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楷第《也是园古今杂剧考》在考订以上多种版本后指出：臧氏“师心自用，改订太多，故其书在明人所选元曲中自为一系。凡懋循所订与他一本不合者，校以其他诸本，皆不合。凡他一本所作与懋循本不合者，校以其他诸本，皆大致相合此等明抄明刊（指上述几种——引用者）虽不尽依原本，而去原本尚不甚远，大抵曲有节省，字有窜易，而不至大改原文：皆删润本也。至臧懋循编《元曲选》，孟称舜编《柳枝集》、《酹江集》，皆以是正文字为主，于原文无所爱惜：其书乃重订本也。凡删润之本，校以元刊本，大抵存原文十之七八。懋循重订本，校以元刊本，其所存原文不过十之五六或十之四五嗟乎！安得元本尽出，使世人得一一读原文论定其曲也。”
独尊元刊本，贬低《元曲选》，以此一家最为突出。关于元刊本上面已经有论述，不必再作补充。孙氏认为《元曲选》所保存的原作不过“十之五六或十之四五”，其实这句话只有用在元刊本上才合适。因为至少它把占全剧十之四五的科白都删节了。
上述几种都是重要的元代杂剧版本，这一点本文和孙氏没有分歧。
它们规模较小，影响不大，不能完好无损地流传到现在，这是事实。其所以如此，和它们本身的缺点密切相连。
它们的校刻比元刊本大有改进，但和《元曲选》相比仍然相形见绌。
以《元曲选》作对照，试举《古名家杂剧》正续编各本缺少的曲子数字：《还牢末》十支，《酷寒亭》八支，《红梨花》三支，《竹坞听琴》四支，《金钱记》四支，《单鞭夺槊》三支；《杂剧选》各本缺少的曲子：《合同文字》六支，《碧桃花》四支，《鸳鸯被》五支，《渔樵记》一支，《踿范叔》三支；《古杂剧》各本缺少的曲子：《红梨花》三支，《柳毅传书》五支，《倩女离魂》一支，《金线池》六支，《竹坞听琴》四支，《金钱记》四支，《曲江池》七支及楔子曲一支，《潇湘雨》四支及插曲一支。缺少不等于删削。但臧氏所作的修改，主要是删，不是增。臧氏本人如此说，并得到校勘的证实。而以上三种选本却比《元曲选》各本各折组成的曲牌有时更少，其中特别是《古名家杂剧》、《杂剧选》和《古杂剧》中同《元曲选》版本接近、异文很少的那些作品如《酷寒亭》、《竹坞听琴》、《红梨花》，应是出于这三种选本编者的删削，而不是出于臧氏的妄增。
当然，《元曲选》也有组成一折的曲牌少于以上三种版本的，但是比相反的情况要少得多。
曲牌的名称、曲句的长短多少都和曲律有关，这是戏曲书籍有别于一般诗文集的特点所在。一些明刻本校印粗劣也可以在这里看出来。如脉望馆《古名家》本《汉宫秋》第四折不标曲牌名（叫声），将曲文并入上曲（醉春风）；《元明杂剧》、《古杂剧》本《梧桐雨》第二折把曲牌名（叫声）误以为正文，不管句子通不通，连同全曲并入上曲（粉蝶儿）；同时又把曲牌名（蔓菁菜）误以为正文，连同全曲并入上曲（剔银灯）；《古杂剧》本《梧桐叶》第一折（金盏儿）误标（醉扶归）；同折（后庭花）、（赚煞）曲牌名未标；《古杂剧》、脉望馆《古名家杂剧》、《柳枝集》的《倩女离魂》第二折（收尾）都多出一句，不合曲律；《古杂剧》本《金线池》第一折将说白：“有几个打踅客旅辈”误排为［金盏儿］的曲文；《古杂剧》本《柳毅传书》第四折失载（雁儿落）曲，而把它下面的（得胜令）曲错标为（雁儿落），一个四句，一个八句，竟然混淆不清，《古名家》、《古杂剧》、《杂剧选》本《两世姻缘》第三折都不标（拙鲁速）曲牌，又将（秃厮儿）、（圣药王）的曲牌名颠倒掉错。这种情况以《古名家》本《还牢末》和《古杂剧》本《梅香》最为突出。前者将作者李致远误作马致远，以楔子为第一折，以第一折为第二折，把原来的第二、第三折合为一折，当作第三折，它比《元曲选》少十支曲子已在前面提到；后者第二折曲牌名（初问口）误为“初开口笑介”，第三折（麻郎儿）的（幺篇）不标，又把楔子错成第一折，以后各折依次加一，变成一本五折。
《元曲选》的讹误比一般明刻本少得多。上面特别恶劣的那些差错，本文作者在校勘《元曲选》时就从未发现。
上引《也是园古今杂剧考》的那段话有一句是说对的，即其他明刻本来源大都相同或相近。这是就大体而论，实际情况远比人所想象的复杂。
