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同时人情往来也折合成货币，从而提高了彼此的效益。在过去的乡村社会中，人口流动性小，邻里关系稳定，并且相互间还往往带有血缘关系，因此遇到生小孩等喜事，往往一些礼品要分遍全村，当然村里人也同样都会来表示祝贺。龙港建镇后，即使是原住地村的同村居民居住也开始分散化，而且从事二、三产业后，大家都比较忙，因此礼品的分送范围有所缩小。过去，同村村民之间谁家有喜事全都知道；现在，由于过去同村的居民都分散到镇区各地，彼此之间如果不通知的话，就不知道了。所以，即使是镇区原住地的村庄，同村的概念已经逐渐地淡化，有的只有过去集体制度所留下来的资产共有关系。过去，邻里之间串门十分随便，现在，由于邻里之间的熟悉程度降低，加上每家都要脱鞋进屋，过于麻烦，彼此之间串门就少多了。这就使城镇居民在呈现“理性”、“务实”、“功利”精神特征的同时，也呈现出了“冷漠”的心理和行为特征。
其二，在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转变过程中，浙江人的职业角色意识显着地增强，成就取向日益强化。
在传统的乡村社会，家庭几乎担负起宗教的、政治的、经济的、教育的所有“功能”，也就是说，传统乡村社会的功能是“高度普化”的。随着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转变，社会结构日趋分化。每一种社会的“分结构”都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担负着特殊的功能。市场化、工业化、技术革命、专业化，已经使现代城市成为高度的劳动分工中心。正如西美尔所说，“以扩展的手段，城市为劳动分工提供了越来越多决定性的条件；它提供了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里能够吸纳高度不同的服务种类。同时，人员的密集和对顾客的争夺驱使人们在功能上专门化，这样他们不容易被别人取代。这是毫无疑问的：城市生活已经将人为了生计而与自然的斗争变成了人为了获利而与其他人的斗争。专门化不仅来自为了获利的竞争，也基于这样一个事实：销售者总是想方设法以新的不同的需要去诱惑顾客。为了找到不会枯竭的利润来源，也为了找到一种不会轻易被取代的功能，服务中的专门化就显得十分必要。这个过程促进了大众需要的差异、精致、丰富，而这明显导致这个社会里个人差异的生长。”在现代都市社会，生产组织日益取代家庭成为人们最主要的活动场所，随着人们活动场所的扩大，诸多标志个人在生产组织中身份与地位的职业成了人们最主要的社会地位标志，由职业团体所构成的社会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布劳和邓肯（Blau & Duncan）认为，在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程度都十分发达的现代社会里，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划分都以职业分化为基础。罗茨曼甚至认为，仅用职业指标来衡量一个人的阶层地位就已经足够了。这是因为在市场为主要资源配置手段的情况下，劳动力资源的分配依赖于市场机制，劳动力资源的市场回报同职业相联系，人们的绝大部分经济利益通过职业途径实现。
与以血缘、姻缘、地缘等作为人与人之间联系纽带的传统农村社会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职业关系正日益成为当代浙江城市居民之间主要的联系纽带。一个社会分工日趋发达的城市社会环境，必然会强化人们的职业角色意识。这种建立于社会分工基础上的职业角色意识与建立于血缘、邻里、朋友等关系上的社会角色意识，无疑截然有别。西美尔认为，在现代城市中，“职业角色”关系是非个人的、特殊的和无情感作用的交往形式。例如，在一个你从未去过的饭馆，你充当顾客的角色，有人充当女招待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行为是常规性的，双方彼此理解，个人与个人之间只有细节上的差别。一切顾客和一切女招待的举止行为大致相同。职业角色使得人们对交往做出的反应只针对职业而不针对个人，使现代都市的“非个人化的、专门化的、没有感情牵连的”交往形式应运而生。职业角色关系和当事人的举止行为的交叉综合减少了交往所必需的个人知识，因此也就减少了刺激。因为职业角色不要求对个人的情感吸引力，交往所要求的情感能量也随之减少。现代都市社会关系的契约性，使人们不是以个人被认识，而是作为一个体系中的角色和特殊化的功能而存在并被认识的。在现代城市社会，如果我们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是谁？”那么，答案通常就是列出一个我们所担当的角色的名单，诸如“母亲”、“姐姐”、“电工”、“学生”以及姓名等等。
