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农村劳动力从省内各个村落涌入浙江城镇经商、务工，浙江的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08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5.53%，大大快于同期总人口年均0.81%的增长速度。从2002年到2007年浙江的城市化率由51.9%提高到57.2%，城市和中心镇集聚带动功能进一步增强。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从全国各省区进入浙江各地的城镇，至2007年6月，全省登记在册流动人口为1670余万人，与常住人口比例为1：3，其中外省籍流入的占84.4%。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浙江各地的许多城镇在相当程度上已成为血缘、地缘、文化传统上大相径庭的各色陌生人聚合的场所，到处都有操外省口音的人。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无疑使浙江许多城镇在人际关系和价值观念上呈现出了异质化和多样化的趋势。苍南的龙港镇、义乌的稠城镇，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改革开放以来新兴的农民城龙港镇，尽管规模不大，从现有的城市建制制度上看，最多也只是一个小城镇，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建城背景所形成的特殊的社会结构，使其更具多样性的特征。据统计，单是每年在龙港的外地民工及商人数量就达到5万多人。
这些来自三省七县的居民，不仅相互之间很少有共同的血缘关系，而且操不同的方言，持不同的宗教信仰，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语言的多样性，无疑是龙港镇血缘、地缘、文化传统多样性的最突出的表现。“各地人口向龙港聚集，由于各操不同的方言，相互之间交流很成问题。结果那些掌握语言能力较强的人，往往能够熟练运用好几种方言，遇到不同的对象就用不同的方言与人家对话；而那些掌握语言能力较弱的，就无法用方言与讲其他方言的人进行顺利的沟通。”在此情况下，人们不得不采用普通话进行对话和沟通。而从鸡毛换糖开始扩展为国际商贸城的义乌稠城镇，则不仅汇聚了全省、全国各地的经商者，而且也汇聚了来自五湖四海并从事国际贸易的外国人。在稠城镇，不仅到处可以听到全国各地的方言，而且可以听到外国的阿拉伯语、俄罗斯语、英语、德语、法语等多种不同的语言；不仅到处可以见到外省人，而且也到处可以见到各种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
拥有不同的血缘、地缘、文化传统的人群在浙江各城镇的汇聚，无疑同时也带来了多种多样价值观念的交融。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转变，使各色陌生人可以方便地从事着前所未有的交换和交流。这种大范围的拥有不同的血缘、谱系和文化的人们之间的交融，无疑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浙江人的文化性格。诚如芒福德所说，不同种族的世系、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技术传统、不同的语言，都聚集在一起，并且相互融合。不论在什么地方，城市的兴起似乎都伴随着大力突破乡村的封闭和自给自足。“这样的流动与混合甚至还会带来特有的生物学方面的有利影响，因为在城市中长期近亲繁殖的危险消除了，广泛的生物学杂交开始了。对于这一极其复杂的过程，我们还知之甚少，还不能对其贡献作出哪怕是很有限的评价；虽然如此，依此类推到植物和动物的繁殖，我们可以推知，都市的融合作用，可能具有同样的效果。”“至于文化方面相互融合的好处，就不存在多少怀疑了。”按照芒福德的看法，在欧洲城市史上，陌生人、外来者、流浪汉、商人、逃亡者、奴隶，甚至入侵之敌，在城市发展的每一阶段上都有过特殊的贡献。荷马在他的史诗《奥德赛》中，列举了各种简单社区中难于找到的陌生人。某种行业的师傅、预言家、江湖医生、建筑工匠，不然就是行吟诗人。同本地的农民和族长们相比较来看，这些人就是城市中的新居民。哪里缺少了这些人，哪里的乡镇就总是一片沉闷而褊狭的乡土气。
芒福德所描述的城市文化的多样性和相融性景象，也在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各地的众多城镇中得以呈现。不单是那些来自全省、全国各地的建筑民工、木工、泥水匠、裁缝师傅、保姆、个体经商者，同时还有来自不同地域的人开设的专业市场、商店、宾馆、茶馆、地方特色风味餐馆和他们的特殊的风俗习惯、日用百物。生活在这样一个万花筒般的文化氛围中，任何人都能感知到各种价值观念的存在，见怪不怪，不仅外来移民的视野被大大地拓宽了，而且浙江本地人的胸襟也变得开阔了，宽容意识也逐渐地滋生暗长。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婚恋观的变化，就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在改革开放之初，浙江人的婚恋观还是十分传统的。20世纪70年代末一位来自浙江乡村的杭州某大学学生曾提出要与农村的女朋友解除恋爱关系。此事被浙江某报披露后，当时浙江城乡社会舆论，可以说是一边倒，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对这位现代“陈世美”进行了谴责。最后，校方毫不宽容地开除了这位大学生。改革开放以来，情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据郑祖泉、何建华、王立军等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对温州、杭州、宁波以及上虞和义乌等城市的问卷调查已经表明，在对“男女青年恋爱结婚是青年人自己的事，父母可以建议，但不应横加干涉或代子女做主”这一观点作判断时，有61.8%的被访者对此完全赞成。同时对待“离婚”，人们也不再一味地指责为不道德、不光彩的事情，在不同程度上认定“夫妻因感情破裂而离婚不应受指责”的人占88.5%。当然，对于“婚外恋”现象，人们还是持谨慎态度，有85%不赞成。这无疑是伴随着价值观念多样化，而出现的一种必然的变化。
由城市化引发的浙江区域文化精神的大变革，并不局限于城镇地区，而且也广泛地波及了农村地区。城镇的中心性和集聚性特征所产生的一个结果，是城市文化必然会向以城市为中心的边缘地带辐射和扩散。在希尔斯看来，现代社会中最惊人的变化之一就是中心对边缘的权力和权威的增强，以及边缘对自身社会中心的权力和权威的同时增强。这便缩小了中心和边缘之间的距离。“这种中心与边缘之间距离缩短的表现之一便是传统实质的变化。随着共同文化的形成，某个地区、村庄、城镇、职业、种族或宗教共同体等所特有的某些传统都在这一过程中消失了。乡土性的传统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它们已经削弱了，有时是仅在典礼性的场合才出现，有时则与源自中心或由中心所强加的文化融成了一体。”
