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开封府（即汴梁、东京或南京）作为全剧（或至少其中一折）背景的杂剧，据查有38种，它们是：《陈州粜米》、《杀狗劝夫》、《合汗衫》、《谢天香》、《燕青博鱼》、《合同文字》、《神奴儿》、《荐福碑》、《谢金吾》、《蝴蝶梦》、《陈抟高卧》、《救孝子》、《举案齐眉》、《后庭花》、《赵礼让肥》、《忠字记》、《灰阑记》、《留鞋记》、《刘行首》、《盆儿鬼》、《抱妆盒》、《罗李郎》、《生金阁》（以上见《元曲选》，以下见外编）；《绯衣梦》、《遇上皇》、《金凤钗》、《紫云庭》、《贬黄州》、《风云会》、《升仙梦》、《替杀妻》、《小张屠》、《博望烧屯》、《千里独行》、《醉写赤壁赋》、《云窗梦》、《延安府》、《符金锭》等，再加上以洛阳、郑州、许州等地为背景的杂剧计《鸳鸯被》、《张天师》、《救风尘》、《曲江池》、《墙头马上》、《朱砂担》、《铁拐李》、《伍员吹箫》、《勘头巾》、《王粲登楼》、《鲁斋郎》、《范张鸡黍》、《酷寒亭》、《桃花女》、《红梨花》、《单鞭夺槊》、《魔合罗》、《百花亭》、《竹坞听琴》、《货郎旦》、《碧桃花》（以上见《元曲选》，以下见外编）、《裴度还带》、《圯桥进履》、《破窑记》、《降桑椹》、《三战吕布》、《伊尹耕莘》、《老君堂》、《刘弘嫁婢》、《蓝采和》等30本，合计68本，占现存金元杂剧的42%。
以大都即中都及元代中书省所属河北、山西（平阳在内）、山东等地为背景的杂剧有《争报恩》、《薛仁贵》、《老生儿》、《虎头牌》、《儿女团圆》、《黑旋风》、《黄粱梦》、《昊天塔》、《丽春堂》、《金安寿》、《冤家债主》、《单鞭夺槊》、《金线池》、《赵氏孤儿》、《李逵负荆》、《看钱奴》、《还牢末》、《张生煮海》（以上见《元曲选》，以下见外编）、《拜月亭》、《哭存孝》、《调风月》、《五侯宴》、《渑池会》、《圯桥进履》、《西厢记》五本、《介子推》、《智勇定齐》、《存孝打虎》、《豫让吞炭》、《焚儿救母》、《独角牛》、《飞刀对箭》、《黄花峪》等37本，占全部现存金元杂剧的23%。
以杭州、扬州及苏南、浙江各州县为背景的杂剧有《东堂老》、《玉壶春》、《风光好》、《荐福碑》、《伍员吹箫》、《扬州梦》、《渔樵记》、《竹叶舟》、《对玉梳》、《萧淑兰》（以上见《元曲选》，以下见外编）、《东墙记》、《蒋神灵应》、《庄周梦》、《东窗事犯》、《七里滩》、《剪发留宾》等16本，占全部总数的10%。
除以上三个地区外，其他各地区的幅员虽然更加辽阔，但以它们为背景的杂剧只占25%，即四分之一。大都包括北京、河北、山西（平阳在内）、山东及塞外，面积大大超过河南，而以河南为背景的杂剧却大大超过大都及中书省所属各地。以个别作品而论，它不一定产生于故事发生地区，作者所在地同题材的提供地区不一定直接相关；但就现存的全部金元杂剧同它们各个故事的发生地区的总的关系看来，两者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联系。大都和杭州二地区所作比重之大，可见王国维以它们为杂剧中心的论点并不是主观想象，问题是他遗漏了最重要的杂剧中心即开封及中原地区。单凭这一点，也许还不足以证明：作为北宋的故都、金代的南京，开封应是中国杂剧的摇篮；然而不失为引人注目的一条线索。
其次，周德清的《中原音韵》（1324）既是前人曲韵的总结，又为元代及后世曲家所遵循。他的同乡前辈虞集为他作序时，明确地称之为《中州音韵》。
本人自序也说：“欲作乐府，必正言语；欲正言语，必宗中原之音。”无论中原或中州，界限极其清晰，它以洛阳、开封一带的语言为标准。唐李涪《刊误》说：“凡中华音切莫过东都，盖居天下之中，禀气特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也说：“中原惟洛阳得天地之中，语言最正。”洛阳、开封为历代故都所在，历史悠久。北京音虽然同中州音相差不大，如果以它为标准，无论如何加不上中原或中州作为它的地区标志。联系上文所说，以中州为地理背景的金元杂剧达十分之四之多，这是值得杂剧史研究者认真考虑的。