社会分工日趋发达的城市社会，不仅增强了浙江人的职业角色意识，而且也强化了浙江人的成就取向。
毋庸置疑，在现实生活中，“特殊－关系取向”仍在浙江区域社会的各个领域发挥作用。在浙江的一些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选人用人方面，人情关系的影响仍未完全根绝，办事过程也处处可见人情关系的痕迹，请客送礼现象仍然相当风行。如后文将要表明的那样，在当代浙江，真正脱离亲缘和准亲缘社会网络即“以关系为取向”而建立起来的浙江私营企业，可以说几乎没有。
即使企业最初是由纯经济联系组成，企业要获得发展，也要逐渐发展出一组社会网络。更经常的现象是先发展一种社会关系，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经济联系，或者两者同时进行。因此，在当代浙江城市中，传统农村社会的“特殊－关系取向”，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作用。但是，与此同时，在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背景下，“普遍的成就取向”无疑也在日渐凸显。比如，“浙江省私营企业主的思想道德状况及其对策”课题组早在20世纪末对杭州、温州、湖州、金华、台州、绍兴等地私营企业主的问卷调查已经显示，对于“成功的企业家最重要的素质”这一问题，有45.6%的私营企业主认为是“创新精神”，33.8%的私营企业主认为是“能干、会经营”，26.6%的私营企业主则认为是“能尊重人”。其实，不同私营企业主的三种不同的答案，都表明了注重成就的同一种价值取向。浙江工商联1999年对浙江私营企业的调查结果也显示，虽然有约61.3%的企业管理人员是与企业主关系密切或企业主信得过的人，而技术人员中则只有18.8%为上类人员，79.2%是具有较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这表明在众多的浙江私营企业中，对管理人员的录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特殊－关系”为取向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同时以“特殊－关系”
和“成就”为取向的，即这些企业管理人员，既是与企业主关系密切或企业主信得过的，同时也可以想象，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如果他们完全是没有管理才能的“扶不起来的阿斗”，也不太可能被私营企业主录用。另一方面，私营企业主对技术人员的录用则基本上是以成就为取向的（占79.2%），即使是与企业主关系密切或企业主信得过的技术人员（占18.8%），其被录用的首要条件，也应当是必须掌握专门的技术，其次才是与企业主的关系。一个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私营企业主在主观上必然会拒斥滥竽充数者。如金耀基所说，“在现代社会中，‘身份取向’之为‘契约取向’所取代乃必然的事。一个规模庞大的现代企业必不能靠家属来包办，而必须网罗具有管理企业才具的人来经营，欧美许多大公司老板不请自己的小舅子来管理，倒不是无爱于小舅子，而是小舅子未必具有管理的知识与才具耳。”这种与“特殊关系”取向并存的以普遍成就为取向的现象，事实上不单单局限于浙江的私营企业，而是比较广泛地存在于诸如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当代浙江城市社会的其他领域。比如，中学、高校对教师的录用，“特殊－关系取向”虽然仍在发生作用，但在当代浙江的作用范围显然已经受到了限制。比较准确地说，就是在众多具有同等能力、知识才具的候选人之间，那个与录用者有“关系”的人，往往享有优先权而已。
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转变，往往会强化人们的成就动机或成就欲望。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城市化过程中的众多事例表明，当一个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他常常会成为一个只能进不能退的过河之卒，不管他过去出生于什么，他必须在城市中取得成就，才会感到是体面的或至少是不丢脸面的。
据朱康对对新兴农民城龙港镇的调查，由于人们进城后已经很少有过去的身份地位的记忆，如今评价其社会地位和能力的唯一标准，就是财富的多寡。
由于人们之间信息的不对称性，一个人的货币财富的多少很难表现出来，而房屋、店面等不动产则是判断其财富多少的主要依据。对于周围乡村农民来讲，能够在龙港拥有房产，是值得夸耀的事情，相反如果无法在龙港立足，最后卖掉了房产，回到了原来的乡村，那是十分丢面子的事情。总之，在龙港，不管你原来出身如何，只要你有钱，有房产，你就是老板。
