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表明，正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波澜壮阔的经济体制转换、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从封闭到开放等历史场景中，浙江区域文化领域也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迁。区域文化的嬗变，乃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从传统到现代转变历史足迹的记录。与几千年乡村社会所形成的传统相比较，当代浙江区域文化精神的变化称得上是惊心动魄的。另一方面，从计划到市场、从传统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如艾恺所说，“我认为现代化是各种因素的联结，而巧合在一个时间点上。”影响当代浙江区域经济社会变化的因素，无疑是多方面的，其中，区域文化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按照帕森斯的系统论观点，社会系统是由一个社会结构和其他三个子系统组成的。所有这些构成部分在功能上是相互联系的，其中之一便是文化系统。文化系统的作用是目标获取和整合。这意味着文化在保证整个系统的均衡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文化为社会行动者提供向导，使他们稳固地实现其目标，也就是说，文化为社会行动者提供一个符号环境，同时文化还维护这些行动者之间的合作和整合。正因如此，一个社会的组织形式有其文化之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发展路径、模式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
也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斯·韦伯指出，“不是思想，而是利益（物质的和思想的）直接支配人的行为。但是，观念创造出的‘世界图像’，时常像扳道夫一样决定着由利益驱动的行为的发展方向。”浙江区域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尽管也呈现出了与全国乃至全球其他地区的一致性，但区域文化传统正如扳道夫一样，又使其显示了鲜明的区域特征。
在世纪之交，“浙江现象”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关注，不仅成为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且也成为浙江省委、省政府思考的重要话题。无论是学者们的学理思考，还是省委、省政府对浙江经验的总结，都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现象”的形成，与浙江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特有精神气质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2000年7月召开的浙江省委十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正式提炼和概括出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四句话、十六字的“浙江精神”。2000年7月28日《浙江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形式发表了《弘扬浙江精神 开拓浙江未来》一文，对“浙江精神”作了全面的阐述并提出，要进一步发挥浙江精神对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大力弘扬浙江精神，全面开拓浙江未来。2006年2月5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浙江日报》上发表了《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一文，进一步强调，“我们要坚持和发展‘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与时俱进地培育和弘扬‘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精神，以此激励全省人民‘干在实处，走在前列’。”2007年底，浙江省第十二届党代会二次会议通过《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扎实推进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决定》，进一步把创业创新作为富民之本、强省之源，提出，必须大力弘扬以创业创新为核心的浙江精神，“坚持用以创业创新为核心的浙江精神凝聚力量、激发活力、鼓舞斗志，进一步发扬浙江人民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创业的优秀品行，弘扬浙江人民善于创业、勇于创新的精神品格和文化传承，形成鼓励创业创新、宽容失败挫折的社会氛围，在创业创新中不断实现新的发展”。
历史已经充分地表明，在浙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浙江精神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成为巨大的社会凝聚力；极大地促进了文化大省建设，成为核心的文化软实力。改革开放以来，历届浙江省委、省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工作，注重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增强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支撑”和“引擎”作用。坚持用浙江历史教育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人民，用浙江经验鼓舞人民，用浙江精神激励人民，形成了共同的精神认同和文化认同，从而进一步激发了浙江人民敢为人先、创业创新的智慧和勇气，陶冶了浙江人民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创业、特别能发现商机、特别能化解危机、特别能适应市场经济的优秀品行，激励了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不断超越自我的创业创新精神。
一、区域文化精神与浙江创业创新活动
P．科斯洛夫斯基等学者认为，现代市场经济在结构和内生条件上与传统商品经济有很大的不同，它要求与之相应的思想观念的形成作为前提条件，即需要将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观念因素，如追求成就的动机，创业的动机、热情和意志、敢试敢闯敢冒精神以及节俭意识、恪守规章精神、敬业精神、精打细算等，从传统主义的束缚中释放出来。P．科斯洛夫斯基在谈到西方现代市场经济形成的过程时指出，“商业的动机结构从宗教和文化的联系中被解放出来却是现代的特征，这一特征在文艺复兴和重商主义时期开始形成，它不仅仅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特征，而且预示着经济时代的到来。”在哲学上，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观念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个体化、主体化和理性化意识的形成过程。“个体化意味着人从与生俱来的社会状况的固定性中脱离出来，从社会与宗教准则的确定性中脱离出来。它取决于个体和集体的差异和纠纷，而单个人把这种纠纷同时感受成为解放和异化。个体化是向主体性发展的标志。”从浙江区域文化精神中，我们可以发现P．科斯洛夫斯基等所说的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有利于现代化的“观念因素”。
（一）区域文化与浙江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