金元杂剧作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它同个人创作的根本区别是它的题材大都来自历史故事或传说，很少由剧作家自己构思。词句、情节和关目结构的雷同因袭成为它的艺术特色。南戏直接来自民间，或来自同民间保持更多联系的艺人，而创作杂剧的书会才人则多半是失意文人，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史修养。他们的作品中，来自文史典籍和书面资料的东西比南戏多得多。
它们在民间艺人参与的流传过程中一再被改编，可能有时会走样或以讹传讹，以致很难同史料对上号，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杂剧的这一特性。
举一个具体例子。
金元杂剧中以公弼作为知府或府尹的名或字的有八本之多。姓郑的是《争报恩》的济州知府和《曲江池》的洛阳府尹，姓李的有《救风尘》的郑州太守和《酷寒亭》的郑州府尹。《金钱记》的长安府尹王辅字公弼，《红梨花》的洛阳太守姓刘，《竹坞听琴》的郑州府尹姓梁。另有《倩女离魂》的亡父姓张，按照剧情看来，他也很可能是知府。除《金钱记》和《倩女离魂》外，他们的任职之地都不出开封、郑州和洛阳，都在今河南省境内。据《宋史》卷三一一，北宋名臣吕夷简的儿子公弼曾任龙图阁直学士、开封知府（代理）和郑州知府。在上述八本杂剧中，以《救风尘》和《酷寒亭》为最早，它们也最接近史实。吕公弼应是两者所提到的郑州府尹的原型，因音近而误姓为李。金元杂剧同宋代及开封的特殊关系也因此而得到新的佐证。
以上是我所理解的王实甫创作《西厢记》的总体背景。
四
王季思先生论定《西厢记》杂剧作者“王实甫在戏剧方面活动的年代，主要应在元成宗大德年间及其以后，他的时代应该和白无咎、冯子振相去不远，而比关汉卿、白仁甫稍迟”。主要的根据一是白无咎的《鹦鹉曲》，上文已经对事实加以剖析，认为此说不能成立；二是据剧终谢圣语，金圣叹批本作“谢当今垂帘双圣主”，他据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说这是对元成宗和布尔罕皇后的祝颂。王先生还在发表这篇论文《西厢记叙说》的《人民文学》杂志1955年9月号上郑重其事地加了一条脚注：“金圣叹评刻小说戏曲，每多任意改动的地方。”然而这“垂帘双圣主”五字不是金圣叹可以凭空捏造出来的。又金圣叹本题目总（当作正）名第二句“法本师住持南禅地”，王伯良本作“法本师住持南赡地”，并附校注云：“南赡地旧本作南禅地。可能金圣叹根据的本子正是王伯良（骥德）所说的旧本。”我同意这个解释，也同意他下面一段话：“其实杂剧末了以祝颂‘当今圣上’作结，是勾栏演出时的惯例。这祝颂的皇上，是指杂剧演出时的当朝天子，并不指剧中情事发生时的某一朝代的帝王。”②史学家陈寅恪以对待史料严谨精审而着称于世，在国内港台及东南亚一带享有崇高的声誉，但他这回却是确定无疑地错了，王季思老师在这里跟着下水是很不幸的事。
布尔罕皇后，《元史》、《新元史》的《后妃列传》都作“卜鲁罕皇后”。
《元史》说：“成宗多疾，后居中用事。”《新元史》则说：“时帝多疾，后居中用事。”两者完全一致。“垂帘双圣主”是公开的亲政。皇后皇太后是女人，要“垂帘听政”；皇帝是男人，不需要“垂帘听政”，“居中用事”则是暗地里把持政柄，两者不会是一码事。稍有古代文史常识的人都不会把两者混而为一，而陈寅恪先生却这样做了，王季思老师也跟着信从不疑，这只能从他们热衷于把《西厢记》杂剧的创作年代和“元成宗大德年间及其以后”
挂钩的主观臆测，同他们平时治学的严谨态度完全不同。
有没有同金圣叹所据古本《西厢记》完全吻合的“谢当今垂帘双圣主”的历史事实呢？有。可惜它不在《元史》或《新元史》中，而是同《金史》的一些史实吻合。本文第一大段结末所说“王实甫的年代也必须大大提前已是不争之论”，就隐约地指此而言。
