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文化的力量——浙江社会发展的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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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改革开放与区域文化变迁(6)

事实上,“竞争环境”、“投资环境”、“信用环境”等,都不同程度地涉及起点、过程和结果是否公平正义的问题。一个令人满意的竞争环境,从本质上讲,必然是排斥非正常因素对竞争的介入、干扰,任何人都不能违背等价交换原则,不同所有制企业,都应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无论哪一种所有制企业在商品质量标准、价格标准、销售方式、经营范围、税收制度上,都应执行统一政策。一个令人满意的投资环境则不仅意味着宽敞整洁的道路、发达的通讯系统、宜人的生态条件等硬件设施,而且也意味着社会群体的公正平等、宽容和合等精神以及大度大气、开明开放的风貌,政府的服务精神、效率意识以及“简化手续、强化质量、诚信有序”的公正平等的服务环境,有利于创业、成事的公平正义的办事程序、政策措施、规章制度等。一个令人满意的信用环境,则意味着能够相当有效地抑制谋取非生产性收益的、不公平的机会主义行为,诸如有目的有策略地利用信息,按个人目标对信息加以筛选,进行说谎欺骗以及违背对未来行动的承诺等;意味着政府部门能够杜绝雁过拔毛的不公正行为,取信于投资者、取信于民、取信于社会等。正因如此,浙江集群式民营企业对于“竞争环境”、“投资环境”、“信用环境”等满意程度的回答,事实上就暗含着对其所处经营环境是否“公平正义”的一种评价。而这种评价又暗含着评价者心目中的一种价值尺度,即他们对于公平正义的理解。就总体而言,浙江集群式民营企业对于其所处的经营环境只是认为尚可,还谈不上满意,这同时也就意味着浙江经营环境,无论就起点、过程还是就结果而言,尚存在着一些不公平的现象。这至少已经表明,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以及参与市场经营活动的实践中,浙江人对公平正义的观念不仅已经充分地觉醒,而且也有了新的理解,即不仅注重结果的公平,而且也更注重起点和过程的公平。事实上,我们对浙江省市场经营者和管理者的调查,已经印证了这一点。如前所述,在我们的问卷统计中,有10%和45%的市场经营者“非常不赞成”或“不赞成”“为了在同行中立于不败之地,应当采取任何一种可以战胜对手的竞争手段”这一说法;有91%的市场经营者表示,“即使赚不到钱也要遵守公正竞争这一职业道德规范”。事实上,这是浙江市场经营者对于竞争的起点和过程公平正义的一种强烈的诉求。这种现象与改革开放以前人们“对分配蛋糕的相对大小,远比蛋糕本身的大小更关心”的平均主义观念和行为,显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二、从传统到现代与区域文化的嬗变

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影响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而且也波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像改革开放以来的全国各地一样,经济体制转换也引起了浙江区域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全面转型。社会转型是一个极其巨大的系统和复杂的过程。它不是原有社会结构中某些个别安排的局部改变,而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全面改造,也不是对现行制度安排规则的运行过程作边际上的微调,而是全部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的根本变革。社会转型,必然会引起精神文化领域的变革。1978年以来浙江区域文化精神的变迁,不仅奠基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之中,而且也奠基于浙江区域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之中。

(一)从传统到现代: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理论

按照通常的理解,所谓“传统”就是一种延续了许多世代而正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逝去的文明形式,而“现代”则可以被认为是标志着我们当前历史时期之特征的一种文明形式。按照英格尔斯的看法,“现代”这个术语不仅应用于人,而且可以应用于国家、政治体制、经济、城市、诸如学校和医院这样的机构、房屋建筑、服饰仪表。从字面上说,这个词指的是任何或多或少地代替了过去被接受的行动方式的事物。所谓社会转型,就是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社会转型不仅仅意味着经济结构的转换,还意味着其他社会结构层面的转换,是一种全面的结构性过渡,是持续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性特征,是在持续的结构变动中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社会学家瑞格斯用熔合的-棱柱的-反射的比喻来说明社会转型这一现象。传统社会像一束射到棱柱的白光,功能还未分化;现代社会则如棱柱的折射光,在那里各种功能分化了。瑞格斯把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社会称作“棱柱的社会”,棱柱是原色光向多色光的过渡,棱柱的(或转型的)社会既不同于传统社会又不同于现代社会,而是传统向现代的过渡社会。

