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浙江区域社会被纳入了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对外开放与全球化轨道以后，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等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地域社会的领域不断地扩大，农业社会关系的封闭性和累积性逐步地趋于弱化，由地域性所产生的共同关心也在日渐地减少，“本地生活在场的有效性”日趋消失，空间的距离正在被缩小，地域文化的界限正在被填平。比如，地方戏剧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一度在浙江各地复兴，随后就伴随着电视剧、MTV、流行歌曲等的兴盛而日渐衰落。地方语言虽然在浙江的相应地域仍然通行，但随着普通话的普及，其重要性已显着下降。
在温州苍南龙港，自建镇以后，各地人口不断地聚集，由于操不同的方言，相互之间交流很成问题，使得普通话的使用率达到60%左右。甚至有的夫妻双方属不同方言的家庭，家庭内部的沟通也只能依靠普通话。由于幼儿园和小学、中学里提倡普通话，有些家庭的子女竟然不会当地方言，而只会普通话。由于普通话的迅速普及，在2004年的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上，有代表甚至呼吁政府必须对杭州话采取保护措施。一种在上海、北京、杭州等城市出现的建筑风格，不久之后，也会见之于宁波、温州、台州、金华、嘉兴、宁波等城市，甚至会见之于浙江省的某一个小县城。与此同时，在传统社会中逐渐形成的富有地方特色的建筑风格在日趋消退。站在白堤上眺望杭州城，你会产生疑问：这是杭州还是中国的其他某个港口城市？像皮尔·卡丹时装、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基、好莱坞电影、卡拉OK、肥皂剧、流行歌曲、超级女声、爵士乐、摇滚乐等流行文化，开始时可能诞生于中国的某个地方或外国的某个地方，但它们最终也会风靡于浙江的某些城市，甚至于风靡于浙江的某些乡村。北京烤鸭、湖南菜、东北菜、川菜、鲁菜、陕西风味、兰州风味、清真风味，甚至意大利风味、法国风味、日本风味、美国风味等，在杭州、宁波、温州、嘉兴、湖州、台州、金华、丽水等地随处可以品味。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浙江人的眼光从狭隘的、封闭的视野中摆脱出来，而把更遥远的地域范围作为自身的关注对象，对更遥远的地域出现的文化现象发生兴趣。在世界上某个城市举行的足球赛、篮球赛、排球赛、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及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等，对于众多当代浙江人来说，就如身边发生的事情一样关心。
这些都不仅意味着在当代浙江随着由地域性所产生的共同关心日渐减少，本地的生活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了全国性乃至于全球性的生活，远方发生的事情再也不像过去那样与自己完全不相关了，而且也意味着浙江人心理空间的拓展。改革开放以来，愈来愈多的浙江人意识到了天地的广阔和世界的多样性，了解到了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从未见过的“新鲜玩意儿”。数不清的先进产品、先进设备，高效率、快节奏、高工资、高福利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严格的科学管理，良好的生态环境，所有这一切，都使人眼花缭乱，也使人看到了天外有天，因而产生了不满足于现状、积极进取的心理。愈来愈多的人开始告别那种“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不见村后山，两眼泪汪汪”的心态，勇敢地闯向陌生的世界。浙江人正以一种博大的胸怀迎接现代化和经济生活国际化的潮流。
对于地域性的共同关心日渐减少，本地的生活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了全国性的和全球性的生活这种现代社会新现象，富永健一主要侧重于从城市化的角度予以阐释。他认为，由城市化而引起的地域范围的扩大和地理流动的增加，以及功能分化的进展和家庭与企业的分离等等，可以被看做是现代社会地域共同体解体的主要原因；现代社会由于地理流动的增加，使重合的社会关系趋于中断，亲族关系的功能随着居住区域的隔离和相互行动频率的减少而减少了；在现代社会，没有地缘性关系的雇工在增加，这种合作关系逐渐地为地域行政组织所代替。这些现象都是与共同体的解体密切结合的。
富永健一的上述观点，无疑具有坚强而合理的依据。当代浙江的现实，就是对它最好的注释。
