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章讨论不同开放路径选择的一般因素基础上，本章将进一步讨论浙江开放模式形成的特定区域因素。这些因素既依赖于特定的区域禀赋，也依赖于特定的政府选择行为，同时互生于浙江的特定开放路径。
一、比较优势与开放模式
（一）比较优势与开放
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是经济学理论中一个基本的概念，其基本含义在于，如果两个经济体在不同产品上存在相对价格的差异，则开放贸易肯定能促成福利的提高，而且每个经济体应该专业化生产相对价格（成本）较低的产品。这个最初由李嘉图提出的理论，在经由赫克歇尔、俄林以及萨缪尔森等进一步完善之后，成为近当代开放经济的基本理论支柱。从开放的内容上讲，比较优势意味着两个层面的意思：首先，在产品贸易上，各个经济体应该出口其成本较低的产品，即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其次，在专业化生产上，各个经济体应该专业化生产其具有要素禀赋优势的产品，从而进行出口贸易。从开放的推进层面上看，比较优势意味着在产品成本上具有优势，从而在产品市场层面开放可以促进贸易获利。而产品比较优势的获得依赖于要素禀赋的优势，此时，若在要素层面开放，将产生密集要素的流出和稀缺要素的流入。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进口替代的地区而言，要素层面的开放有助于加速进口替代；对于出口导向的地区而言，则不利于出口的扩大。
让我们构筑一个2×2×2模型来说明这个问题。假定A、B两个经济体，生产和消费两种产品x和y，并使用两种要素K和L。如果开始两个经济体完全封闭，经济体A在C点生产xA和yA并进行消费，获得的福利水平是uA。而经济体B在D点生产xB和yB并进行消费，获得的福利水平是uB。
此时，若要素市场开放，则要素流动将改变PPF。在极端的情况下，要素流动将抹平两个经济体的禀赋差异进而生产的差异。如果我们假定两个经济体的生产技术和消费偏好无差异，将出现通过要素流动完全替代贸易的情形。此时，经济体A的生产点和消费点均在C，经济体B的生产点和消费点均在D，没有产品的贸易发生，尽管市场是开放的。
按照HOS模型的结论，在理想情况下，要素开放与产品开放形成的结果是相同的，即最终达到的福利水平是相等的。其进一层的含义是，要素的开放可以替代产品市场的开放。因此，要素的流动实际上可以缩小贸易的规模。
不管如何，比较优势的结果都是出口具有优势的产品（成本优势）和要素（禀赋优势），进口不具有优势的产品和要素。
（二）顺比较优势与逆比较优势：开放的不同模式
从政策的角度而言，在市场并不是一步到位开放的情形下，如何有选择性地开放市场或者说开放市场的顺序就值得商榷了。一个经济体既可以在其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进行开放，从而实现有竞争力的出口，也可以对处于比较劣势的部门进行开放，以实现产业升级。我们一般把一个经济体在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实施开放，从而实现优势部门的出口称为“顺比较优势（Follow‐Comparative Advantage，FCA）”的开放；而对应的，把一个经济体在处于比较劣势的部门实施开放称为“逆比较优势（Count‐ComparativeAdvantage，CCA）”的开放。
显然，如果xp－xc≥0则必有B 彻Bx，也就是说，对于生产x 的部门而言，x 市场的开放肯定优于不开放。而对于yp－yc≥0而言，必有By彻B。
也就是说，对于生产y的部门而言，y市场的开放将使其处境变差。因此，顺比较优势的开放将对出口部门有利，同时使得进口产品的本国生产部门境况变差。
相对应的，对于xp－xc≤0，必有Bx彻B，也就是说，对于消费x的部门而言，开放并不能改善其境况。而若yp－yc≤0，则有B彻By。也就是说，对于消费y的部门而言，y的开放有助于其境况的改善。
由此我们可以总括：顺比较优势总是有利于比较优势产业的生产部门，而逆比较优势总是有利于不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消费部门。
在开放的策略和演进过程看，对于创汇型开放而言，顺比较优势开放是有效的开放策略，其可以通过优势部门的出口迅速赚取外汇。而在某些情况下，逆比较优势开放可以带动产业升级。因此，发展中国家往往经历从顺比较优势开放到逆比较优势开放的过程。即通过比较优势部门的出口赚取外汇，同时通过这些外汇进口不具有比较优势部门的技术，实现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三）顺比较优势与开放模式的决定
对于顺比较优势的开放而言，比较优势的获取和形成是至关重要的。一般而言，经济体的比较优势来源于如下几个方面：
1．自然禀赋
