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末年（1795）周昂曾对金批本作了一些评述，但对王作关续说则照样接受。他说：“草桥一梦，正是大好结构。续编造无为有，自是蛇足。”起凤馆刊王李合评本《新校北西厢记考》说得更具体：“王先关卒，《西厢记》未成，故关续之。”正如蒋星煜先生所批评的那样：“从矛盾的性质来看前四本和第五本是不统一的，第五本的矛盾不仅显得人为，而且对主题的表达和完成只能起消极作用，而不能起积极作用。”（《西厢记考证》第18页）王作关续说有一个心理依据：前四本写得那么成功，那么富有反抗性，它们和第五本的大团圆不可能出于同一作者之手。其实，臧懋循早在《元曲选》序一中指出，所有的元代杂剧结束时的大团圆都是“强弩之末”。
从王作关续说可以得出一个使论者感到意外的结论：王实甫至少和关汉卿同时，甚至可能比关汉卿更早。末一句话正是本文上面所提出的论点。
我曾在1998年第2期《文学遗产》上发表一篇题为《从关汉卿的栀普天乐崔张十六事枛说起》的文章，《普天乐》见《乐府群珠》卷四。我认为从关汉卿的《崔张十六事》可以断言，在关汉卿时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已是流传广泛的一代名作，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关汉卿才会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地默诵出它的曲句，根据它的故事情节，写下《崔张十六事》，这是王实甫的年代早于关汉卿的一个有力旁证。
三
拙作《金元杂剧的再认识》曾就管见所及列出所谓元代杂剧中残留着金代印记的20种杂剧：石君宝的《秋胡戏妻》、《紫云庭》、《曲江池》，李直夫的《虎头牌》，郑廷玉的《后庭花》，无名氏的《杀狗劝夫》，王仲文的《救孝子》，关汉卿的《拜月亭》，王实甫的《丽春堂》，杨显之的《酷寒亭》，无名氏的《货郎旦》、《村乐堂》、《射柳捶丸》，张国宾的《合汗衫》，关汉卿的《救风尘》，无名氏的《神奴儿》，贾仲名的《金安寿》，孟汉卿的《魔合罗》，孙仲章的《勘头巾》，张国宝的《罗李郎》，高文秀的《遇上皇》。
不言而喻，带有金代社会生活印记，甚或以金代为背景的杂剧并不等于金代杂剧。金代统治所及在北方，即中原地区，历时119年（1115-1234）。
南宋则偏安于南方，历时151年（1125-1276），年代和疆域都相差不大。由于正统思想或民族沙文主义的影响，金代受到学术界关注的程度大大不及南宋。
20种中，第十五《合汗衫》以下八种只是人名、地名采用金制，难以据此一星半点痕迹，坐实它们为金代作品。但问题也很复杂，如石君宝在金亡时42岁，他的三种杂剧很可能完成于金代，而《曲江池》却没有留下任何金代印记。因此，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没有任何金代印记的作品，当然不能断言它们是金代作品，但并非毫无例外地都不是金代作品。
石君宝的另外两种杂剧《秋胡戏妻》和《紫云庭》以及李直夫的《虎头牌》、郑廷玉的《桃符记》都带有金代社会生活的浓重投影。试以杂剧中提到的射粮军为例。《罗李郎》、《遇上皇》只提到这样一种身份的人，没有切合这种身份的任何具体描写。《村乐堂》的《楔子》以对话描写后槽和同知的对话，很明显后槽就是一名射粮军士兵，但它就说不出这一种军人的名称。而前引《后庭花》对射粮军的描写却足以补充《金史·兵志》的不足。从《罗李郎》、《遇上皇》和《村乐堂》的情况看来，射粮军只留下依稀难辨的一点记忆，而《后庭花》却不能这样说。因此假定《后庭花》、《桃符记》、《秋胡戏妻》、《紫云庭》等杂剧是金代作品，可说言之成理，虽然严格地说证据还不够充分，难以作为定论。
本文以为将《元曲选》及其外编的所有杂剧都看作元杂剧，未免是《宋元戏曲考》的一大失误。元杂剧应该正名为金元杂剧或金（宋）元杂剧，如果仅仅以上面未成定论的这五本杂剧作为立论的根据，那就未免太轻率了。
本文特别注意《杀狗劝夫》以下八剧，它们可以说是成形于金，写定于元，保存着世代流传的动态过程的活化石。
《杀狗劝夫》中王翛然是《金史》有传的一位包公式的清官，以字翛然代替他的单名翛。他自我介绍说做的官是开封府尹，“方今大宋仁宗在位，小官西延边才赏军回来”。“西延赏军”是北宋的特定事件，几乎成为包公的专职，包公戏《灰阑记》、《生金阁》、《合同文字》莫不如此。更妙的是金朝首都大兴府的府尹竟改成北宋首都开封府的府尹。很明显这是金朝人撰写的公案戏，又在元朝重编，却保留了金朝的印记——剧中人物孙荣“祖居南京（开封）人氏”。
《救孝子》是另一本王翛然的清官戏。官名恢复为金朝大兴府尹，大兴也即剧中所说的中都（北京）。剧中“贴户”成为《元史·兵志》的绝妙注释。据《元曲家考略》，作者王仲文的学生史惟良的生卒为1273-1347。王仲文即使在金末出生，金亡时年龄也还小。关汉卿的《拜月亭》杂剧连金国南迁遇雨的细节都写得严格符合当时情况，而他的着名套曲《南吕一枝花·杭州景》：“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元朝攻占杭州在金亡之后42年。如果关汉卿作《杭州景》时60岁或60岁以下，金亡时他不到20岁，在此之前创作杂剧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可见《救孝子》、《拜月亭》都成形于金朝，而最后在元代写定。
