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文化的力量——浙江社会发展的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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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重构(12)

通过举办农村文化节,把舞台搭在农村的广阔天地中,吸引群众广泛参与,文化的价值得到了充分地体现,也充分地显示了农民群众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能量。“送文化”以前是城市对乡村的专利。而随着浙江农村“种文化”活动的深入,农民也开始有能力向城市“送文化”了。宁波市鄞州区从“文化送百村”到“百村送文化”,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事例。鄞州是全国经济发达的区(市、县),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425亿元,预算内财政收入75.5亿元,综合实力分别位居全国和全国各县(市区)第11位、第4位。随着公共财政的逐渐宽裕以及政府公共服务意识的强化,鄞州区显着地加大了农村公共文化体系建设的力度。2005年,宁波市鄞州区,鄞州区委办公室和政府办公室颁发《关于实施“星光工程”加快村落文化建设的通知》。“星光工程”创建工作,不仅包括“在全区范围内扎扎实实地开展以综合宣传点、文化阅览点、健身文娱点和活动培训室为基本内容的村落宣传文化设施建设”,“以业余宣传教育指导员、文体活动辅导员为骨干的农村业余宣传文体队伍建设”;而且也包括了“以多种形式的专业文体团队下乡与群众自娱自乐相结合的农村文体活动建设”。也就是说,“星光工程”是一项综合工程,包括了三项基本内容: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农村业余文体队伍建设、农村公共文化活动。这些内容事实上差不多已经涵盖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方方面面。在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星光工程”就是鄞州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程。区委区政府希望通过三年创建,到2008年,全区各行政村(社区)文化设施相对完备,农村文化队伍不断壮大,农村文化活动更加活跃,有15%左右的行政村(社区)达到三星级村落文化建设标准,70%-75%的行政村(社区)达到二星级村落文化建设标准,其余行政村(社区)达到一星级村落文化建设标准。

鄞州农村不仅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较为完善,而且农民“种文化”活动也相当活跃,呈现出了普及化、多样化趋势。据统计,目前全区共有群众文体队伍946支,参与人数2.5万多人。农民自办文化活动的项目,既包括了广场舞、健身舞、竹板舞、太极拳、木兰扇、扇子舞、门球、木球、篮球、双球、乒乓球、柔力球、健美操、保健操、拍手操、象棋、围棋等;也包括了文化娱乐、演艺、戏曲、文宣、舞龙、舞狮、腰鼓、秧歌、马灯、高跷、彩船、大头和尚等。对于这些活跃的农民自办文化活动,鄞州区政府的做法,是为他们“搭建平台”,体现了一种“民间诱致,政府增进”的特征。比如,2007年区政府组织了“星光大舞台”演出活动,希望以区文化艺术中心为平台,达到“月月有活动”的目标,打造基层群众文艺演出品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有28支乡村业余文艺演出队依次登上了曾经站过许多明星、举办过多场大型文艺演出的舞台。活跃的农村自办文化活动,加上政府的扶持,使乡村业余演出团体的水平不断提高,演出人才也脱颖而出。结果是,农民也开始能够向城市“送文化”了。2007年7月,鄞州古林镇张家潭村业余文艺队登上了宁波市“逸夫剧院”的舞台,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登上宁波一流专业演出场所的农民演出团体。因此,一些农民深有感触地说:“以前是‘文化送百村’,现在是‘百村送文化’。”

(二)增强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解决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滞后于城市问题,当然不能以削弱城市为代价。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仅仅相对于农村才显示出了优势,而相对于城市经济发展,则又大大地落伍了。正因如此,在增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同时,浙江也在进一步加大对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的投入,从创新服务机制、增加服务手段、完善服务网络等方面入手,增强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丰富公众文化生活,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

