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传入西方，以巴赞（L．B azin）的法文《武松和金莲的故事》为最早。它相当于小说第一回。见1853年巴黎出版《现代中国》。它略迟于日本曲亭马琴（1767-1848）的《新编金瓶梅》。迄今至少有西方十二种文字的片段或节译本先后出版。最近法语译本由天津出生的雷威安（A ndrL evy）教授完成而问世，南京出生的另一教授芮效卫（D avid R oy）的英语全译本也即将出版。这是继1983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主办的《金瓶梅》国际讨论会后的可喜成就。
1932年，国内发现《金瓶梅词话》一百回本，次年由中国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出版。1957年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又据以重印。两次印数都很少。施蛰存、郑振铎的两种删节本流传不广，后者连载于《世界文库》，只有三十三回。1985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一再延搁后才出了一个新的删节本，印数远不及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的《论金瓶梅》文集，一次印行十万册。
看来《金瓶梅》在国内似乎不及它在国外受重视。据雷威安法译本《导言》，此书在西方的发行量达二十万册以上。这不是出版自由或不自由的问题，它涉及中国和西方不同的民族传统和价值观。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革命前后的不同政府对《金瓶梅》的发行持有同样严峻的态度，可见这不是政治问题，只能由中国和西方传统不同而得到解释。
对上述说法持不同意见的人可以举英国作家D．H．劳伦斯的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为例，说明西方也有禁书。此书在国外流传三十年之后，1959年才不加删节地收入英国企鹅丛书。以前正式发行的也是删节本，但非正式的全文翻印并不少见。巴黎则在小说完成后不久即全文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只有不多几段较长的色情描写，全书题旨十分鲜明：它是对个人从属于冷冰冰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抗议。不同的是别的作家如法国卢梭以返回自然作为解脱，俄罗斯托尔斯泰的《哥萨克》
以原始部落的淳朴风习以及高加索的如画景色作为病态的上流社会的对立面，劳伦斯则以男欢女爱的情欲作为他对不合理社会的谴责和逃避。
现在消息传来，劳伦斯已经和桂冠诗人一起在威斯特敏斯特教堂的诗人角有了归宿之地，享有英国朝野公认的文人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不管劳伦斯生前死后曾受到多大委屈，他在西方不会受到《金瓶梅》作者在中国所受到的对待，后者甚至连姓名也不敢或不愿留下。以上说的是简单的事实，我无意为《金瓶梅》作者鸣不平。因为这不是平或不平的问题，而在于指出双方的不同文化背景。
中国的先秦诸子曾在思想领域上放出异彩，但没有产生完整的文艺理论。孔子在《论语》中对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作了评论。他说：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又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经》是儒家五经中最通俗的一部，它在古代差不多被用作识字课本。第一篇《关雎》是恋歌或婚礼之歌，但它的钦定解释却是对后妃之德的礼赞。中国的文学批评首先着重思想意义及社会作用，而少谈艺术性。《诗经》的注疏进一步表明：一部受人注目的作品如果原本不包含大道理，那就得由卫道的批评家从外面加上去，然后把它说成是作品内在所固有的思想意义。这种阉割和篡改是统治者对待优秀作品的惯用手法，以至成为文学批评的旧传统之一。《金瓶梅》的苦孝说即是一例。它说小说作家是明代大名士王世贞，他在《金瓶梅》书页上涂有毒药，以害死奸相严嵩的儿子。严嵩曾陷害王世贞的父亲，王世贞写作《金瓶梅》是为了替父亲报仇。这就是苦孝说。
由于明显地不符合历史情况，此说早就被人驳倒。如果不是封建的文学批评传统深入人心，出现这样的传说是难以理解的。
大约和孟子同时，古希腊出现了亚里士多德的美学着作《诗学》。下面是它的第六章为悲剧所下的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模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感情得到陶冶。”尽管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纯艺术”论的反对者，但在这一个定义以及《诗学》全书中偏重的却仍然是艺术性。
希腊罗马是西方文艺思想的远祖，文艺复兴则是它的近亲。以个人为中心的思想体系是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支柱。西方文化强调个人自由。包括恋爱、婚姻在内，私人生活不受社会干预。婚前性行为与道德无关。除当事人的配偶外，婚外性关系通常不会受到社会的关切。男女同居并不一定已经或将要结婚。成年子女很少和父母同居。父母不干涉儿女的婚姻，也不为此而有经济负担。恋爱自由，结婚自愿，怨偶相对地减少。在西方人眼里，《金瓶梅》的色情描写容易受到宽容，而它对个人心理、思想、感情以至独立人格的描写自然引起他们的赞赏。这样一部带有明显近代色彩的小说出于莎士比亚同时而略早的东方无名作家笔下，在他们看来不啻是一大奇迹。
以家庭、社会和国家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一向重视文学艺术的思想意义和社会作用，它对《金瓶梅》首先考虑的是它的色情描写对人的污染。对照西方文艺中色情、凶杀作品泛滥成灾，少年犯罪和离婚、单亲家庭以及孤独老人日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传统文化自有它的独特价值。
没有外来的移民和外来思想，就没有美国。俄罗斯的近代化始于彼得大帝向西欧打开门户。在我国，闭关自守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不正常局面。佛教来自尼泊尔和印度，我国的佛教经典却比原产地丰富。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俄罗斯发生，我国很快从他们的既成模式中探索出自己独特的道路。一古一今的两大榜样表明我们的开放政策既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也不是盲目的西化。西方不会拜倒在中国传统之前，中国也不会因为开放而失去自己的特色。有其所长，必有所短。彼此学习对方的长处，保持并发扬自己的固有特色，这是世界文学——文化交流的崇高目标，也是编译这本论文集的区区微意所在。
