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叹并不到此罢休，他的批判锋芒直指儒家文论中的一个基本论点：“《国风》好色而不淫”，并且连《诗经》本身也受到诘问：“好色必如之何谓之好色？好色又必如之何者谓之淫？好色又如之何谓之几于淫而卒赖有礼而得以不至于淫？好色又如之何谓之赖有礼得以不至于淫而遂不妨其好色？夫好色而曰吾不淫，是必其未尝好色者也。好色而曰吾大畏乎礼而不敢淫，是必其不敢好色者也。好色而大畏于礼而不敢淫而犹敢好色，则吾不知礼之为礼将何等也。好色而大畏于礼而犹敢好色而独不敢淫，则吾不知淫之为淫必何等也。且《国风》之文具在，固不必其皆好色，而好色者往往有之矣……信如《国风》之文之淫，而犹谓之不淫，则必如之何而后谓之淫乎？信如《国风》之文之淫，而犹望其昭示来许为大鉴戒，而因谓之不淫，则又何文不可昭示来许为大鉴戒，而皆谓之不淫乎。”这是五四运动之前，批判封建礼教的一篇重要文献。但在具体评语中，却又画蛇添足地加上“初动之”、“玩其忍之”、“更复连动之”等等注释，变含蓄为浅露，化美妙为粗恶，置社会影响于不顾。
诸宫调、杂剧、传奇以艺术形式而论，都可以说是诗的变种。它们往往采用比喻或象征手法，略作点染，就出现生动的形象。叙事体的小说当然不能照搬。但是《金瓶梅》的性描写主要并不由于文体不同而和《西厢记》、《牡丹亭》大异。以文体而论，清代后出的《红楼梦》也是小说，它在其他方面颇受《金瓶梅》的影响，脂砚斋评语认为它“深得《金瓶》壶奥”（第十三回），然而就性描写而论，《红楼梦》却接近《西厢记》、《牡丹亭》而同《金瓶梅》大异其趣。
1985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金瓶梅词话》删去性描写文字约占全书总字数百分之二，比例不大。但同《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相比，它的这类描写就显得太过分了。前文说《西厢记》、《牡丹亭》没有为描写而描写，没有以此招徕读者之意。《金瓶梅》显然不是这样的情况。作者要得到他所揭露的男主角腐化堕落的艺术效果，本来就不一定需要浓盐赤酱到如此程度的描写。
西方作家如巴尔扎克的《贝姨》、左拉的《娜娜》以至苏联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都没有这样穷形极相的描写而并不因此而逊色。这不是说《金瓶梅》不可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暂且不管作者意图如何，如果一定要在这方面显示不凡的才华，那也可以更少而更精，如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它只有不多的几段描写，在艺术上却比《金瓶梅》连篇累牍的性描写成功得多。
尽管《金瓶梅》以性描写而引人注目，就艺术性而论，它的现实主义世俗描写所取得的成就大大超过性描写。它是我国第一部以市井人物为主体的小说，第一部商人、恶霸地主、官僚三位一体的家庭兴衰史，同时又是第一部以反面人物为主角的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成就。不管看法有多大分歧，对它的性描写却不能这样说。我们不妨以它第二十六回《来旺儿递解徐州，宋惠莲含羞自缢》和第二十七回《潘金莲醉闹葡萄架》作一简单明了的对比。美国杨沂教授就前一回写了论文《宋惠莲及其在金瓶梅中的象征作用》，柯丽德教授则就后一回写了论文《金瓶梅中的双关语和隐语》。
可见以这两回各自作为现实主义世俗描写和性描写的代表性章节不是本文的偏见。杨沂指出那是“现实主义模式的独特成功之处”，性描写则以第二十七回为极致，但不是它的独创，那是对文言小说《如意君传》局部的抄袭和模仿。潘金莲和《如意君传》的女主角武则天地位悬殊，但在卧榻上并没有写出多大差别。不仅第二十七回，可以说《金瓶梅》的所有性描写都处于《如意君传》的影响之下。《如意君传》：“头似蜗牛，身如剥兔，筋（筋）若蚯蚓之状”，“淫水淋漓，凡五换巾帕”之类描写，《金瓶梅》曾略加改动而多次袭用。武则天在极度兴奋时喊薛敖曹为“好爹爹”，潘金莲则叫西门庆“亲达达”。《金瓶梅》提到的女性器官名称如“牝屋”、“炉”都来源于《如意君传》。拙作《金瓶梅成书新探》曾就《如意君传》和《隋唐演义》第七十回的部分雷同，设想《如意君传》可能起源于说话或话本。
《如意君传》的性描写以男主角薛敖曹的“肉具特壮大异常”为基点。
在它的影响下，《金瓶梅》男主角西门庆借助种种淫具和春药达到近似的效果。两个作品的性描写都同正常人的性生活不同。情况表明这些描写离奇而缺乏真实感，大都来自道听途说和拙劣的想象。如《金瓶梅》第十六、二十七、三十八回都写到一种淫具勉铃，施用时置入女阴中，而所有比较可靠的文献记载都与此相反，这是男性用品。举数例如下：一、明初马欢曾多次随郑和下西洋（包括东南亚）。他在《瀛涯胜览·暹罗国》中记载道：“男子年二十余岁，则将茎物周围之皮如韭菜样细刀挑开，嵌入锡珠十数颗，皮内用药封裹。待疮口好，才出行走。如葡萄一般。
自有一等人开铺，专与人嵌駤以为艺业。如国王或大头目或富人，则以金为虚珠，内安砂子一粒嵌之，行走有声为美。不嵌珠之男人为下等人也。”