1.实施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和低收费开放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城市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全部或几乎全部是以“公共方式”免费或低收费向社会公众提供的。计划体制下的免费和低收费虽然也体现了公共文化事业“公益性”,但与此相伴随的,却是“低水平”和“低效率”,不仅公共文化服务品种少,而且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态度也差。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在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一些公益性文化部门开始面向市场开展“生产自救”。一些原先免费、低收费的城市公益性文化场所逐渐地收费或一步步地提高了门票的价格。这种做法虽然解决了运费经费不足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职工的收入,却违背了公共文化机构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宗旨。同时,按照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平性原则,每个公民(包括不同社会阶层的成员)在获取公共文化资源、享受文化服务的同时,拥有获得服务机会的公平权,服务内容、质量和服务过程的公平权。但是,收费尤其是过高的收费却对低收入弱势社会群体产生了“排他”的作用,使这些社会群体因缺乏货币支付能力而无法参与公共文化活动,从而在客观上导致了公共文化服务享受上的不公平。

毋庸讳言,上述现象也曾出现于浙江省。有所不同的是,作为一个在全国具有先发优势的省份,浙江较早地意识到了以前做法的偏颇。开展文化大省建设以来,随着公共财政的逐渐宽裕,浙江率先于全国,开始逐渐地对原先收费的城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实施免费和低收费策略。

浙江是全国实行博物馆免费开放的首个省份。早在2003年7月,新落成的天台博物馆随即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从2003年开始,浙江省先后有近50家博物馆实行免费开放,由此带来的门票收入损失,通过政府财政的方式予以补贴。这一做法,无疑再次体现了作为“走在全国前列”省份的文化自觉。免费开放使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的“公益性”、“公平性”得以回归,恢复了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公有、社会共享、社会公用等公益性事业的特征。遵循公益性原则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既是政府在文化服务上弥补市场“失灵”的有效举措,也是公共部门回报纳税人,为全体公众创造文化福利的必要之举。正因如此,免费开放使浙江博物馆工作更好地融入了社会,也使更多的观众走进了博物馆,有更多机会了解历史、体验文明。免费开放后,浙江省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及杭州市的大部分博物馆观众量增幅一直处于稳定状态。浙江省博物馆作为全国第一家免费开放的省级博物馆,免费开放前,参观人数年均不到20万人次,2004年免费开放以来,平均年参观人数超百万;中国丝绸博物馆年观众量在40万左右,是免费开放前的2倍。

当然,浙江省各地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实施免费开放,又不是简单地向“计划经济时期”的做法“回归”,而是建立在丰富的改革开放成果和经验基础上的一种更高级别的“回归”:

(1)在完善公共文化设施基础上“回归”。免费开放后,由于观众量大增,使馆舍拥挤、硬件设施落后的问题更为突出,影响了公众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效果。在过去财力有限的条件下,这些问题都无法有效地得到解决。而现在,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浙江省已经有能力改变“馆舍拥挤、硬件设施落后”等格局。比如,2005年,针对观众对浙江省博物馆“馆舍拥挤、硬件设施落后”的反映,“省政府决定在建设中的西湖文化广场划出2万平方米作为该馆分馆馆舍用地。同时,浙江省财政也加大投入。完善配套、加快了浙江省博物馆服务设施的改造和建设。”

(2)在深化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内部改革、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效率、改善服务态度基础上“回归”。免费开放后,公众对公共文化机构提供服务的质量要求并没有降低。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无法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管理水平落后、效率低、服务态度差等问题始终是困扰人们的“顽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浙江省政府部门的公共服务意识已经显着地增强,并且已经比较充分地积累了市场化取向改革的经验尤其是国有企事业单位改革的经验,因而向这些传统的“顽疾”开刀,也就成为“水到渠成”的事情。比如,“为强化免费开放后的激励竞争机制,杭州市开展了博物馆达标竞赛活动,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博物馆综合考评体系,采取明察与暗访相结合的方式,对市属各博物馆进行考评,发现问题及时整改。此举对各博物馆提升管理和服务水平产生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作为文化体制改革中公益性试点单位的浙江省博物馆,针对免费开放,认真做好深化改革,增强活力、改善服务、谋求发展的文章,以向广大公众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和精神产品为目标,规范各项工作,提升服务质量,满足观众的需求;同时,加强了讲解队伍建设,使得博物馆的宣传服务能力得到提高。”