迪尔凯姆对社会转型的看法,与瑞格斯的观点相当类似。迪尔凯姆认为,社会整合是最基本的社会事实,它对许多社会事实有着重要的影响。社会整合有两种基本类型:机械整合和有机整合。传统社会是一个机械整合的社会,现代社会则是一个有机整合的社会。社会转型也即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就是从机械整合的社会向有机整合的社会转变。迪尔凯姆认为,机械整合的社会是指在共同信仰和习惯、共同仪式和标志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联系。这种整合之所以是机械的,是因为介入这种整合的人生活在家庭、部族或小村镇中,这些人在主要方面几乎是同一的,他们无意识地联合在一起。机械团结社会的家庭、部族或村镇相对说来是自足的,不依靠其他群体就能使生活需要得到满足。机械整合的社会规模小,社会分工和角色分化较少,家庭是社会最重要的单元,个人之间的或具有感情色彩的初级关系占统治地位,人的行为主要受习俗以及传统所控制,社会的同质性很强,变化缓慢,社会成员被一种具有强大约束力的带有神圣性的集体意识联系起来,社会运用约束性法律惩罚一切越轨行为。与机械整合的社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机整合的社会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状态,它是现代社会、特别是城市的特征。有机整合的社会依赖的是复杂的劳动分工体系。在这种分工体系中,人们从事着各种不同的职业,正如一个有机体一样。

人们更多地依靠别人来使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比如,律师要靠餐厅老板提供他所需要的食物,而无需为下顿饭从何而来操心,这样,他就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法律活动。同样,餐厅老板大可不必研究法律,他知道那里有法律专家,需要时他们会招之即来的。在迪尔凯姆看来,这种复杂的劳动分工使所有人们获得了更大的自由,他们在生活中能够进行更多的选择。在有机整合的社会中,经济的、政治的、教育的等社会组织取代了家庭的核心地位,在人际交往中占统治地位的非个人的、不具感情色彩的次级关系,社会异质性强,社会成员之间在分工基础上产生了相互依赖的关系,原有的集体意识被削弱,个性、个人意识发展起来,社会用恢复性法律调整人与人的关系。

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事实上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现代化的过程。在马克斯·韦伯看来,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前者是“传统的”和“懒散的”,后者则是“现代的”和“充满进取精神的”。

而所谓的现代化,就是社会不断地趋向于合理化。韦伯把对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分同自己的行动理论结合起来,把行动分为四种类型,即目的合理的行动、价值合理的行动、情感性行动、传统性行动,并认为在这四种行动类型中,前两种行动类型与现代社会相对应,后两种则与传统社会对应。根据韦伯的定义,共同社会关系是由情感性的或传统性的行动形成的社会关系,其特征表现为行动者主观上具有的情感性的或传统性的一体感。韦伯所说的目的合理的行动及价值合理的行动,是与现代社会行动相对应的。在韦伯看来,经济行动尤其是市场中的交换,是现代社会行动的典型。经济行动是一种把为满足需求而选择目的合理性手段,即选择在一定的制约条件下,能够实现效用最大化的手段,当作目标的行动。韦伯也认为,随着市场交换行动的广泛渗透,以传统性行动反情感性行动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关系遭到了破坏,共同社会行动及共同社会关系将日趋崩溃。韦伯的现代化理论中的中心概念——“合理化”就反映了他的这种观点。在韦伯看来,一切对行动的目的、手段、可能产生的后果做出考虑、权衡、选择都是合理性的,一切受神秘的情绪、传统力量支配的行动都是不合理性的。韦伯在新教伦理中发现的理性化过程,实际上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世界的非迷信化的除魔行为,另一方面是目的论的理性主导的禁欲行为。前一个理性与神秘和魔力相对,它与解神秘化的世俗化相关,后一个理性与冲动和激情相对,它与盘算式的目的论相关。韦伯认为,一旦禁欲主义理性“从修道院的斗室中被带入日常生活,并开始统治世俗道德时”,现代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就日渐形成。由于新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锻造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后者不可避免地染上了禁欲主义的、反感官的、盘算式规划的理性色彩。