中国和西方的文学——文化在长期隔绝的情况下各自独立地发展，对世界是一大不幸。如果不是迟迟才有接触，比如说在五六个世纪前就有大规模的交流，世界的面貌肯定将和现在不同，虽然这样的情景简直难以想象。但是如果在双方都没有完成各自高度发展的独立风格时，比如在公元之初就开始融合，那可能比现在更糟。多种文明的并存和相互作用是人类最大的利益所在。
中国文学——文化当然是世界文学——文化的组成之一。以中国或欧洲或任何一国一洲为中心的世界史着作都是不可取的。我们不能否认中国文学并未真正成为世界文学的组成之一，一些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学作品到最近才有完整的外文译本，发行量都很少。
也许只有《金瓶梅》例外。1870年泰勒（B ayard T aylor）在《浮士德》保持原书格律的英译本序言中说，当时该书第一部已有英译本二十种以上，晦涩难识的第二部也有三四种英译本。这时上距它的作者歌德去世还不到四十年。相比之下，西方人对中国文学所知甚少，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的影响微乎其微。这种情况到现在正在开始改变，但离开应有的水平还很远。
估价一个民族的文学在多大程度上已属世界人民所共享，外国学者对它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是它的又一标志。就英国文学而论，法国泰纳（1828-1893）的《英国文学史》和丹麦勃兰兑斯（1842-1927）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英国部分）足以和英伦最好的同类着作相比。只有英国文学已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时，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文学、历史、哲学、地理、政治、经济等无所不包的西方汉学的存在说明他们对中国的研究还很不够。我们很高兴看到情况正在变化。20世纪40年代初享有盛誉的英国汉学家亚瑟·韦利（A rthur W aley）的《金瓶梅》英译本序在今天早就过时了。不是他在当时没有出类拔萃，而是那个时代的汉学水平整个说来还太低。现在足以和国内学者分庭抗礼的西方研究论文已经远不止是屈指可数的先春而至的几只燕子了。这本论文集的一些篇章可以为此作证。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它的转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西方汉学得到有力的推动。
由于种种原因所造成的长期隔绝，我们对海外汉学界所知甚少，远不如海外同行对我们的了解，虽说也不那么充分。编译本书的直接目的就在于同行之间的业务交流。对别民族文学的研究主要是翻译和评论。课题的选择看起来是取决于研究者的个人爱好，实际上却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话本小说特别受到西方同行的青睐，因为它对社会生活的翔实描写远比诗词、散文和戏曲具体，《三国志演义》、《水浒》、《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特别是后两者，一开卷就无异使人置身于几百年前的古代中国。它们的文字比诗词戏曲易懂，也更接近于现代生活。诗词戏曲必须具有该作品以外的社会、历史的广泛知识，才能对它由理解而发生兴趣，而小说则一切都包括在正文之内。当然，要作真正的研究，困难度不亚于前一类，但易于入门，总比门禁森严更能吸引读者，他们当中就可能有一部分人会成为研究者，虽然登堂入室是另一回事。这是《金瓶梅》在西方受到重视的主要原因。其次是它的个性和个人心理的描写特别和西方思想合拍。这一点不难在本集所收的一些论文中得到证明。
本书共收论文十二篇，作者包括美、法、苏三国学者，根据论文性质分成三组：一、关于作者和成书的考证三篇；二、论文一般评介以及外文译本序言八篇；三、版本研究一篇。分别介绍如下。
中国传统的考证原来应用于儒家经典，后来逐步推广到史、子、集各部。小说戏曲历来受人轻视，似乎不配和考证二字发生关系。认真严肃的学术研究始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到现在不到八十年，却取得巨大的进展。对《金瓶梅》所引用的小说、话本、清曲、戏曲、史书和说唱文学，韩南教授的《金瓶梅探源》以冯沅君《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和别的学者的研究为基础，取得集大成的优异成果。它所收罗的材料极为详备，只有集海内外着名图书馆的收藏才能做到。作者对资料的甄别分析，审慎客观的态度足以和最好的学者媲美。我差不多和他同时发现《金瓶梅》引用李开先《宝剑记》曲文（五支）的事实，而我自以为以它作为论据已经足够，没有再作进一步探索。甚至他文中提到抗日战争前刊于国内报刊上的文章我也一无所知。孤陋寡闻，一是出于自己浅学，另外也由于国内的图书资料服务大大落后于国外。
对韩南教授的探源，加上柯丽德教授《戏曲在金瓶梅中的作用》的补充，就我所知只有两处可说是遗漏。一是小说第五十六回应伯爵转述水秀才的诗文，黄霖先生查出原载《开卷一笑》卷五，标题为《哀头巾诗》和《祭头巾文》，署名一衲道人，即屠隆。他以此作为主要依据，认定《金瓶梅》的作者是屠隆。见《金瓶梅作者屠隆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次年春，我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看到赤心子汇辑、南京世德堂明刻本《绣谷春容》卷九圣集下栏《微言摘粹·文论》也收有《别儒巾文》，无署名。诗因体裁所限，略去。以上都只有极个别的文字出入。看来以上两书都比《金瓶梅》迟（虽然它们的来源未始不可能比《金瓶梅》更早），因此不一定是韩南教授的遗漏。此外我还认为万历二十一年（1593）刊行的《群音类选》续集卷一诸腔类《五子登科记》的《祭头巾文》，虽然文字各异，而情调相同，可能同出一源。建国后还在演出的湖南高腔《祭头巾》（《中国地方戏曲集成·湖南卷》）也可能和它有血缘关系。二是《金瓶梅》第十五回《朝天子·咏架儿》又见于汪廷讷的《滑稽余韵》。
《探源》说：“从已查明的若干引文的巧妙应用作判断，可能还有另外的来源未被查明。”我同意这个明智的预测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