需进一步说明的是，除了城市化以外，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对地域文化“本地生活在场的有效性”的日趋消失，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传播研究》一书中，麦克卢汉提出了“全球村”的概念。按照他的看法，地球村犹如一个村庄，它既统一又矛盾，并经历过种种误解和敌对。世界各国文化在“世界市场”的基础上正在经历巨大的转型。这种转型既表现在各地区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合作上，也反映在媒介技术上。市场经济不仅是摧毁“一切万里长城”，“打破地方的和民族的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的力量，而且也是摧毁文化边界的一种无坚不摧的锐利武器。在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当代浙江所出现的本地的生活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了全球的生活这种新现象，乃是浙江对外开放以及市场经济逐步扩展并溢出地域和国家界限即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必然结果。本杰明·R．巴伯认为，随着全球生产体系的形成，世界市场便不仅充斥着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的物质商品，如汽车、日用品等，而且也充斥着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文化产品，如电影、电视、书籍等。因此，广泛地参与国内和国际经济的合作和交流，不仅意味着浙江区域经济资本超越地域的界限在全国乃至于全球的相互流动，而且也导致浙江各区域不受自然地理限制进行文化方面的自由交流。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信息全球化的过程，正如拉兹洛所说，“世界范围内的信息流动已成为公司全球化进程的主要驱动力。”而信息全球化正是由广播、电视、互联网等现代大众传媒的发展来推动的。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麦克卢汉就已以其独具的慧眼敏锐地观察到，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的广泛应用，将使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几乎同一瞬间以同一图像被展示出来，从此，世界真正变成了一个地球村。正因如此，理解全球化对于当代浙江区域文化的影响，除了经济全球化以外，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无疑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浙江区域市场经济秩序的扩展，经济的迅猛成长以及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网络之中，浙江区域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也迅速地形成了产业化的规模。目前，全省共有报纸101种、期刊218种，图书出版社13家、音像电子出版社4家、电子制作单位60多家，印刷企业19878家，光盘复制企业12家，书报刊电子出版物发行单位14428家，专业批发市场6家，新闻出版从业人员超过40万。全省有广播电视播出机构83家，共办有广播节目104套、电视节目112套，广播人口综合覆盖率98.69%，有广播电视从业人员2.5万多人。据统计，2007年全省广播影视业经营收入80.68亿元，比2001年增长1.57倍，年均增长18.4%。广播影视规模实力列广东、上海之后，居全国第三位。2007年底，全省共有县级以上电影院190家，2007年仅城市影院放映场次就达28.7万场，票房收入1.6848亿元，观众超过748.5万人次。近年来，浙江广播电视行业积极实施以网络化、数字化为重点的技术改造和重大基础建设项目。目前全省已建成广播电视网络15.46万公里，90%以上的乡镇和65%以上的行政村已实现光缆联网，立体传输覆盖网络日趋完善。在浙江的一些城市，随着技术的进步，还出现了各类传媒的汇流现象，即互联网与传统广电技术汇流，传媒业与电子信息汇流。比如，杭州网通整合了有线电视网，使有线电视节目从原来的25套增加到30多套，画面质量从3级提高到了4级，技术功能均达到了全国领先水平；采用了世界一流的宽带IP技术，开通了全国最大的城域以太网，实现千兆到小区、百兆到楼幢、十兆到家庭，现已将宽带接入网基本覆盖市区90%以上的居民楼，已搭建了政府、行业、公共信息、远程教育等多种类型的专用网络。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大众传媒已经日益地植入了浙江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其中，尤其典型的是电视，在浙江城镇地区，近年来电视机的更新换代大大加快，屏幕尺寸越来越大，几乎每家都有彩色电视机，不少家庭已拥有两台以上彩色电视机。早在世纪之交的浙江城调队问卷调查中已经显示，浙江城镇居民看电视的时间为2－3小时的人最多，占30%，看电视时间1－2小时的占28.5%，两者合计占58.5%。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电视的普及，电视已经迅速地占据了人们的文化生活空间。成千上万的浙江城乡居民自愿地聚集在自家的电视机前，毫无吝啬地把自己的闲暇时间，奉献给了这个被视为“侵入圣地的魔盒”的东西，并且无怨无悔地追逐着它，迷恋着它。