希尔斯的观点，无疑在当代浙江的城市化现实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一方面是农村“就地城镇化”改变了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本身。一些原先的村落，现在已经是几万人口的镇；一些原先的镇，现在已经成为具有近十万或十几万人口的中小城市。繁星般的城镇不仅正在日益蚕食着原先阡陌纵横的广阔田野，城镇间的农地不断地被新的工厂、居民点、商业设施和道路所取代这种“就地城镇化”的独特现象，使农村人口在不向城市迁移的情况下，也逐渐具有城市的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了城市文化的一些元素，与此同时，原先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以及传统的乡村文化则逐渐地趋于衰退。另一方面，大量人口、资金、技术等涌入了浙江各地的城镇，增强了城镇对于乡村的辐射性功能，不仅使作为边缘的农村在经济上、政治上从属于城市，而且也使作为边缘的农村成为城市文化的输出地。交通的日益完备及其由城镇向乡村的延展，使城镇生产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可以比较方便地输入乡村，从而大大地削弱了人们对乡土性传统的拥护；由于识字率的提高以及通讯传播的发展，使乡村居民能够阅读由城市所发布的某种全国性的或全国一律的新闻报道；城市工业技术的进步，则导致大量低廉的收音机、录音机和电视机涌入乡村；政治变迁又使城市成为愈益重要的发号施令和服务的机关，以及人们注目的焦点。所有这些，都将农村居民的注意力从乡土性的事情引向城镇，从而削弱了他们对语言、生活方式、习俗和信仰上的乡土性祖先传统的拥护，并强化了他们与城市居民情感上的共鸣以及文化上的和道德上的联系。
正如希尔斯所说，“当中心成果卓着地扩张时，它便控制了各种传播机构：学校、教会以及许多再现和解释世界的机关（如果它是一个有文字的社会的话）。所有这些机构都使用中心的语言并代表中心的利益。社会地位的晋升、声望的增高、荣誉的获得，都是通过遵从中心的要求和准则而实现的；这便导致人们接受中心的准则，随后接受维护这些准则的古老传统和关于过去的传统形象。在这些情况下，接受中心的传统会受到激励，而排斥它们将造成损失，从而边缘的传统便愈益式微了。”
三、从封闭到开放与区域文化的变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浙江区域也经历了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变。社会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开放，不仅表现在对外的开放上，而且也表现在内部的开放上。像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以“对外开放”为标志，浙江区域也日渐地融入了全球化的浪潮之中。阿兰·伯努瓦指出：“全球化以普遍消除资本的区域性为特征，正在使资本重新组合。‘流动空间’正取代‘地域空间’，换句话说，地域正被网络取代，而网络不再对应于某一具体区域，而是被纳入世界市场内，不受任何国家的政治限制。政治空间和经济空间在历史上第一次不再联系在一起。”经济区域特征的消除，必然对社会其他领域产生影响。在当代浙江区域文化领域，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像在经济领域一样，文化的“流动空间”正在取代“地域空间”。也就是说，对外开放与全球化也带来了浙江区域文化领域的变革。
（一）从封闭半封闭到开放
像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改革开放以前，浙江区域社会处于封闭、半封闭的状态。浙江区域的对外开放与全球化进程，是与浙江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相同步的。像全国各地一样，当代浙江的对外开放与全球化进程，是由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所驱动的。中国新时期对外开放的突破，从沿海建立经济特区开始。1979年7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同时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随后，又逐步开放沿海十几个城市，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批准海南建省并划定海南岛为经济特区。
之后，中央又决定开放浦东，开放沿江、沿边城市和全国各省省会以及一些有条件的城市。目前，全国已经形成沿海、沿边、沿江、内地相结合的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在对外开放这项基本国策指引下，浙江逐渐加强了与全国各省市区和世界各国的联系。自1979年2月杭州市与日本岐阜市缔结首对友好城市以来，浙江已与美国、德国、法国、英国、俄罗斯、日本、韩国、泰国、巴西、古巴、澳大利亚、南非等众多国家的省、市建立了友好关系。浙江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民间组织与世界上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友好组织开展友好往来，并建立友好合作关系。与此同时，浙江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日趋活跃。独具特色的文化艺术多渠道进入国际文化市场，同时，发达的经济支撑着浙江不断吸纳外国优秀文化艺术成果。浙江报业、出版、广播电视界积极与国外媒体进行了友好合作。教育、科技对外交流不断拓展。浙江是中国着名的侨乡，有100多万海外侨胞，遍布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以欧洲、美、加地区最多。
目前，浙江省与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侨界社团、侨界人士保持着密切联系和良好关系。自1990年以来，每年举办一次“浙江旅外乡贤聚会”，已成为海内外互动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平台。浙江籍海外侨胞不仅积极参与居住国的建设发展，也为浙江省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一大批海外侨胞在浙江投资兴业。浙江省留学人员创业园杭州高新基地、湖州南浔开发区华侨投资区等园区为华侨创业发展提供了有效载体。浙江在浙江大学、杭州学军中学、温州师范学院和温州少儿艺术学校，建立了“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华文教育基地”，为海外侨胞和社团、华（中）文学校开展华文教育提供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