一个经济体的自然禀赋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矿产资源、气候条件等。
这些禀赋的优势可以对应于不同的产业比较优势。例如，矿产资源的优势可以在相对应的矿业上形成比较优势，而劳动力的优势则可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形成比较优势。
2．获得性优势
所谓获得性优势是指经济体在经济运行中所积累和获取的优势，而这些优势起初可能并不具备。例如产业优势，起初某一产业在一个经济体内并不具备优势，而经过一定阶段封闭的经济运行和培育，该产业的规模和生产技术将可能获得发展，人力资本也得到积累，从而形成了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在很多情况下称为“动态比较优势”。即这些优势并不是天然就存在的，而是经济动态发展过程中，通过经济体自身的特定发展策略而获得的。
3．外生优势
所谓外生优势是指经济体内的管制当局（政府）制定的特定的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使得某些产业或者经济部门获得了优势。例如产业扶持、出口补贴等政策都会改变产业在开放中的优势地位。
顺比较优势的开放，从动态的角度而言，是指这样的一个开放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开放是以优势产业或者领域获得的顺序推进的。具体地说，如果一个经济体起初仅在某些自然资源禀赋上具备优势，则开放将在这个自然资源及延伸的产业上实施，而其他领域将不实施开放。若经过一定时间的发展，某些原先不具备优势的产业和领域现在具备了优势，则这些产业或领域将推进开放。从结果上说，顺比较优势的开放是经济体内的优势部门和领域参与开放市场的竞争，而不具有优势的领域则相对比较封闭。这既可能是行政当局强制制度安排的结果，也可能是经济体内在自发行动的结果。
总体上说，顺比较优势的开放必定是内源主导的，因为在每一个开放的阶段必然是经济体内部占优势的部门和领域参与开放市场的竞争，而开放阶段的推进或者转换也必然是优势部门和领域发生的变化。
二、要素禀赋与浙江开放模式
（一）浙江的要素禀赋
浙江省国土面积10.18万平方公里，其中70.4%是山区，6.4%是湖泊，剩下不到24%是平原，几乎没有金属矿产资源，仅有矾等少量非金属矿产资源。按照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评价，浙江省除了耕地和气候条件好于全国平均水平之外，其余的自然资源禀赋水平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能源和矿产的丰裕程度更是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5%（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1987）。
资源禀赋水平低下在封闭经济条件下是一个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因为封闭经济的主导发展力量是“人地”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具体地说，是如何利用合理的技术对自然资源进行利用，进而服务于人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直接决定了利用的方式，进而决定对人的生存发展的服务程度。尽管自然资源禀赋水平低的地区在自然资源的利用强度和效度上可能高于自然资源禀赋水平高的地区，但这是以更大的投入为代价的。就基本的资源约束而言，在封闭的经济体中，自然禀赋依然是发展最为基本的决定因素之一。因此，在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浙江省的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落后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以1952年为基点，到1978年，浙江省的地区生产总值增加了3.2倍，人均生产总值增加了1.4倍，而全国的增加幅度分别为3.6倍和1.6倍。浙江经济增长绩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直接原因在于浙江省远离了国家主导的工业化中心，而之所以远离国家主导的工业化中心，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资源禀赋水平过低。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主导的工业化主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原有的工业基础，这类地区主要是一些中心城市；二是资源禀赋，特别是能源与矿产资源的拥有量。