如《元曲选》的《陈抟高卧》第一折（金盏儿）：“草木助威灵”，助，元刊本、《杂剧选》、《阳春奏》都作动，看来它们应是同一版本。然而同曲首句：“左关陕，右徐青”，元刊本、《阳春奏》却又和《元曲选》相同，独有《杂剧选》误作隘字。同曲“太行天险壮神京，江山埋旺气”，壮，《阳春奏》作北，而元刊本则作“太行天险壮，折末江山埋旺气”。看来有的版本曾参校一或二种别本以作校订，现在难以一一辨清。又如，以脉望馆《古名家》本《王粲登楼》第一折为例，清雍正年间何煌曾据李开先校本在（尾声）之前录下（醉扶归）曲，而（元曲选）本和脉望馆本都没有此曲。明初《太和正音谱》却载此曲，标明为《王粲登楼》第一折。《太和正音谱》成书在元亡后不久，校勘又证明它所选载的都是元刊本。可见脉望馆本此剧并不接近元刊本。又如《范张鸡黍》第三折，脉望馆本《杂剧选》和《元曲选》一样都有（柳叶儿），和元刊本不同。同剧脉望馆本题记又说：“雍正己酉秋七夕后一日元椠本校，中缺十二调，容补录。”这个元椠本和现存元刊本一样多出十二曲。可见，就以上两剧而言，脉望馆本《古名家》、《杂剧选》接近《元曲选》，而和元刊本大异。如上所述，孙氏以《元曲选》来源不一的一百种杂剧为一方，以各本来源不一、各本中各个作品又来源不一的其他明刻本为一方，笼统地作出前者所存元代杂剧原文不过十之五六或十之四五，后者存原文十之七八的说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它们之间系统不同，一个系统可以有不同的分支，有的已参校别本，有的未参校别本，有意增删修改或在抄校刻印过程中无意间有所出入，具体的抄本刻本只能具体校勘，具体分析。
孙氏本人承认他只校勘了《陈抟高卧》、《风云会》、“《两世姻缘》以下四种”，以及顾曲斋刊本（即《古杂剧》）“其与新安徐氏本（即《古名家杂剧》正续编）重复者”②，从部分版本的不十分认真的校勘而推断出对全部版本的优劣得失的结论，这当然不可能完全符合事实。
孙氏指出：“凡懋循所订与他一本不合者，校以其他诸本，皆不合。凡他一本所作与懋循本不合者，校以其他诸本，皆大致相合。”作适当的保留之后，这段话是可以接受的。其所以如此，孙氏断言由于编选者臧懋循“师心自用，改订太多”，事实上由改订而出现异文只是问题的一面，本文将在下面另作讨论，他没有看到的另一面是，这恰恰表明其他明刻本的编选者都没有臧懋循那样搜罗之勤，收藏之富，他们只有辗转承袭的若干本子以作底本和校勘之用。孙氏“曾以息机子本（即《杂剧选》）校（《阳春奏》本）《陈抟高卧》、《风云会》，其文大致全同”，又以《古名家杂剧》、《杂剧选》相重的本子“《两世姻缘》以下四种”“校其文全同”，以《古杂剧》和《古名家杂剧》“重复者校之，其文亦无一不同，直是一本”。可惜由于对《元曲选》成见太深，以致从他自己校勘所得也未能合乎逻辑地引申出正确结论的另一面，即各本大体雷同，并不都是由于正确，至少部分是由于没有见到更多的有价值的别本以作校订。
四、《元曲选》的历史贡献
现在没有留下充分材料说明臧懋循在编选《元曲选》时以什么版本作底本，曾参照哪些别本进行怎样的修改。在我们面前只有它和元刊本以及别的明刻本所存在的或少或多、程度不一的异文。
以元刊本和《元曲选》相重的十三种而论，除《任风子》、《陈抟高卧》外，其他各剧差异极大：
《合汗衫》、《楚昭公》曲牌不仅存在此有彼无、此无彼存的情况，有的联套）顺序也不一样；
《魔合罗》元刊本有四曲为《元曲选》所无，《元曲选》也有三曲为元刊本所缺；
《魔合罗》、《老生儿》的两种不同版本，主角名字不同；
《薛仁贵》元刊本皇帝多次出场，《元曲选》则事情闹到徐茂功、杜如晦那里止；
《范张鸡黍》元刊本多十二曲；
《看钱奴》元刊本多十七曲而缺少楔子，主角和神灵的名号不同；
《赵氏孤儿》前四折，元刊本多九曲，缺四曲，而少第五折；
《气英布》元刊本少六曲；
《竹叶舟》元刊本缺五曲及楔子，而又有五曲为《元曲选》所缺少；
《铁拐李》元刊本少十五曲。
如同孙氏《也是园古今杂剧考》所断言，唯有元刊本是“原本”，所有这些异文都是出于臧懋循的“孟浪”窜改吗？要对《元曲选》作出正确的评价，这是必先回答的问题。
请看事实。