浙江省第十二届党代会二次会议通过《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扎实推进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决定》，把浙江精神的核心归纳为“创业创新”，提出，要“坚持用以创业创新为核心的浙江精神凝聚力量、激发活力、鼓舞斗志”。事实上，创业创新精神的内涵，就是追求成就的动机，创业的愿望、热情和意志，敢试敢闯敢冒的精神以及节俭意识、恪守规章精神、敬业精神、精打细算等特别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观念因素”。
从浙江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实践中，可以发现当代浙江区域文化精神的一个显着特征，就是强烈的自主谋生意愿和创业创新精神。正是这种创业创新精神对当代浙江的制度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精神动力作用。浙江人在改善自身生存和社会生活条件过程中，较少地依赖政府，而更多地诉诸个人的奋斗与社会个体间的协作；浙江外出经商务工者众，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是，浙江人在外不当打工族，绝大多数是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或大或小的老板族，这是浙江人自主谋生意愿和创业创新精神的鲜明体现。而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专业市场的兴起，个体私营经济、股份合作经济的迅猛发展，一乡一品、一村一品特色经济的崛起、全国各地“浙江村”、“浙江街”、“温州村”的形成、自筹资金建设城镇（“全国农民第一城”龙港镇是典型代表）、旧城改造资金自我平衡，乃至于台州温岭等地的民主恳谈会等，也都更充分地显示了浙江自主谋生和创业创新精神。
分析浙江创业创新精神的形成原因，除了分析古代文化传统的因素以外，更需要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所提供的制度和政策背景，分析浙江人所面临的特殊的现实社会条件，尤其需要分析改革开放前后浙江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
1．计划经济边缘与创业创新精神
改革开放以前，浙江与全国各地一样，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占有和控制资源，并按行政权力授予关系，将资源分配到不同类型和级别的政府和政府部门，然后再分配到各种单位组织之中。不同单位按距离国家权力中心的远近，获取分配的资源，并承担按照国家的指令使用资源的责任。由于单位组织的多寡程度以及资源占有量上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不同地区国有企业的大小和集中程度的差异），全国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心地带和边缘区域或薄弱环节。中心地带，是指国家投资较多或获取国家资源较多、国有企业比较集中的区域；边缘或薄弱环节，则是指国家投资较少或国有企业不太集中的区域。由于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产权基础的不同，一般来说，计划经济中心区域的“传统制度积累”的“量”明显地要高于计划经济的边缘地区。
按照上述区分标准，浙江显然属于计划经济的边缘区域。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是国防“前线”和“文化大革命”的火线，是一个国有制成分较少，历年国家投资也较少的省份。自1950年到1978年，国家的投资额，全国人均600元以上，浙江省人均仅240元，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列全国各省份最后一位。因此，改革开放以前，浙江的特点是地方企业多，小企业多。1978年浙江工业总产值中，中央企业和大中型企业所占比重分别仅为2.6%和16%。1978年以来，浙江省投资水平低的状况并未根本改变。1978年至1992年国家在浙江的投资额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三，从沿海与浙江有可比性的7个省份（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1985年至1997年国家投资额比较，浙江排在第6位，仅比福建多一些。1949年以来，浙中南地区的温州、台州、丽水、金华地区国家的投资额更低。比如，自1950年到1978年，国家在台州的投资额仅4.6亿元，而且42%投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1978年，台州国内生产总值仅10.13亿元，工农业总产值13.43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6.5亿元，财政收入1亿多元，农民人均收入120元。“穷则思变”，计划经济的边缘区域或薄弱环节及其所导致的浙江相对“贫穷”的地位，正是浙江人强烈的自主谋生意愿和创业创新意识的重要源泉，它决定了当政策开始松动后，浙江有可能成为最富有创业创新冲动的地方。
事实上，由边缘地位所决定，即使在计划经济以及意识形态领域极左思潮占统治地位的年代，浙江民间自主谋生和创业创新的冲动也难以被有效地遏止。虽然自1950年至1978年浙江省的国家人均投资额列全国最后一位，浙江省的国有企业数量少，规模小，但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们强烈的自主谋生冲动和创业创新意愿的集体工业却获得了相当的发展。到1978年全省集体工业产值占全省工业产值的比重达到38.75%，列全国第一。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尽管民间工商业普遍受到抑制和严厉打击，但谋取糊口之资的小商小贩现象，即当时所谓的“投机倒把”活动，在浙江一直相当普遍。也就是说，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经济领域严密控制的情况下，浙江很多地方的非正式经济或“非法经济”却仍然相当活跃，并且典型地显示了经济社会学所谓“国家控制悖论”的特征。按照经济社会学理论，当国家力图通过加强法规控制以消除非正式的经济行为时，往往会进一步导致这类行为的产生。正如诺尼兹所说，规则产生不规则，正式经济产生其自身的非正式。要将所有经济活动都归入计划经济的“一盘棋”中，通常会造成相反的后果，即会导致非正式部门的扩张。问题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经济领域严密控制的情况下，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会出现相对活跃的非正式经济或“非法经济”的。
那么，在何种条件下，政府通过加强法规控制以消除非正式的经济行为，会造成相对活跃的非正式经济或“非法经济”呢？这意味着“国家控制悖论”现象在浙江的发生，除了“国家控制”这一因素外，还必须辅之以其他众多的因素。
在众多的因素之中，处于计划经济边缘的浙江民间强烈的自主谋生意愿和创业创新的文化精神，显然是导致“国家控制悖论”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
浙江民间强烈的自主谋生意愿和创业创新意识，有其根植于现实生存土壤之上的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这一点可以通过与计划经济中心区域社会群体的比较中显现出来。在计划经济的中心区域，由于国有单位组织多尤其是国有企业相对集中，人们能够较容易并较多地享受“父爱主义”的好处，比如可以享受医疗、住房、招工、粮食以及副食品补贴等福利待遇，一般来说，自主谋生和创业创新意愿较弱，相应的，依赖性也较强。华尔德指出，在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国营工厂组织中，存在着一种带有传统色彩的权威关系，即个人对单位组织的“组织性依附”和以“庇护关系系统”为核心的权威制度文化。
这种权威依附关系的形成和维持，得益于一种特定的权威制度文化，即领导人和积极分子之间的庇护关系网络。在这个网络中，通过交换，包括物质和非物质的利益的交换，将个人的忠诚、制度性角色以及物质利益结合在一起。计划经济的中心地区，是一个国有工厂林立的区域。国有工厂越多，一方面意味着该区域获得的国家资源也越多，另一方面同时意味着该区域社会群体对单位组织的依赖性也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