二、明末包汝楫《南中纪闻》（1633）说：“缅铃薄极，无可比似。大如小黄豆，内藏鸟液少许。外裹薄铜七十二层，疑属鬼工神造。以置案头，不住旋运。握之，令人浑身木麻。收藏稍不谨细，辄破。有毫发破坏，更不可修葺，便无用矣。鸟液出深山坳中。异鸟翔集，所遗精液也。莹润若珠，最不易得。”又说：“缅铃出缅佃国。彼中三四岁小儿，便将一颗嵌置茎物。俗之淫戏如此。今误呼缅铃为免淫。”
三、清赵翼（1727-1814）《粤滇杂记》之三说：“又缅地有淫鸟，其精可助房中术。有得其淋于石者，以铜裹之，如铃，谓之缅铃。余归田后，有人以一铃来售，大如龙眼，四周无缝。不知其真伪。而握人手，稍得暖气，则铃自动，切切如有声，置于几案则止。亦一奇也。余无所用，乃还之。”
以上记载，其物大小各异，但都说是男性用品。《南中纪闻》说它容易破裂，一有裂缝，就成废品，而《金瓶梅》第十六回却说：“袖子里滑浪一声吊出个物件儿来”，并不防它破碎。赵翼曾亲自过目，说它“稍得暖气，则铃自动，切切如有声”，这是说声音很轻，而小说第十六回说它声音如同知了鸣叫。第二十七回又说，西门庆“向牝中抠出硫黄圈并勉铃来，拆做两截”，既然形体如同弹子，怎能“拆做两截”？缅甸和缅铃的缅字，至迟在元代已经固定，而《金瓶梅》一律错为勉字。如同拙作《金瓶梅成书新探》所指出的其他许多同音异写词一样，这是《金瓶梅词话》由民间艺人的词话即话本记录整理而成的又一证明。《金瓶梅》所有离奇、不正常的性生活描写只有一个解释：它来自辗转相传、以讹传讹或层层加码、愈演愈烈的口头传说（不排除它也从某些文字记载中得到养料）。
《金瓶梅》离奇失实的性描写不妨举两例如下：一、第二回西门庆初见潘金莲：“但见他黑鬒鬒赛鸦翎的鬓儿，翠弯弯的新月的眉儿……软浓白面脐肚儿，窄多多尖鞙脚儿，肉奶奶胸儿，白生生腿儿……”下面以删节本为例，删去二十四字。总之是街头一见，竟然赤条条地全身暴露无遗。
二、第七十九回西门庆死于淫欲：“初时还是精液，往后尽是血水出来，再无个收救……精尽继之以血，血尽出其冷气而已。”
创作不仅允许，而且必须依仗丰富的想象力，但是由此而产生的描写如果完全违背常识，令人难以置信，那就同神怪武侠小说一样荒唐无稽了。
我在《论金瓶梅》一文中曾经评论中国文学史上的自然主义问题。假借法国文学史上一个影响巨大的流派，用来说明本国文学史上的类似现象，并不是中国文学理论界的独创。俄罗斯和日本都有过这样的情况。
他们不顾左拉所强调的遗传和环境对人的决定性因素，把自然主义等同于现实主义。中国的理论家则把它等同于消极的现实主义。我在该文中指出：“《金瓶梅》自然主义倾向的主要表现是它的客观主义，即由于过分重视细节描写而忽视了作品的倾向性。”这里我仍然是这样看法。但是有一个论点需要修改。就整体而论，《金瓶梅》可以看作是中国自然主义的标本，但它的性描写却与自然主义背道而驰，因为它怪诞离奇，以迎合读者（包括词话的原始对象听众在内）的低级趣味，它追求的不是细节描写的真实性，而是耸人听闻的色情描写。批评色情描写是自然主义，只能是不恰当地过高地评价它。恰恰同批评者的原意相反。中国源远流长的说唱艺术孕育了古代的长篇小说及其别具一格的艺术成就，同时也带来了庸俗的创作倾向。它们无论在《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和《金瓶梅》中都是优劣并存，形成了各自的精华和缺陷。
《金瓶梅》也有一些有真实感的性描写，它们多半类似《素娥篇》或近似唐寅的散曲《排歌·咏纤足》、冯惟敏的双调《水仙子带折桂令》所描写，前者说：“双凫何日再交加，腰边搂，肩上架，背儿擎住手儿拿”，后者说：“举一杯恰似小脚儿轻抬肩上”，直接间接来自妓女和嫖客的特殊经历，同正常人的性生活不同，影响恶劣，不宜广泛传播。
不是闪闪发光的东西都是金子。性描写并不必然等同于个性解放，正如同杂乱的性关系并不必然就是封建婚姻制度的叛逆。20世纪60年代曾风靡于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所谓性解放，实质上是对现代物质文明和冷冰冰的金钱关系的反激，现在正开始尝到它的苦果现代黑死病的威胁。千万不要把进口的过时玩意儿看作是新生事物。文艺复兴时期薄伽丘的《十日谈》，大胆的性描写同它的个性解放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金瓶梅》的非凡成就却在于它的现实主义世俗描写，而不是它的性描写。无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一样。潘金莲强烈的情欲足以和西门庆旗鼓相当。请允许我提醒一下，《如意君传》武则天是《金瓶梅》潘金莲的前辈。历史上的武则天是了不起的人物，但和妇女解放很少有联系，至于小说中的武则天更加与此无关。不管潘金莲个性怎样泼辣，情欲怎样强烈，一切都以一夫多妻制下夫主对小妾的宠爱为前提。对此她没有任何反抗意图，即使她同陈经济通奸时也一样。《金瓶梅》第四十回叫做《妆丫环金莲市爱》，也许可以使我们一些热心的研究者得以恢复冷静和清醒。
1988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