毋庸置疑，在以“特殊－关系”为取向价值观念尚未完全消失的同时，以成就为取向的价值观念逐渐形成，乃是伴随从传统乡村社会到现代城市社会转变而来的社会分工和职业分化的一种必然结果。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一个简单的农业社会，人们用不到特殊的知识。如费孝通所说，“耕种活动里分工的程度很浅，至多在男女间有一些分工，好像女的插秧，男的锄地等。这种合作与其说是为了增加效率，不如说是因为在某一时间男的忙不过来，家里人出来帮帮忙罢了。”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知识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经验，经验越丰富就意味着知识就越高，所以老年人总受尊敬。如金耀基所说，“因为‘年岁与智慧俱增’，老农可以观天色而知雨晴，老吏可以凭阅历而断狱。而在一个不需要特殊知识与技术的社会中，人们之用人取才基于‘特殊―关系取向’（Particularistic‐ascriptive crientation）乃是自然不过的事。我的家人与亲友可以与陌生人做得同样的好，我当然要用亲人。”然而，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技术化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许多工作已不是仅仅凭直觉和经验就可以完成的。这就要求人们采取一种以普遍的成就为取向的价值观。金耀基转引社会学家李维的话说，现代工业、现代城市是不问谁是谁的，“所问的仅是‘他’（她）是否具有专门的技术功能与特殊的技巧操作机械的结果必系如此，因为对于一辆大卡车或钻孔机，其操作者之为一罪犯或圣人，为国王或凡人，均无丝毫区别这不像在一手工艺社会，新的工作者常常是与一家之主生活在一块的。而机械则无若此只需要当手工业之经营像经营现代工业一样，建立在一‘普遍性’的基础上时，虽然是不太可能的，但亦不足为异；但是，一个现代工业如不建立在一普遍性的基础上，则是不可思议的。”
其三，在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浙江区域社会的价值观念日趋多样化。
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如费孝通所说，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乡村社会个体不仅在空间上缺乏横向的社会流动，而且在纵向上社会流动的频率也很低。与此相应，传统乡村社会的价值观念也是相对单一的。滕尼斯认为，乡村共同社会生活的特征是亲密无间的、与世隔绝的、排外的共同生活。在乡村共同社会中，人们为了共同利益而共同劳动，把人们联结起来的是具有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共同语言和传统以及共同善恶观念的家庭和邻居的纽带。在他们中间存在着“我们”和“我们的”意识。“共同体的生活是互相的占有和享受，是占有和享受共同体的财产。占有和享受的意志就是保护和扞卫的意志。共同的财产——共同的祸害；共同的朋友——共同的敌人。祸害和敌人不是占有和享受的对象，不是正面的意志的对象，而是负面的意志、厌恶和憎恨的对象，即共同意志意欲消灭之对象。愿望和渴望的对象不是敌意的东西，而是处于想象的占有和享受的状态中，哪怕达到占有和享受可能受到敌意行动的制约。占有本身就是保持的一致；占有本身就是享受，即满足和实现意志，犹如吸入大气层的空气一样。人们相互的占有和分享也是如此。”
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转变，意味着人们将面临一种与传统农村社会完全有别的异质的、万花筒般的城市社会文化环境，意味着社会个体在对待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务上必须采取一种与乡村社会迥然有别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传统乡村社会的那种作为联结人与人关系纽带的“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共同语言和传统以及共同善恶观念”，无疑将逐渐地趋于瓦解，单一的乡村社会价值观念日渐地被多样化的城市社会价值观念所取代。正如西美尔所说，“街道纵横，经济、职业和社会生活发展的速度与多样性，表明了城市在精神生活的感性基础上与小镇、乡村生活有着深刻的对比。城市要求人们作为敏锐的生物应当具有多种多样的不同意识，而乡村生活并没有如此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