《楚昭公》第三折，《元曲选》有（斗鹌鹑）曲，元刊本缺，而脉望馆内府本有此曲；
《范张鸡黍》《元曲选》缺十二曲，脉望馆《杂剧选》本也一样；
《魔合罗》第一折，元刊本多二曲；第三折，元刊本缺二曲，第四折，元刊本缺一曲。脉望馆《古名家》本和《元曲选》相同；
《合汗衫》第二折，元刊本有（寨光（儿）令），第三支（络丝娘），第四折元刊本有（风入松）、（落梅风），《元曲选》和脉望馆抄内府本都缺（只有《元曲选》第四折结尾（殿前春），内府本和元刊本同缺）；
《看钱奴》，元刊本无楔子，第一折元刊本多（寄生草）的（幺篇）一支，第二折元刊本有（滚绣球）、（脱布衫）、（小梁州）、（幺篇）、（三煞）、（二煞）六曲；第三折，元刊本有（村里迓鼓）、（元和令）、（上马娇）、（游四门）、（圣（醋）葫芦）等曲；第四折出入尤多。《元曲选》和脉望馆本《杂曲选》也有少数出入，但两者和元刊本的差异更大。
《任风子》元刊本第一折有（醉中天），第二折有（呆骨朵），第三折（普天乐）在（上小楼）之前，第四折无（尾）曲。脉望馆抄本和《元曲选》相近，而和元刊本差远。
《元曲选》和脉望馆各本重出，可以和元刊本校勘的共七本，其中除《陈抟高卧》三种版本都没有曲牌的出入外，《元曲选》和元刊本的差异同时也是脉望馆各本和元刊本的差异，可见这些异文绝不是出于臧懋循的“孟浪”窜改。孙氏的主观判断完全和事实相反。
其次，《元曲选》和其他明刊本有同出一源的，也有不同出一源的，两者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异文。能说它们全都出于臧懋循的修改吗？
请看下面的例证。
一、《元明杂剧》本《扬州梦》，编者声明它的第一折采用杨慎改本，和《元曲选》相比，变动很大。《古名家杂剧》未作声明，它出入于杨慎改本和《元曲选》所依据的版本之间。这一例子说明《元曲选》有时可以比《元明杂剧》、《古名家杂剧》等其他明刊本更忠实于原本，并不只有相反的情况。
二、《元曲选》的《两世姻缘》第一折（后庭花），玉箫在洛阳送韦皋赴长安应考的唱词：“今日在汴河边倚画船，明日在天津桥闻杜鹃”；汴河在开封，天津桥在洛阳，曲文变成在开封送人到洛阳赴考，完全和剧情不符。
《古名家杂剧》、《古杂剧》这两句都作“渭河边倚画船，洛阳城啼杜鹃”，前一句想象韦皋将在长安游乐，后一句玉箫设想自己留在洛阳的苦况。这样才和剧情吻合。臧懋循在编选此书前曾亲自在河南旅行，何况这几座古城的渭河、天津桥都为文人所熟知，绝不会是他改错，当是他依据的本子不同，以讹传讹，未作认真校阅而有这样的疏忽。
三、《金线池》第四折（梅花酒），《元曲选》作八句，《古杂剧》作十句。
按曲律，十句为是。修改者可能拘于格律把词句改巧成拙，但不会把合调的曲子改成不合调式。《梧桐叶》第四折（川拨棹），《元曲选》比《古杂剧》
少二句，情况相同。
上面有别本作了修改，《元曲选》不改的直接文字记载，以及明显的地理差错和不合调式而不改的例证，都可以说明将所有异文都归咎于臧懋循的“孟浪”修改是多么“孟浪”。
出现异文的原因有多方面。有的是刻印时的技术性差错，如《元明杂剧》的《荐福碑》剧中人物刘仕林的官衔有时是团练使，有时是团练副使；又如《古杂剧》的《望江亭》第一折（点绛唇）“绣衾香散，深闺晚”，深闺误作身归；《潇湘雨》第四折曲牌名（笑和尚），《古杂剧》误为笑歌赏。可以批评这几种明刊本刻印粗疏，但不能说是编者的窜改。有时由于各自所依据的版本不同，即使同一系统的不同版本也可以由于种种原因有一些段落出入较大而优劣不等，这些都不是加工或窜改的问题，而是选取的版本好坏不同。可能有好版本而不知或不加选择，也可能限于见闻和客观条件，世间虽有好版本存在，编者无从得知或到手。此外，当然也有出于编者修改的部分。臧懋循曾在上文引用的书信中坦率地承认这一点。要把所有的异文属于何种情况一一指明，现在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料难以完全做到，但是至少有一部分修改可以辨别，并加以证实。下面是改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