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在1957年初版的《录鬼簿》出版说明中写道：“1330年8月6日，元代作曲家钟嗣成初步完成了他那因感旧伤逝而写作的《录鬼簿》。”钟嗣成名继先，杭州人。《录鬼簿自序》署“古汴钟继先”。刘世珩刻本《录鬼簿跋》说：“其称古汴者，元时士夫，多好着旧望，犹曰‘巴西邓文原’‘蜀郡虞集’云耳。”看来这句话并不完全可靠，也不完全不可靠，应该说钟氏世居开封（金时称南京），1234年被蒙古攻破，金亡。钟氏父祖可能在此后移居杭州。他写作了七本杂剧《章台柳》、《钱神论》、《蟠桃会》、《郑庄公》、《斩陈馀》、《诈游云梦》、《冯鋾烧券》，但他主要以小令和套数着名。与其说他是杂剧作家，不如说他是诗人。他以丑斋为号，同酸斋贯云石（1286-1324）甜斋徐再思齐名。友人朱凯的《录鬼簿序》说他是邓文原（1258-1328）和曹鉴（1271-1335）的高足，“累试于有司，命不克遇”。邓文原，杭州人。1290年，他曾任杭州路儒学正。1322年，曹鉴任江浙行省左右司员外郎，钟可能在1290-1322年后从学于邓文原和曹鉴。朱凯《录鬼簿后序》说他“累试于有司，命不克遇；从吏则有司不能辟，亦不屑就，故其胸中耿耿者，借此为喻，实为己而发也”。因感旧伤逝而写作的《录鬼簿》，与其说是信史，不如说是感伤的诗篇。
作为信史，它有如下不足：一、“前辈名公乐章传于世者”董解元下注云：“金章宗（1190-1208）时人，以其创始，故列诸首。”可以暂且不计。刘秉忠，（1215-1274）。其后如张弘范（1238-1280）、赵孟鋿（1254-1322），凡有生卒可考者，可谓先后有序，天一阁藏明写本以元好问为殿后。元好问生卒为1190-1257年，可说时序颠倒；曹楝亭刊本殿以“王继学中丞”，据《新元史》卷一九一附传，王继学名士熙，天历元年（1328）还在世，没有明显不合。但“杨西庵参军”，参军似当作参知政事，他的最后官衔是怀孟路总管；“白无咎学士”无论是白珽之子，还是白朴的伯父，都没有做过学士。官名和实际职务不同的，那就更多了。而且记载这些名公，大都用表字和别号，不合史书的体例。
其次，是“前辈才人有所编传奇于世者五十六人”，以关汉卿为最早，传递了错误的信息。关汉卿有一套曲《南吕·一枝花·杭州景》，肯定作于蒙古攻占杭州（1276）之后，他在金亡（1234）时不会超过40岁。据孙楷第《元曲家考略》，石君宝的生卒为1192-1276。他的年辈比关汉卿早；据拙作《论王实甫西厢记杂剧的创作年代》，王实甫也比他早。
再其次，是《方今才人相知者》，他们和作者相知或不相知者并不是客观的区分标准。如黄公望子久（1269-1354）列入“方今才人相知者”，而马致远列入“前辈才人”。实际上马致远《荐福碑》杂剧第三折《红绣鞋》说：“本待看金色清凉境界，霎时间都做了黄公水墨楼台”，这个黄公只能是黄公望。
可见他成名比马致远早，而《录鬼簿》的记载给人印象恰恰相反。
曹楝亭刊本《录鬼簿》有《已死才人不相知与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两类。“不相知”与“相知”合成完璧。“李显卿”云“至正辛巳，以荫父职钱谷，由台州经庆元（宁波）会余”；“李齐贤”说“齐贤与余同窗友，后不相闻”；“刘宣子”说“与余同窗，后不相会，故不知其详”。可见他们三位是“相知”的，“不知其详”，是指不知他们后事如何，至少是词不达意。
应该说这些都是严重的缺点，晚明臧懋循编《元曲选》以及晚清王国维作《宋元戏曲考》，都以为所谓元曲（实际上应为金元杂剧，或金［宋］元杂剧）都是元代作品，这是一大误会，人们注意到《元曲选》中可能有明初作品，而不愿承认有不少金代作品包括在《元曲选》之内，不得不指出这是向来治金元杂剧（即所谓元杂剧）的一大失误。
尽管如此，《录鬼簿》在名公和才人之间却截然加以区分，不容混淆。
它在列举四十四位《前辈名公乐章传于世者》之后说：“右前辈公卿大夫居要路者，皆高才重名，亦于乐府用心。盖文章政事，一代典型，乃平昔之所学，而舞曲辞章，由乎和顺积中，英华自然发外者也。”“列诸首”的董解元实际上不在名公之列。用一个词来概括，这44位“名公”都可以说是文人士大夫。上列名公中只有杜仁杰善夫是“散人”，没有官位，但他托儿子福，赠翰林承旨、资善大夫，死了之后，朝廷还赏给他一个好听的谥号文穆。其他人不是学士、平章，就是将军，至少也得是一个知县（州）或照磨、省掾，这已经是极其少见的例子了。
书会才人的社会地位比他们低得多。如同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套曲所自述：“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说穿了无非是不怕人欺负的一个江湖老艺人而已。
当然，事物是复杂的，白朴、马致远似乎处于两者之间，但是名公就是名公，可以称之为文人士大夫；书会才人可说是文人，但称不上士大夫。
如同白朴、马致远是书会才人中带有较重的士大夫情调的两个例子。名公中，如贯云石的［正宫·塞鸿秋］《代人作》和［中吕·醉高歌过喜春来］《题情》打情骂俏，可说和书会才人没有区别，但他毕竟是翰林侍读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官位使他列入名公之内。
《录鬼簿》的不良影响，使得臧懋循所编的金元戏剧总集前面加了一个元字，王国维的《宋元杂剧考》是我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他在其中《元剧之结构》中正确地断言：“真正之戏剧起于宋代”，接着却又错误地说：“而其本则无一存。故当日已有代言体之戏曲否，已不可知。而论真正之戏曲，不能不从元杂剧始也。”《录鬼簿》对它的不良影响清晰可见，然而这一切都要《录鬼簿》负责是不公平的。大汉族主义、民族沙文主义的正统论，金代被排除在汉人所建立的朝代系列之外。如拙作《论王实甫西厢记杂剧的创作年代》定此剧作于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前后。此时金朝的中都（北京）已经被蒙古攻破，说它是元朝也不算怎么离谱。
（后记）
此文第一段结末云：“因感旧伤逝而写作的《录鬼簿》，与其说是信史，不如说是感伤的诗篇。”钟嗣成南下后，僻居一隅，他对一百多年前的作家生活，并无直接的接触。本文所指以及来不及指出一些缺失，可以为此作证。贾仲明《书录鬼簿书后》说钟嗣成“自关先生等五十六人，惟纪其所编传奇，亦未吊之”，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史料。所以短短的一二行传记都是空泛的词句，很少接触到具体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