(3)在创新服务机制、增加服务手段、完善服务网络基础上“回归”。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僵化、服务手段单一、服务网络不健全,而现在随着浙江省各级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增加服务手段、完善服务网络,已经具备了比较充分的条件。嘉兴市以面向城乡居民提供均等、免费、无障碍公共文化服务为目标,建立以“政府主导、集中管理、资源共享”为主要特点的城乡一体化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模式,就体现了这一点。嘉兴市的具体做法是:

其一,政府主导,统筹规划。政府主导构建以市县级图书馆为中心,以乡镇分馆为纽带,以村(社区)图书馆流动站和图书流动车为基础,以企业、学校、部队等行业系统图书馆联合加盟为补充的新型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在这里,政府主导的具体体现是:总分馆建设的领导机制、推进机制、保障机制和管理机制由政府主导。为加强市本级总分馆体系建设,嘉兴市以签订协议的方式建立了市、区、镇三级政府合作共建机制。

其二,多级投入,集中管理。所谓“多级投入”,就是总分馆体系中的乡镇分馆建设和运营保障由市、区及镇三级政府或(市)县(市)、镇两级政府共同投入。多级投入明确了政府在图书馆建设中的责任,并且固化了每一级政府相应的责任,分散了基层图书馆建设的财政压力,也适应了现行财政“分灶吃饭”的体制,体现了寻求一种在现有体制下可行解决办法的尝试。所谓“集中管理”,就是市图书馆对三级政府财政投入的经费集中管理;乡镇配备的管理人员由市总馆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管理。“集中管理”是人财物管理层级的上移,目的是形成与总分馆制统一采购、统一编目、统一配送特点相适应的人财物保障条件,并保证了业务开展的专业性。

其三,资源共享,服务创新。实现资源在总分馆体系内的流动和共享,具体做法是:在总分馆体系内,文献资料由总馆统一采购、统一编目、统一配送,实现全市总分馆体系内文献资源的统一流通、统一检索、通借通还,为此,市图书馆组建了统一的采编中心,开发了统一的检索系统,建立了物流传递系统,确保全市总分馆体系中的文献资源得到有效流转;通过增加服务内容、优化服务手段、改善服务环境、延长服务时间、实行免费服务等措施,不断拓展服务领域,适应公众多样化的需求,提高服务质量,增强图书馆的吸引力,以实现和保障公众基本文化权益、满足公众基本文化需求。

2.丰富城市公共文化活动形式,满足公众文化需求

显然,对原先收费的城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实施免费和低收费策略,主要体现了浙江省通过对原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存量”改革,以“回归”这些机构的“公益”特性,保证公众的基本权益。与此同时,浙江省也通过一些“增量”的方式,创新服务机制、增加服务手段,以丰富城市公共活动形式,满足公众文化需求。

浙江各地举办城市节庆活动,就属于丰富城市公共文化活动形式的“增量”方式。巴赫金认为,节庆或狂欢生活中的时间超越了自然的生物意义,进入了历史的文化范畴。节庆时间之所以为人们所感知,是因为它在本来匀速前行、单调循环的流程中挣脱出来,甚至截断了自然时间匀速、平稳的连续性,使它突然断裂,使它陌生化,从而将人们引向常规生活之外;同样,节庆广场也不是一种自然的物理的空间,或人们日常游弋的休闲场所,而是一块让人在摆脱生活重累之后热情奔放的快乐之地。节庆是不分演员和观众的演出,所有的人都不是作为观众观看,而是积极的参加者,参与到狂欢中。“严格地说,狂欢也不是表演,而是生活在狂欢之中。”狂欢式的生活,是“脱离了常轨的生活”,“某种程度上是翻了个儿的生活”。正因如此,节庆就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公共文化活动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