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伟（2006）对先前的研究给予经验性的总结，指出中国总体上是先国际化后区际化的路径模式，而在多个层次的区域又体现出某种例外，在所有例外中又属三个层次的例外最为引人注目：第一个是大区域层次之沿海三大工业化地带，珠江三角洲区域的经济开放路径与中国总体的区域经济开放路径一致，属于先国际化后区际化的路径，而长江三角洲区域的经济开放路径与中国总体路径不同，属于先区际化后国际化的路径；第二个是省、市际层次之江、浙、沪经济区，相比较而言，先区际化后国际化的开放路径在浙江最为明显，江苏其次，上海两可；第三个是省内县、市域区域层次，在浙江可以看到宁波与温州、台州的差异，具体来说，宁波的国际化要先行于浙江其他地区，尤其是同属“沿海之沿海”的温州与台州，区域经济开放带有明显的先国际化后区际化特征，这与浙江经济总体的先区际化后国际化路径截然不同。
国内其他学者也分别从不同视角对浙江内源式经济的开放提出了见解。
叶建亮、黄先海（2004）系统讨论了内源式民营经济转向开放型经济的具体路径问题，认为内源式民营经济的对外开放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启动：要素投入、生产分工、拓展市场，从而指出我国省域的对外开放至少存在三种基本模式：“顺推型”的“广东模式”、“倒逼型”的“浙江模式”以及“扩散型”的“苏南模式”，并从民营经济的发展基础和态势考虑不同开放模式转型的初始条件。以浙江省为例，浙江省内源式民营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型不可能采取“顺推型”的路径，因为缺乏大量引进外资的基础；也不可能采取“扩散型”的路径，因为缺乏强技术创新能力的支撑。比较切实可行的战略是：以“倒逼型”的转型为主，辅之以“扩散型”和“顺推型”的道路。黄先海（2008）把浙江开放模式界定为顺比较优势的“倒逼型”开放模式。这主要包含两层涵义：第一，在对外开放的基点上，浙江的开放是立足于浙江的要素禀赋，特别是立足于发挥和增进内源式经济（主要体现为民营经济）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而不是逆比较优势去扭曲经济主体的行为，典型地符合经典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第二，在对外开放的路径选择上，浙江的对外开放是从市场（贸易）层面启动的开放，即由市场的区际开放和国际开放起步，进而推动生产过程的国际化，逐渐融入全球分工协作生产体系，进而通过外资的引进嫁接改造企业股权体系和治理结构，完成要素投入的国际化。
程惠芳（2000）探寻了浙江省产业结构国际国内的动态转移和循环升级模式，提出浙江省开放经济发展的若干建议，包括：强化轻纺工业比较优势和培育高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发展工业经济新优势；大力发展以高技术为基础的新兴服务业，培育第三产业新优势；通过“走出去”和“引进来”，创建浙江省产业结构国际国内转移、东部西部梯度推进的动态循环发展模式，实现浙江省经济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高的转变等。杜群阳、程惠芳（2005）通过内外资融合四层次模型的理论分析，对浙江吸引外资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改革引进外资评价机制，建立“内外资融合四层次评价模型”；二是树立“以民引外，以外促民，内外互动”的引资策略；三是接轨上海，利用外资的技术、市场溢出效应；四是拓展统一的长江三角洲产权交易市场，服务于内外资互动。
金祥荣（2000）从国际经验考察提出，有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自由化只是给它们带来短暂的繁荣也即静态收益的提高，相反却导致了长期衰落，关键是在世界性的比较利益结构性变化中，逐步失去了应有和过多的动态比较优势。因此，中国必须把着力点放在如何提高动态效率或要素贡献上，而不是简单地计算或看重一时的静态收益。动态比较利益贡献重于静态利益贡献。
就浙江省而言，是一个人多地少的资源小省，已建立形成了以发达的轻纺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区际分工。浙江应关注比较利益的动态变化和转移，而不是固守静态比较优势。金祥荣（2003）指出，依靠体制优势带来的内源型经济发展模式使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省利用外资规模相对较小。
90年代浙江的发展经验已经逐步显示出，依靠企业自身积累不仅扩展速度相对较慢，而且极易导致企业停留在低水平的数量扩张以及锁定于家族制经营状态，难以形成对新技术、研究与开发以及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需求，无法通过利用外资对企业组织结构进行优化调整以及“嫁接”新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
方民生、朱家良等学者也对浙江发展模式转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索。
方民生（2005）认为，浙江从“内源型发展模式”向“内源与外生相融合的发展模式”转变是理性的判断。激发民营经济利用国外资源的活力，寻求浙江特色的利用国外资源的发展模式的理念是构建融合发展模式的基本条件。当前值得重视的路径则是注重利用外资的多样性、对不同的行业采取不同的利用外资的方式、发展本土的国际性公司、重视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朱家良（2005）从民营经济国际化角度探讨了义乌从区际开放走向国际开放的路径，与温州有很大差异。小商品交易市场从区域性集散市场到全国性集散市场加产地市场，再到国际性小商品交易中心带动当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实现了民营经济国际化的路径创新。朱家良（2007）指出，高投资支撑的经济发展方式在浙江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的发展模式势在必行。其强调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内容和载体，其变动过程受到市场需求、要素供给、企业行为、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等多种因素影响。朱家良（2008）从经济运行视角考察，提出区域经济与全球经济是两个不同的层次，表现为两方面：区域经济是一个没有“边界”的全开放系统；区域经济是全国宏观经济的一个中观层次，经济运行具有地方特点。此外，基于对浙江现实情况的观察思考，探讨了需求、供给、人口资源等在区域经济运行中的特点和启示。
2．实证研究
国内对经济开放方面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但近年来也有所发展，主要集中于外贸、外资、区际开放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效应分析。
张小蒂、李晓钟（2002）利用我国近年来的统计数据，分析比较了广东、江苏和浙江的不同贸易模式特点及相应的区域经济效应。实证分析表明，广东、江苏和浙江尽管采用的贸易模式不同，但外贸对区域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较大的拉动作用。他们认为，各地应高度重视发展外贸的动力、能力和市场需求这三个关键因素，因地制宜，积极推动以产权明晰为核心的企业制度改革，发展适合本地区比较优势发挥的外贸模式，适度扩大进口贸易，进一步优化出口产品结构，使外贸对国民经济增长起更大的促进作用。刘晓鹏（2001）从增长率的角度对出口总额、进口总额与经济总量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促进作用，而出口贸易由于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明显。方民生（2007）也指出进口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要大于出口贸易。其介绍了国外学者对进口贸易效应的分析，并对“进口崇拜论”产生的特定环境及目前所发生的变化作了实证分析，得出“浙江的对外贸易必须调整进出口结构，提高进口系数”的结论，并对如何建立提高进口系数机制的问题提出了有新意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