衢州是传统农业大市，农民占全部人口的83%。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村文化有了很大发展，但问题依然不少，主要是投入不足，设施落后设备缺乏，文化总量偏少、质量不高。2005年，衢州市委宣传部借鉴“钱江浪花”艺术团成功经验，成立了农家乐大篷车艺术团，为农村群众提供文化服务。自2005年11月正式首演到2008年5月，大篷车共演出530场，其中到480个村演出480场，既得到了群众的欢迎和好评，也得到了上级部门和领导的肯定，被认为是“落实文化面向基层的重要举措，是整合资源形成合力搞好宣传文化工作的有效载体，是推进公益性文化事业改革和统筹城乡发展的积极探索。”像钱江浪花艺术团一样，农家乐大篷车艺术团对农民提供纯公益性的文化服务。市财政则每年安排80万元，专项用于“文化大篷车”和其他送文化下乡活动，同时，也通过广告策划、演出冠名、工作宣传等市场运作手段以补贴艺术团的运营成本，体现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司化运作”的全新理念和方式。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民间诱致”和“政府增进”，即市场的力量、民间的力量起着自组织的作用，政府起着促进性和辅助性的作用。在浙江的一些地区，“民间诱致”和“政府增进”的做法，在“文化大篷车”现象形成过程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新昌县有一个沃洲明珠艺术团，原来是民间团体，在社区广场表演、自娱自乐。地方政府注意到这个团体表演不错，就鼓励其到农村、工地去表演。政府出钱提供灯光音响，一辆“五十铃”汽车被改装成“大篷车”，可展开成为110平方米的舞台。此外，政府也为演出人员提供一餐夜宵补贴，村民不必为此花一分钱。
由于他们的演出受欢迎，所以巡回到各个村庄演出需提前半年约定。久而久之还形成了一个“星期三制度”。每到一个村，不仅艺术团要演出，当地村民也要编演两个节目。政府卫生、计划生育、劳动、法制等部门也搭车下去从事宣传活动。政府认为这个形式有实效，慢慢地就约定周三一般不开会，鼓励这一天下乡。当地干部群众说“三下乡”这回成了“常下乡”。农村文化活动的开展还促进了政府工作方式的转变。
当然，文化下乡活动不单纯以让农民得到娱乐为目的，提升农民素质和农村社会文明程度也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其实，在钱江浪花艺术团、新昌沃洲艺术团活动中都包含了这一项内容。衢州农家乐大篷车艺术团也把文化演出与宣教服务结合起来，使大篷车成为服务“三农”的综合载体和传播新知识的窗口。艺术团每次演出前都要向农民群众宣讲政策、科技致富知识、农业经济信息等，还与相关部门合作，送政策、法律、科技、交通安全等知识下乡，送种植、养殖等书籍下乡。
在浙江，寓教于乐的文化下乡和农村公共文化活动，不限于“文化大篷车”这一种手段和形式。在义乌市农村，活跃着150余支文体宣传队伍。他们以《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浙江省公民道德规范》等为内容，开展各种健康有益、适合农村群众口味的宣传活动，以提高农民的素质，打造义乌的乡风文明。义乌市还开展了学习型社区创建活动，引导农民参与“四个一”活动，每天读一份报纸、收听（看）一档广播（电视）新闻，每月坚持阅读一本书，每年至少掌握一项实用技术。此外，义乌市也鼓励开发有地方传统、区域特色的民间艺术项目，发展农村文化俱乐部、激发农民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大力开展“乡风文明村”创建活动，广泛开展“文明家庭”、“文明村镇”评比活动。
德清县的做法也颇有特色。从2004年开始，德清开展了“欢乐德清”系列群众文化活动，由“欢乐田野”、“欢乐广场”、“欢乐社区”、“欢乐行业”、“欢乐企业”、“欢乐工地”、“欢乐校园”等七个系列组成，全县年举办各类文化活动近千项，被誉为“来自草根的‘同一首歌’”，并在期间开展捐书助农、送书下乡等活动，建立村级图书流通点。桐乡市则从2000年就开始实施“文化示范户”建设战略，以提升农民文化素质，建设农村思想文化阵地，推进农村现代化进程。到2007年3月，全市建有文艺型、科技型、计生型、信息型等各种类文化示范户1000户，覆盖13个镇乡（街道）。仅2006年一年，就组织了各类文艺小分队到文化示范户演出1218场，放映电影3718场次，并举办各类农技知识、法律知识、科普知识、文明礼仪等讲座辅导和观摩学习。文化示范户还吸引和集聚了一大批农民群众，看电视、读报纸、翻杂志、传信息、谈技术，从而在相当程度上转变了乡村社会风气。
改革开放以来，在浙江经济发展领域的诸多方面，如个体私营经济、专业市场、股份合作制、区块经济的兴起等，都呈现为一种市场解决模式、自发自生发展模式和自组织模式，也就是说，民间自发的力量起着主要的作用。但在过去农村文化活动领域，农民的自主性却没有得到充分地体现。农民以看戏、看电影为主，演员在台上、在银幕中，农民是观众，主动性不强、互动性不够。多数时候，农民无节目选择权，仅仅作为观众被动地接受，“农村文化活动”似乎就是单方面地向农民“喂食”。问题是，随着农民参与意识、主体意识的提高，他们参与文化活动的愿望也更强烈了，他们希望对文化活动有选择权，希望能自主地参与到农村文化建设中来，在农村文化大舞台上登台亮相，从文化的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观众变成演员。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浙江省文化管理部门和一些地方政府开始着力于突出农民在农村文化活动中的自主权和主体性，并把“送文化”和“种文化”结合起来，就像种庄稼一样，让文化的种子在农村生根、开花、结果。具体做法是：
