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内源主导型开放的利弊
总体上，内源主导的开放对浙江经济发展的贡献在于：
1.推动了浙江省从资源小省向经济大省的跨越
浙江省资源禀赋贫乏的现实，使得依靠封闭的发展无法突破基本生产要素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两头在外”的市场开放进程，最大限度地突破了浙江省的资源限制和流通渠道的限制，使得浙江省的生产能朝分工与专业化的路径演进。这不仅极大地拓展了浙江省加工工业的发展，也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
2.使得本土经济最大限度地分享了开放的利益
浙江省的开放进程以内源经济为主导，同时，又是以市场开放为主体，开放的进程本身就是以内源经济的利益驱动为导向推进的，因此内源经济的利益在开放进程中不断得以诉求和获得。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人均可支配收入与GDP的比值远远高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其他省份，这个现实说明了在同样的经济发展水平情况下，本土经济获得的实惠要高于其他的开放模式。
3.内源经济的发展机制在开放进程中得到维持和强化
内源主导的开放进程中，开放的阶段推进和节奏主要掌握在内源经济手中。内源经济的发展需求推动了开放的阶段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内源经济发展的机制并没有因为开放进程而遭到破坏。相反，每一次开放进程的推进和阶段转换，都是内源发展路径演进的结果，是内源发展机制的外在体现之一。
4.在区域发展的平衡性方面获得了良好的绩效
由于内源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各地的农村工业化，广泛而深入的工业化发展是以乡镇为主要载体，以县域为主要单位的。因此，浙江省大部分乡镇的工业都得到了有效的发展，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工业集群，而且由此推动了强大的县域经济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工业发展中大区域范围内的不平衡问题，各个地区的发展差距相对不会持续扩大。
但是，就当前而言，浙江省内源主导型开放模式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1.产品国际化与企业国际化的分离
一方面，浙江省内源企业的产品市场范围从区内市场向区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开放进程发展迅速。相当一批工业产品的国内国际市场占有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一些地区已经成为全球性的某类产品的加工制造中心。同时最近10年来，浙江省的外贸出口额都占据全国较高的比重，这得益于其强大的市场开拓能力，可以说浙江省内源企业产品的国际化程度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但是与此同时，浙江企业的国际化程度相对较弱，FDI比重一直偏低，企业的跨国合作水平低于经济发展水平相接近的其他省份。产品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存在一定程度的分离。
2.潜在市场势力与现实市场势力背离
内源主导型开放的主要动力是市场开放，而开放的主要优势在于价格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依靠价格竞争的强大市场拓展能力与市场价格的加成能力形成了明显的背离问题。一方面，浙江省在一批工业产品的国际国内市场份额上占有相当高的比重，有些还处于绝对的市场垄断地位；但是另一方面，在市场定价权上，无法形成市场势力。市场价格偏低，企业竞争激烈，对企业创新和持续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
3.创新弱化与产业锁定内源主导型开放通过强大的市场开拓能力，获得开放利益。这种市场开拓能力上的优势，在相当程度上“替代”了企业的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努力。
在开放的进程中，开放对产业结构的固化效应超过了变迁效应。企业的研发投入低于同等发达水平的其他省份，使得浙江省的内源主导型开放进程对浙江的产业结构存在某种意义上的“锁定”效应。
（四）浙江内源主导型开放的战略选择
1．实施质量效益型开放战略
从浙江对外开放整体贸易结构看，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出口主体，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数量扩张带动的，其出口的多为科技含量较低、附加值不高的粗放型产品，致使浙江对外贸易结构总体层次和效益较低。因此必须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实现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
为此，首先应优化科技创新体系，提高产品整体质量，力争部分优质产品生产与国际技术标准接轨。其次，要优化出口产品结构，不断提高产品的知识、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最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质量改进实施者的获利能力，激励生产者改进产品质量。
2．培育基于高级要素的国际竞争力
高级生产要素主要是指知识与技术。长期依赖低成本竞争一直是浙江贸易迅速发展的主要特点，即主要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土地使用费以及相关优惠政策（如出口退税）等。但是，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这种依赖低成本的开放模式的竞争与发展空间越来越有限。浙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要不断提高国际要素的汲取能力，积极汲取国外的资本﹑技术﹑人才等资源，在更高层次与更广领域优化资源配置，为此，必须从进口贸易﹑引进外资﹑对外投资多个方面来增强要素的汲取能力。
首先，要积极合理地扩大进口，加大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力度。其次，要以引入国际化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突破口，实现利用外资重点向现代服务业的转型。最后，要积极推动浙江企业的技术与品牌导向型的对外投资。
3．增进企业的国际市场势力
市场势力作为企业的一种重要资源，是企业市场地位的集中体现，但浙江企业在国际贸易中，普遍缺乏市场势力，这将对浙江开放模式的长期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而逆转市场势力不明显的不利局面，关键在于能否有效地改善浙江企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增强企业的国际市场势力，一方面要优化产业组织，通过核心企业的“市场代言”或企业联盟的“共同代理”来促进产业市场集中度的进一步提高，带动小而散的企业获取市场势力；另一方面，浙江企业应该通过整合全球要素，积极寻求技术创新和经营模式的创新，实现创新与国际分工前移及市场势力构建的有效互动。
4．打造国际性专业化产业区
