浙江省政府在吸引外资的政策实施中相对中性，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干预相对较少。苏南开放模式中，政府的功能定位必须随着开放进程的深入与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而适时地进行调整。在开放型市场经济中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功能，充分尊重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
（二）浙江开放路径的选择
浙江内源式民营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型不可能采用“顺推型”的路径。
由于缺乏大量引进外资的基础，也不可能采取“扩散型”的路径，因为缺乏技术创新能力的支撑。比较切实可行的战略是：以“倒逼型”的转型为主，辅之以“扩散型”和“顺推型”的道路。
由于浙江省民营经济最大的优势，是强大的市场开拓能力，从市场开放切入，逐步引导企业的产品和产业创新以及技术改造，逐步融入全球性的生产分工协作体系，进而达到引进外资、投融资体系的开放和企业治理结构的开放。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浙江省民营企业也已经迈出了市场开放的第一步。最近几年，浙江省外贸出口额大幅度上升，以民营经济为主导的国际贸易已经成为浙江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支柱。这些年来，浙江省外贸出口额平均递增30%以上，在全国外贸出口普遍看淡的情况下，浙江省民营企业强大的市场开拓能力推动了外贸的增长，内外贸比例已经超过1。这表明，浙江省民营经济在市场的开放和国际化上已经迈出了重要步伐，并且形成了一定的优势。在民营经济市场国际化的过程中，逐步伴随着国际化的产品品质要求，推动企业的技术投入和产品创新。
据统计，2005年，浙江、江苏、广东三个省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分别为212.4亿元、631.5亿元、456.4亿元，如果以江苏省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为基数，则三个省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比较系数为0.33：1：0.72，其中浙江省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只有江苏省的1／3。以科技活动经费支出与GDP比重来评价三个地区的科技投入强度，则2005年浙江、江苏、广东三个省的科技投入强度依次为1.58%、3.40%、2.04%，浙江分别低于江苏1.82个百分点和广东0.46个百分点。2007年，浙江省企业新产品产值率指标仅为9.5%，而上海和江苏的这一指标分别为14.3%和10.5%。从业人员中，浙江省民营企业缺少高素质的技术人才和专业人才，造成企业创新能力滞后。
目前，沪、苏、浙三地的技术开发人员占从业人员的比重分别为7.0%、6.5%和3.3%，技术开发经费占到销售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2%、2.1%和1.1%。
浙江在多个指标上都处于相对落后地位，意味着挤入跨国公司价值分工链体系的技术基础相对较弱。由此可见，浙江省内源式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型不可能采取“顺推型”的路径，因为缺乏大量引进外资的基础；也不可能采取“扩散型”的路径，因为缺乏强技术创新能力的支撑。因此，选择“倒逼型”的开放路径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对于浙江大部分民营企业在国内日趋饱和的市场的情况下，开拓国际市场，因势利导，利用市场国际化推动整个民营经济从内源式发展模式转向开放型经济是现实可行的途径。同时必须坚持不懈地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利用外资的介入实现投融资体系多元化，兼顾实现“顺推型”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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