在《经济与社会》中,韦伯着重讨论了烙上理性痕迹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现代国家体制。韦伯认为,出现在西方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组织方式可以说独一无二,这是个“具有固定资本的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按照哈贝马斯的归纳,韦伯所理解的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具有以下特征,“同家政的脱离;资本核算(合理的簿记);以货物、资本以及劳动市场的机遇为趋向的投资决策;有效地投入具有形式自由的劳动力;把科学知识应用到技术当中。”同样,韦伯所理解的现代国家制度也是在同传统国家制度的对照中显示出其理性的特征:“行政和司法受立法制约;权威对一切人具有约束力;集中而稳固的税收系统;统一指挥的军事力量;立法和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化;以专业官僚统治为核心的管理组织。”显然,现代国家的权威类型同传统型权威、感召型权威相对,属于合理合法型权威。

现代国家,就是“理性的国家”,而“理性的国家是建立在专业官员制度和理性的法律之上的”。韦伯认为,从纯粹的技术观点来看,官僚体制可以高度效率达成所欲的工作,也就是说,“官僚是人类所知现存正式权威中最理性的体制。其在准确性、稳定度和纪律的严谨上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形式的组织,藉此组织领导人可以采取相关的行动以达成任何结果。”上述表明,韦伯将现代社会和理性联系起来,在韦伯那里,所谓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不断地趋向于合理化的过程。

除了上述提到的各家以外,包括滕尼斯、斯宾塞、马克思、帕森斯等在内的众多思想家,都从不同的角度或视野对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特征作过研究。亨廷顿曾在《从变化到变化》一文中概括了大部分学者都承认的现代化进程所包含的九种特征:第一,现代化是一种革命的进程。因为这一进程明显地反映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对比,它包含着人们生活方式的一个急速并且是总体上的变化。第二,现代化是一种复杂进程。它不能被归结为某一因素或某一方面,它所包含的变化实际上包括了人类思想和行为的一切方面。第三,现代化是一种系统进程。因为某一因素的变化总会影响到另外一些因素的变化。第四,现代化是一种全球进程。它始于十五六世纪的欧洲,现在则成为世界范围之内的现象。第五,现代化是一种长期进程。它所包含的变动总量在时间流逝中得到实现,它为传统社会所带来的变化在程度上是革命性的,但产生这些变化所需的时间却是演进性和长期性的。第六,现代化是一种阶段性的进程。因为长期性特征使得区分每个社会现代化的不同阶段或不同水平层次完全可能。第七,现代化是一种匀质进程。这一点主要来自布莱克的观点:现代化包含着双重运动。一方面是各种有组织的政治社会朝向相互依赖的运动,另一方面是所有的社会朝向一个终极融合的运动。

现代思想和制度的普遍强制性将使各个社会变得匀质,达到能够建立一个世界国家的地步。第八,现代化是一种不可逆进程。尽管在现代化进程中某些因素会暂时停顿或偶尔中断,但从整体上来说现代化是具有一种长期发展的趋势。一个社会在几十年中达到了一定的水平,那么它在下几十年中就不会降到更低的水平。第九,现代化是一种进步的进程。现代化所带来的创伤是多方面的和深远的,但在长期进程中,现代化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必要的。按照上述归纳,现代化是一场涉及科技、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人的心理诸领域的大变革,它具有革命性、复杂性、系统性、全球性、长期性、阶段性、同质化、不可逆转以及进步性等特征。现代化不仅导致了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系统性的转变,而且也将对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产生持久和广泛的影响。

上述诸种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理论,无疑为我们透视由经济体制转换引起的浙江区域社会的巨大社会变革现象,提供了有效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