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影响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正如斯特斯．林赛所说，“一个国家能否繁荣，文化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因素，因为文化影响到个人对风险、报偿和机会的看法”；“在人类进步的过程中，文化价值观确实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影响到人们对进步的想法”。马克斯·韦伯也指出：“不是思想，而是利益（物质的和思想的）直接支配人的行为。但是，观念创造出的‘世界图像’，时常像扳道夫一样决定着由利益驱动的行为的发展方向。”文化发展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当然，社会发展也必定会影响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文化发展，不同的社会发展观，不仅会形成不同的文化发展观，而且也会使文化产生不同的力量。
所谓“社会发展观”就是“用的眼光看社会发展”，“文化发展观”就是“用的眼光看文化发展”。不同的“社会发展观”必然会用不同的眼光审视文化发展，必然会伴随着相应的“文化发展观”。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文化运动”一直是“政治运动”的代名词，文化也就成为“政治”的诠释工具；与以“物”为中心、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相对应，是作为经济建设“附庸”的文化发展观，文化仅仅为“经济唱戏”发挥“搭台”的功能。
科学发展观要求从“发展”、“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等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整个社会的发展，顺理自然地也要求以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作为社会发展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发展，以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文化的力量：
第一，着眼于当今世界“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态势，着眼于经济转型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形成新发展优势的时代要求，提升国家和区域的文化软实力。
从世界范围看，产业下游化是当代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一国经济从人均低收入进入人均高收入的发展过程中，第一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之比重会持续下降，第三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会持续上升，而第二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会先升后降。推进科学发展，要求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而“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趋势，恰恰体现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这些新要求。
着眼于“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态势，就是要强化经济发展中文化的、科学技术的、信息的，乃至心理的要素的作用，不断地增强经济发展中的文化含量，从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是要使文化具有经济力，成为社会生产力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文化的产业属性和商品属性解放出来，把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来培育，使文化产业进入当代经济发展的整体机制之中，发挥文化产业在“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升级中的作用。
第二，着眼于培育和弘扬创业创新精神，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相适应的思想道德观念和文化核心价值，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推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人们的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都经历一个大的转变。正如英格尔斯所说，“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以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得以实现。即使经济已经开始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在这里，英格尔斯阐发了人的现代化、新型社会主体的培育，对社会现代化的功能和作用。中外历史已经表明，现代社会创业、创新动机、意志、热情的强化，现代市场秩序的扩展和经济的发展，无疑是与从传统乡村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文化精神大变革相伴随的。按照桑巴特的观点，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来自于犹太教“数量计算”（quantitative calculation）的理念。
犹太人被逐出西班牙后，在16世纪初来到尼德兰，并且通过安特卫普将这种精神带到了英国。而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现代市场经济，更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精神。倒不如说，现代市场经济更多的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马克斯·韦伯毕生致力于考察“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亦即试图从比较的角度，去探讨世界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Ethos）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发生学上解释西方理性主义独特性的起源。在韦伯看来，现代市场经济的兴起与宗教革命过程中形成的新教伦理具有密切的关系。由于加尔文教的“预定论”彻底地否定了通过教会和圣事获得拯救的可能性，所以，个人要获得救赎，就必须竭尽全力地履行“天职”以求荣耀上帝。能否成为上帝选民的不确定性，使世俗化的盈利活动变成一种“天职”，从而激发了人们勤勉敬业的精神。