大众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无疑是当代浙江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超越地域局限的“远距作用”所以可能的重要前提。文化生产像其他形式的生产一样，依赖于一定的生产技术，这些技术既是文化生产力的一部分，又给特定时期的文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结绳记事的年代不可能产生微积分；在把文字刻在竹简上的年代，不可能诞生长篇小说；在手工作业、小规模生产的自然经济社会，不可能通过工业的方式复制大批量的文化产品。技术的意义有时是决定性的，不同的技术水平和不同的传播媒介将会改变既有文化的形态、风格以及作用于社会现实的方式和范围。正是在此意义上，麦克如汉指出，“铁路带来的‘信息’，并非它运送的旅客，而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新的结合状态，等等。电视带来的‘信息’，并非它传送的画面，而是它造成的新的关系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团传统结构的改变。”与以往媒介（如口语媒介和印刷媒介）相比较，电子媒介这种现代社会的中心媒介具有以下特征：可表达性，它能承载思想和感情；记录的长久性，也即对时间的超越；快速性，即对空间的超越；扩散性，可以达到所有阶层、所有阶层的人群；可复制性，具有形成巨量符号制作规模的能力，这意味着文化艺术品不再是一次性的存在，而是可批量生产的。正因如此，本雅明指出，电子媒介的诞生，是文化的革命和解放，给多数人的文化带来了新天地。现代电子媒介的这些特性，使它成为现代文化扩散的有效载体。按麦克卢汉的说法，在电子媒介粉墨登场的背景下，全球已自我内爆，消除了时间和空间。书本文化所培植的个体化独立感，被人人都“深刻地牵涉到每一个他人”的感觉所取代。电子媒介的迅猛发展，使全球公民都回到了一种共同的文化，这种共同的文化与口语社会的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全球村已将等级、统一和个体化的印刷制作文化横扫于一边，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可触知的同步文化。“在电速的诸种条件下，学科主权的消失同民族主权的消亡一样快速。沉溺于从中心到边缘的机械而单向的扩张这样一些更陈旧的形式，与我们所处的光电世界已经是格格不入。光电不是使事物集中化，而是使事物非集中化。”电子媒介的快速便捷特征以及巨量的符号制作、传输功能，终于使文化的跨地域传播具有产业社会的节奏。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改变了浙江城乡居民相互作用的时间与空间的参数。当代浙江城乡居民对于地域性的共同关心日渐减少，本地的生活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了全国乃至于全球的生活这种现象，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一种媒介化的经验而实现的。吉登斯把这种媒介化的经验解说为伴随着人类感观经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远距影响的介入。在吉登斯看来，口头文化和文字文化是传统和现代的一个分野。
印刷技术带来的文化经验的变化是巨大的，在“全盛现代性”时期，典型的媒介是电子媒介，它可以把信息传递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这就使远处的事件进入日常意识，遥远的事件也许和身边的事情一样熟悉，甚至比身边的事情更熟悉，它们被整合进个人经验的结构之中。电子媒介可以把经过商业化的文化生产机制加以大众化制作、改造之后的“地域文化”，进行远距离地传送，从而引起那些“不在场”地域居民的“共鸣”。广播、电视、电脑网络空间等，不仅向不同地域的人们灌输共同的情绪和情感，唤起了不同地域人群的共同的感受性和共同的趣味，进而扩大了不同地域人群共有的经验领域，而且也打破了特定地域的本土文化的限制，使人们的听觉和视觉延展到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圈之外。因此，毋庸置疑的是，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原先具有“本地生活在场的有效性”的地域文化已经趋于消解，从而地域文化界线逐渐变得模糊。吉登斯所描述的现象，无疑在当代浙江的现实中已经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