（二）要素禀赋决定的优势
尽管在封闭经济条件下，要素禀赋水平低下对浙江经济增长形成了巨大的制约，但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资源性要素禀赋低下却为浙江省塑造了某些优势，这些优势促进了浙江省内源主导开放模式的形成。
（1）开放的意愿强烈。封闭经济下的资源禀赋匮乏往往造成“人地”压力突出，突破封闭的资源循环方式是改善生存境况的必然之举。这种由于生存压力导致的对封闭经济的摒弃和对开放的追逐在任何一个地区和文化背景下都是存在的。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及历史和全球，容易发现自然资源禀赋匮乏和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和民族，往往更加具有开放的冲动和倾向。不管实现这种意愿的方式是通过非合作的战争和侵略，还是通过合作的贸易往来，资源禀赋的确促成了这些地区和民族的开放，并且在长时间的历史演进中，形成了特有的开放文化传统。相反的，那些资源禀赋丰裕的地区和民族，往往具有封闭的倾向，自我中心和封闭发展的意识往往主导着区域之间的交往，乃至文化传统。这种情形即使在次区域范围内也同样存在，我国不同地区的不同开放意愿和人文特性，在很大程度上与其特定的资源禀赋和自然条件休戚相关。而浙江匮乏的自然要素禀赋，的确造就了强烈的开放意愿。即使在严厉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冲破计划体制的封锁，进行跨区域交易的事件依然屡禁不止。而在计划体制不断放松的时期，这种强烈的开放意愿则释放得更为彻底和激烈。
（2）由于地少人多，人地矛盾突出，同时自然资源匮乏，从而依靠资源攫取型的生产和开放显然无法支撑浙江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浙江省无法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参与开放的进程。这意味着，浙江省的开放方式有别于古典的开放方式，后者主要是依托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参与对外交换和贸易的。而自然资源匮乏的地区，参与开放的方式显然更加需要创新，其必须塑造出本区域特有的优势，进而参与开放。在浙江省，这种开放的方式就是“两头在外”，即资源、原材料在外和市场销售在外，而塑造的优势在于低成本高效率的加工过程。这决定了浙江省内生经济极强的加工能力。
（3）由于本地自然资源匮乏，因而也不存在外部力量觊觎本地资源而主导本地开放的进程。资源丰裕的地区往往具有封闭发展的倾向，但是其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却又成为其他地区最希望其开放的主要因素。其开放的进程往往是外在力量主导了本地资源的开发进而开放的进程，促成开放的手段可能是强制的（例如侵略战争），也可能是合作的。而资源匮乏的地区，则不存在外部力量的这种“企图”，这反过来为本区域的内源经济成长提供了一个相对不受外部力量干扰的空间。
（4）在改革开放之初，浙江省经济规模总量小，人均水平低，在全国处于下游水平，这也就决定了外部力量也不太可能因为本地的市场规模而介入开放进程。本地市场规模是外部力量介入开放的重要因素。巨大的本地市场规模会激发外部企业进入本地，瓜分市场份额，在这个过程中会挤占本地企业的市场空间。如果本地企业发展水平比较低，而外部企业的竞争力比较强的情况下，外部企业的进入会破坏本地企业的内生成长机制，甚至导致本地企业生存条件的恶化。而浙江省并不大的市场规模，反而阻止了外部企业的进入，从而为本地经济提供了一个相对不受外来因素影响的发展和推动开放的外部空间。在这个外部环境下，浙江省的内源经济得以迅速地成长。
三、企业家资源与浙江开放模式
（一）企业家的开放功能
在一个资源禀赋匮乏的经济体内，企业家在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应该是起到关键作用的。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希尔斯（G．E．Hills）的理解，企业家是“那些能够抓住经济生活中的机遇或能够对经济生活中可能发生的机会做出反应，通过创新为本人和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从而使整个经济体系发生变化的人”。在现有的经济体系运行中，如果系统内部的资源流动不存在系统性的障碍，那么在一个稳定的运行阶段，资源的边际报酬将趋同。而且，如果经济体系本身是封闭的，则不同的经济体系之间的资源相对价格将不尽相同。
此时，在缺乏企业家的经济体系中，经济体将在均衡的状态下自然地运行，经济的增长只取决于自然的资本积累和人口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