（1）改善“送文化”活动，在“送文化”活动本身中借铁打铁，突出农民群众对节目的选择权和主体性。钱江浪花艺术团“订餐制”和“加餐制”的做法，已经体现了这一点。而宁波市“万场电影千场戏”进农村活动，则是这方面的一个更好的范例。据李建新、罗颖杰的表述：宁波市文化部门注意到，在农村诸多文化消费形式中，戏剧、电影的消费市场日益萎缩。专业剧团因演出价格低而不愿到农村演出，一些乡村新建的文化宫、文化广场因无戏可演、无电影可放而闲置；政府花了很多人力物力每年组织的文化下乡活动，覆盖面极为有限。许多农村老百姓反映好多年没在家门口看戏看电影了。为满足农民文化消费多样化的需求，宁波市着力构建以戏剧、电影为“主打产品”，以村落农民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文化产品供求体系，探索文化下乡的长效机制。宁波市组织开展了“万场电影千场戏”进农村活动，并以活动为载体，利用适当的政府补助作为激活农村文化市场的推动力，把戏剧、电影下乡纳入市场机制轨道。
按照宁波市文化局在2005年的打算，用于“万场电影千场戏”的500万元（市级财政拿出250万元，各县（市、区）级财政配套250万元）政策补助款，由演出、放映单位竞标，按照市场化方式运作。这相当于激活了数千万元的文化产品市场，能带动一万场电影、一千场戏，覆盖面达到3000多个村。这样可以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家门口的文化大餐。
过去的免费送戏下乡，剧团、剧目多由上级部门指定，农民没有发言权，演出效果打了折扣。“万场电影千场戏”采取了全新模式：农民可以自主选择剧（片）目，选择剧团（演、放映团队），补助政策和操作程序完全公开。围绕这个原则，宁波市有关部门把几十台越剧、甬剧、姚剧和滑稽戏剧目和3000多部中外影片、数十个放映队做成详尽的目录手册，下发到各个村，供农民兄弟“随便挑、随便选”。农民既是消费的主体，又有了自主权，真正成了农村文化市场的“主角”。农民有了文化消费选择权，产生的反响是极为强烈的。宁波市艺术剧院的几个剧团被各个村镇“抢”来“抢”去，演职人员忙得连轴转。北仑区涌现出首家个体放映队，放映电影70余场次，观众达到4万多人次，引得周围群众纷纷效仿，全区一下子新增了8台35毫米放映机。文化消费的选择权，是农村文化市场的“晴雨表”，让农民做主有利于文化市场的繁荣与健康发展。
宁波“万场电影千场戏”进农村的成功尝试，不仅繁荣了农村文化市场，更重要的是探索出了一条引进市场竞争机制，让文化产品“常下乡”、“常在乡”的新路子。在“万场电影千场戏”的扶持政策激励下，宁波越来越多的专业剧团进军农村市场。宁波艺术剧院下属的大地艺术团仅2005年一季度就下乡演出60多场，接近2004年全年的演出数。
目前，“千场戏”的市场已向宁波10家市级、县级专业剧团完全开放；“万场电影”即将通过政府采购中心，面向全市30多支取得放映资格的电影队公开招标。乡村、个人可以直接向剧团和电影队采购节目，签订权责明确的演出（放映）协议，价格由市场决定。“谁演得好，农民喜欢看，政府补贴就给谁”。在运作机制比较成熟后，宁波的农村文化市场将向外地具有相当实力的文艺团体开放，在政府补助上和本地剧团享受同城待遇。
（2）在“送文化”下乡活动中，一些艺术团体的做法，也体现了“输血”与“造血”、“送文化”与“种文化”的结合。比如，在钱江浪花艺术团的下乡演出中，已经在“送下乡”中，添加了“请上台”的节目，即把乡间文艺骨干自编自演、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浓烈乡土气息的节目请上舞台，营造专业与业余相结合、剧团演员与农村文艺骨干同台表演的氛围，从而扶持和培育了农村特色文艺团队，增强了农村文化的造血功能。此外，艺术团的专业文艺工作者还深入生活，收集资料，挖掘了一批真正属于民间原生态的艺术作品。如宁海的“长街渔歌”，常山的民俗舞“跳竹马”、“钢叉舞”等经过挖掘和加工，重新显现了优秀民间文艺的光芒。
（3）扶持农民自办公共文化或“种文化”活动。自开展文化大省建设以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倡导下，浙江农民自办公益性文化活动日趋活跃，也相当普遍。目前，全省农村有24667支业余文体队伍，集聚了513501名业余文体骨干。这些队伍门类齐全，有腰鼓队、舞龙舞狮队、乒乓球队、象棋队、老年健身队及大量的地方戏曲团队等，覆盖老、中、青各个年龄层次。2005年，全省村级业余文体队伍共开展各类活动约316717场次，平均每村9.03场次。在临安市，有449支农民表演队，每个乡镇都在一支以上。有人曾这样评价临安农民自办公共活动的成效：“农民‘种文化’活动的开展，唤回了纯朴的乡村文明新风。玲珑街道前张村的多数村民，现在都参加了乒乓球队、健身操队、腰鼓队、龙灯队，棋牌比赛等活动越来越多，赌博风气不见了。夫妻同台上阵，婆媳一起唱戏，亲情深了，邻里矛盾少了。村与村之间互争高低，村民之间团结了，集体荣誉感也强了。临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章燕说：‘农民种文化活动，把笑声种在了农家夜晚，把文明种到了老百姓脑子里。’”义乌市连续举办了15届农村文化节，每届均是以政府主办、镇街承办的方式进行，活动涉及文艺踩街、卡拉OK比赛、合唱比赛、民间艺术表演、书法美术展以及体育比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