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和我国开放型经济的不断发展，实现从现有的区域性专业化产业区向国际性专业化产业区转型和升级已成为浙江众多专业化产业区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国际性专业化产业区应具备以下五大基本功能，即国际性产品生产基地、国际市场份额的主导占有者、价格形成中心、信息与知识流转中心以及研发与创新中心。对照国际性专业化产业区目标模式的基本要求可以看出，浙江的不少产业区现已具备了生产总量大、市场份额高、成本与价格优势显着以及高效的本地信息与知识网络等现实条件；但同时，这些产业区在市场势力、信息传导与知识流转以及研发与创新水平等方面的产业主导功能和领先地位尚未完全显现，与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性专业化产业区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为此，要在不断增强自主研发（R&；D）的同时，积极汲取外资和国际性的技术、人才、品牌等要素资源，不断地提高专业化产业区的国际竞争力。
5．构建基于功能性政策的支持与服务体系
所谓功能性贸易政策是指政府通过推进技术进步，培育人力资本，提升获得性要素的比较优势，同时通过经济杠杆、信息服务、法律体系，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等与其他经济政策相融合的方式来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综合性贸易政策。这种功能性政策是一种既符合WTO的规制要求，又有利于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政策。
实施功能性贸易政策最主要的是要抓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实施知识援助政策，包括提供信息服务体系、提供人才培养与支持体系、建立产业预警体系。二是实施有效的制度供给政策。要克服民营经济在市场准入、法制环境、融资环境、审批管制、服务体系等方面的制度障碍，以提供公平、开放、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降低社会交易成本。
四、区域开放：文献的简要回顾
（一）国外研究现状
1．理论研究
瑞典经济学家俄林（Ohlin）早在其名着《区际和国际贸易》（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 rade，1933）中首次用区际贸易代替国内贸易，认为区际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地区间存在相对的商品和生产要素价格上的差异，而且它们之间会相互影响各自的需求，最终由需求和供给的关系来决定价格体系和贸易。1935年，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力图把贸易与布局理论结合起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将一国内部区域经济纳入分析系统之中，开拓了贸易与生产布局关系研究的新领域，给予区域贸易、区域经济以更大程度的关注。
以Paul 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则将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引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20世纪90年代，Krugman先后出版《地理和贸易》、《发展、地理和经济理论》和《空间经济：城市、区域和国际贸易》等专着，引领了经济地理和空间经济学的复兴，并将经济活动的空间定位与他早期的“新贸易理论”联系起来，为区域增长及区域发展模式的转变建立了严谨而精致的空间基本模型。新经济地理理论的主旨在于将空间因素融入主流经济学框架之下，并最终将国际贸易理论与经济地理学融为一体。在Krugman等人看来，一国内部的区域经济和国与国之间的国民经济没有实质性差异，贸易只涉及贸易成本因素，经济集聚之核心-外围分野最为重要。事实上，Krugman等人的“核心-外围”理论，既可用来解释国际经济格局，也可用来解释国内区际经济结构。
2．实证研究
国外对经济开放与经济绩效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较多，不过大多仍然局限于国民经济层面的研究。Edwards（1998）考察了92个国家1960-1990年间对外开放与其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证明在经济开放与TFP增长之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联系，相对于保护主义盛行的国家，对外开放充分的经济趋向于经历更快的TFP增长。Weinhold等人（1997）也实证考察了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开放与要素生产率之间的联系，揭示了前者对后者有提升作用的机理。Cameron（1999）等人自行建立了一个由出口／国内产出、进口／本地销售、内向FDI／产出、外向FDI／产出和贸易加权的国际R&；D存量／产出五个比率构成的指标体系，并据此测算了英国制造业19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与开放之间的相关性，得出结论：对外开放多半是通过技术进步率来影响经济增长率的。库兹涅茨（1991）通过对各国的国际贸易依存度进行统计，发现大国的贸易依存度普遍低于小国，这揭示了大国内部的区域经济之间本身就孕育着巨大的比较利益，各个区域可以区际分工代替部分国际分工。而着名区域经济学家Moore（1996）认为，一个地区的开放性以及与其他地区的相互依赖性对其来说至关重要。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区际经济的开放意义远远胜过小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内市场巨大、国内贸易机会利用不充分的发展中大国来讲，国内贸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发挥出比对外贸易更大的作用。
（二）国内研究现状
1．理论研究
浙江学者较早地将区际开放与国际开放问题运用于中国经济以及浙江经济开放模式的研究中，赵伟（2001）提出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区域开放肇始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坚实的私有产权制度，另一个是繁荣的地区贸易。一般来说，正是私有产权制度促成了区域性市场的形成与地区贸易的兴旺，而兴旺的地区贸易，则成为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基础。作为一种转型经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不具备这两个条件，这决定了中国各个地区层面的开放，采取了独特的方式，由此而形成独特的区域开放模式。赵伟（2002）对中国两大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地区20世纪80-90年代开放重心变化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两大三角洲的经济开放路径明显不同，长江三角洲地区走的是先区际化后国际化的路径，即先从区际一边突破，而后以区际贸易与区际要素流动为依托，大踏步进军国际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推进区域经济国际开放；珠江三角洲地区则反其道而行之，先国际化而后区际化，即在若干年内，先将开放重心置于国际一边，在国际开放上取得超常规进展，而后以国际开放为依托，拓展国内区际开放。但目前的发展趋向表明，两大三角洲的区域开放最终将殊途同归，达于区际、国际并行开放的境地。其中，在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的论述中，提及了浙江省对外开放的发展路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