无名氏的《货郎旦》和《村乐堂》都写到女真人。《货郎旦》是拈各千户，《村乐堂》是蓟州同知，剧中又有蓟州防御，防御是金朝特有的官名。《货郎旦》写到窝脱银两，即所谓羊羔儿利，元代以前已经有了，但由官员“随处催趱窝脱银两”（第四折）却为元代所独有。严敦易《元剧斟疑》就此所作的考证是可信的。前已指出《村乐堂》实际上写到了射粮军，但它没有提到这个名目，这些描写只是遥远记忆的回响。可见它们都来自金代，一个被掺进了元代的官员“随处催趱窝脱银两”，另一个则原来的面目已被岁月所消退。
《射柳捶丸》叙述的本是金国调取延寿马为将，打退辽国入侵。葛监军将延寿马的功劳据为己有，发生争执，以比试射柳捶丸作为鉴别真假的手段。
杂剧把金国写成宋朝，韩琦、范仲淹和延寿马成为一殿之臣，这可能是金代作品或传说在元代改编而造成的位移。
上举20种残留着金代印记的杂剧中，杨显之的《酷寒亭》最引人注目。
金末曲家石君宝《曲江池》第三折《尧民歌》说：“你本是郑元和，也上酷寒亭。”
其他如关汉卿《鲁斋郎》、无名氏《货郎旦》也都提到过它，可见它在石君宝时已是脍炙人口的名作，或流传广泛的传说。它的第一折说白：“自家姓赵名用，南京人氏，在这郑州衙门里，当着个祗候。”开封在金贞元元年（1153，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改名南京；同折《醉中天》“学一句燕京厮骂”，辽开泰元年（1012，北宋大中祥符五年），北京被命名为燕京——以上可以看作是金代的遗留。第三折酒家张保是江西人，被俘“为奴作婢”，从良后，仍然被人骂“蛮子前，蛮子后”，自述他“也不是回回人，也不是达达人，也不是汉儿人”，他是南人，在元朝统治下地位最低；同折《梁州第七》“又无那胖高丽去往来迎”——这些都是元代的情况。可能它原是一个金代杂剧，在流传过程中，特别在最后写定时羼人了元代的因素。
拙作《金元杂剧的再认识》论述王实甫的另一杂剧《丽春堂》如下：
《丽春堂》杂剧主角是徒单乐善。他自报家门说是完颜女真人，不是说他姓完颜。他官拜右丞相，领大兴府（北京）事，正受管军元帅之职。他在香山会上和监军李珪因赌赛双陆争吵，打落对方门牙，贬斥在济南闲居。因草寇作乱，取他还朝。草寇闻风投降，他官复原职。李珪负荆请罪。此人姓名和《李逵负荆》（小说或戏曲或传说）的水浒英雄同音，加强了喜剧性。徒单乐善和李珪都是虚构人物。
配角徒单克宁（？-1192）却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根据《金史》卷九二，他是金世宗朝最受信任的元老大臣，被称为诸葛亮再世。第一折他自报家门：
祖居山东莱州，曾任山东路兵马都总管行军都统（1162，年代据《金史》本传，下同），后迁枢密副使，兼知大兴府事（1172），官拜右丞相（1179）。“今拜左丞相职”。他在1185年代理左丞相，次年以太尉兼左丞相。第二折中吕《粉蝶儿》描写香山之会：“俺这里伫立丹梯，则见那广寒宫在五云乡内。”据《金史·世宗本纪》，香山寺在1186年落成，赐名大永安寺，正是徒单克宁任命为左丞相的那一年。这也是杂剧故事发生的假定年代。十年前，他曾一度失势。当时他的女儿是皇子豳王妃，“以奸伏诛”，第二年他重新任命为平章政事。杂剧主角徒单乐善的官职同徒单克宁相似。杂剧第三四折着重渲染的山水之乐同徒单克宁再四奏请归隐的志趣也很相似，而济南正是他的旧游之地。第二折《尾声》四丞相徒单乐善唱道：“我与那左丞相是兄弟，我和你须叔侄。”这是说他是徒单克宁的兄弟，李珪的叔叔（李珪为了谐音，只能姓蒲察李氏），这可能是暗示：左右丞相本是一个人，可能这是为徒单克宁写的一本杂剧。
《丽春堂》杂剧所写的端午射柳会是创于大定三年（1163）的国家庆典。
《金史·世宗本纪上》把它作为国家大事加以记载。此年“以重五幸广乐园射柳，命皇太子亲王百官皆射。胜者赐物有差。上复御常武殿，赐宴击球。自是岁以为常”。同书《章宗本纪》又说，明昌元年（1190）五月五日，“拜天于西苑，射柳击球，纵百姓观”。徒单克宁这时正处于仕途上的顶点，西苑也在香山附近。
由于剧情和历史真实的细节有这么多的惊人相似，这不会是作者王实甫查证史实的结果，因为创作杂剧并不需要这么做，它只能是作者上距杂剧本事的假定年代不太久远，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本文同戴氏论文《王实甫年代新探》结论相近，但论证方法不同，对杂剧本身的理解也有分歧。如他以为本剧主角姓完颜名乐善，拙作则认为他姓徒单。在剧中，完颜不是姓氏，指的是完颜女真这一部族。又如戴文把镇番军解释为“金人称蒙古以及北方其他少数民族为‘番’，而自己以正统自居”，拙作则根据《金史·兵志》，指明镇番军是轮番戍守的部队。
本文论证王实甫的年代，不限于上述关于谁是白无咎其人的具体校正等等，而着重于包括王实甫年代问题在内的金元杂剧的总体认识。
为方便起见，本文以《元曲选》及隋氏外编所收162种杂剧为准。即使其中混杂几种明代作品，为数很少，不会对统计结果产生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