这个皇帝指金哀宗，“垂帘双圣主”指的是他的生母和他的姨母，即史称慈圣、仁圣二宫太后。慈圣、仁圣二太后是嫡亲姊妹。金哀宗是慈圣太后的儿子，却被仁圣太后养为己子。金哀宗完颜守绪是金宣宗完颜珣的第三子。贞佑元年（1213）长兄守忠立为皇太子。贞佑二年（1214）金国自中都（北京）南迁南京（开封）。皇太孙铿生。三年正月，皇太子守忠死。
五月，立铿为皇太孙。十二月皇太孙铿殇。四年（1216）正月守礼（后改名守绪）才立为皇太子，即后来所称金哀宗。当时守绪的二兄英王守纯还健在。从《金史》的一些蛛丝马迹看来，在金宣宗驾崩到金哀宗即位的短短两天中，可能发生过守绪和二哥守纯之间的一场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
下面就《金史》所记有关“垂帘双圣主”的一些情况列表如下：
正大元年（1224）正月初三日，“上居庐”，为亡父守孝。
正月廿一日，“上始视朝”。尊姨母和生母为仁圣皇太后、慈圣皇太后。
八年（1232），生母慈圣太后死。
从正月初三日“上居庐”，到廿一日“上始视朝”的前一天，这就是被称为“垂帘双圣主”的时间，皇帝在守孝，不视朝。这正是王实甫写作《西厢记》杂剧的年月。
如果对“垂帘双圣主”的理解不太拘泥，《西厢记》杂剧的创作时间可以定为1224-1232年。金亡于1234年，这可能是《西厢记》杂剧的创作没有留下任何直接间接记载的原因。
（后记）
小小一篇文章却拖了数年之久。第四节直到最近才写毕。
王季思老师逝世已久，我虽还视息人间，但也垂垂老矣。王老师生前对我奖掖有加，而这篇文章不得不一再批评他的《西厢记》作者的时代说。
这也许可以说是学习他对业师陈中凡先生的批评。现在虽然已经不可能向他请教了，我想他的在天之灵，如同他生前一样包容广大，一定不会认为我是忤逆。
现在的古代戏曲研究应该跳出王国维的局限。诚然，他是第一个人把戏曲引进学术的殿堂。但他的消极影响实在也很大，如同他的积极贡献一样。他说“真正之戏剧起于宋代”，可不一会他又说：“论真正之戏曲，不能不从元剧始也。”这是一大矛盾。他把《元曲选》所收的杂剧，以及所有此书未及收录的杂剧都以为是元代作品。好像在元代之前，只有简单的参军戏和院本。其实院本、杂剧、传奇、戏文乐府这些名目在古代都不是专门术语，都不妨通用；由于一切文艺形式都来源于民间，等它们受到文人注意，留下一点记载时，可能这种文艺形式已经有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了。它本身可能经历了各个阶段的发展演变，然而还没有见之于文人的记载。
千万不要把杂剧只限于元代。这里还有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一般认为金始于太祖完颜阿骨打收国元年（1115），亡于1234年。1115年又是北宋政和五年，辽天庆五年。金亡时已是元太宗窝阔台六年。如果论述对象是南方人还比较简单，如果北方人，他的家乡究竟在宋或辽或金或元的统治下，我想这一个简单的问题可能会难住中国通史的教授。有的问题很清楚，有的需要查一查，有的则查一查也未必能搞清楚。我国是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看祖国在历史上也很难说只是汉族建立的国家（朝廷）。
如果本文的考证结果证明不误，金代的中都（北京）已经被元朝占领，不过元朝在中都附近筹建大都的新城还没有着手，《录鬼簿》以为王实甫是元代人，也不算怎么离谱。至于说他是大都人，我倒要持异议，因为那时还没有大都这个地名。从《西厢记》杂剧看，他处在金朝统治下，作为一个江湖艺人，可能他没有固定的里籍。
自称“古汴钟继先”的《录鬼簿》作者，实际上是僻处浙江一隅的江湖艺人，我对他能否如实记载比他早一个世纪的北方艺人的行踪和他们的创作，大有怀疑。我已经在多处表明我的这一想法。研究古代戏曲，要跳出王国维的框框，同样需要跳出《录鬼簿》的框框。虽然做起来很困难。
徐朔方1999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