着眼于培育和弘扬创业创新精神，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相适应的思想道德观念和文化核心价值，意味着：其一，要把文化建设作为提高人们精神文化素质的一条重要的途径，通过文化熏陶和教育的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价值观念，引导人们提高素质、转变观念、迈向文明，也就是把他们打造成新型的“现代人”。其二，要发挥文化建设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是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审美素质和身体素质的全面提高和进步。文化、文明是人类进步的结晶，它对于人的性格、情操、心理等内在素质的形成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要通过文化建设，发挥文化“以文化成”的功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第三，着眼于科学发展观关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要求，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全面协调发展。
中共十七大报告强调，“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这就表明，科学发展的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按照帕森斯的观点，所谓（广义上的）社会或社会体系可从三个特征予以界说：（1）两个以上行为单位之间的相互作用，各单位的行动之间存在一种有意义的相互依存；（2）在它们的行动中，他们会考虑他方可能如何行动；（3）有时，它们为追求共同目标而协同行动。因此，（广义上的）社会是一个宽泛的概念，社会体系是一种范围很广的体系。根据帕森斯的习惯用法，经济体系是（广义上的）社会体系的一个部分、一个方面，或一个次体系。“即使每一个具体的社会系统都有经济方面，但我们所想象的经济也不是一个集体。
在其‘延伸’的意义上，经济是完整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广义上的）社会体系还包括其他部分、方面或次体系。因此，一个（广义上的）社会可定义为一个社会体系，它不仅具有经济（次）体系或领域，而且还有与经济直接地或间接地发生相互作用的（次）体系或领域，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次）体系或领域与文化（次）体系或领域、（狭义上的）社会（次）体系或领域。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个领域虽然互相贯通，但各自又有不同的特点、活动规律、价值取向及目标和功能。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使四个领域各自按其目标发挥功能，乃是一个健全的社会得以有效运转的必要前提。
在“四位一体”建设的综合工程中，经济建设是基础。经济建设的目标，就是，“生产”能够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产品。如帕森斯和斯梅尔瑟所说，争取最大效用或为满足愿望而使用全部手段以争取最大经济价值就规定了经济系统的目标。经济活动的最高目的是“生产”，“生产的概念限定了作为社会子系统的经济的目标定向。就其满足需要而言，生产是生产效用的，或者生产商品和服务。财富被定为这种商品和服务在一定时间内累加的经济价值。收入的定义则是单位时间内对这些价值的支配情况。”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当然也以生产发展、争取最大经济效用或经济价值为目标。只有生产“又好又快”发展，才能为推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为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与经济活动的核心即“生产”不同，政治领域的核心概念是“权力”。政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上层建筑，总是同各种权力主体的利益密切相关。
各种权力主体为获取和维护自身利益，必然发生各种不同性质和不同程度的冲突，从而决定了政治斗争总是围绕某种利益而进行这一基本属性。经济、社会生活、文化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益，权力的追求以及某些心理满足等，对于各种权力主体来说，都是政治运行的基本动力。政治是国家的活动，是治理国家，是夺取或保存权力的行为；政治是人们在安排公共事务中表达个人意志和利益的一种活动，政治的目标是制定政策，也就是处理公共事务；政治是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过程；政治是一种社会的利益关系，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社会主义政治当然也具有政治的一般特征和功能，但更凸显的是人民治理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和权利。实行人民民主，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理所当然地是当代中国政权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
在“四位一体”建设中，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其目标在于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构建人民群众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
科学发展的社会不仅应当拥有繁荣的经济，而且还应当拥有繁荣的文化。像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一样，在“四位一体”建设中，文化建设当然也有自身独特的目标，即，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中共十七大报告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等方面，具体地阐述了当前文化建设的内容。
在一个“科学发展”的社会中，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个方面虽然互相贯通、相互促进，但又有不同的目标，不能互相取代。由于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扩大民主、建设法治国家、发展政治文明乃是政治建设的核心目标，所以经济建设的利润驱动机制也应在此失效。在政治建设中，只有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社会主义民主机制免受市场机制、金钱等经济原则的支配，才能保持民主政治的独立、尊严和权威，才能真正使人民群众真正享有民主权利、实现当家作主的愿望。否则，如果政权进入了市场，或者金钱侵蚀了政治生活，或者政治生活受到了市场规律的支配，那么这就不仅意味着民主政治尊严和权威的丧失，而且也意味着国家政治机制因腐败而难以继续良性运转。另一方面，政治建设同样不能代替经济建设。这不仅意味着如“文化大革命”时期已经表明的那样，“空头政治”只会导致社会的灾难，而且也意味着政治建设的规律不能替代经济建设的规律。
至于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的关系，问题可能更复杂一些。毫无疑问，文化建设工程作为“四位一体”建设综合工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它内部的各种协调关系来说，它是一个自我调整系统；就它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等工程的相互作用关系来说，它又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就此而言，文化建设不可能不受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的影响和制约，文化建设也具有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服务的功能，正如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具有为文化建设服务的功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