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围绕粮食问题的长期争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浙江工业经济快速增长，特别是农村工业方兴未艾、农业效益比较低的问题，再一次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史晋川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系统归纳整理了浙江省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研究观点。20世纪80和90年代，关于粮食供求平衡问题，存在着如下两方面不同意见。
一些学者提出了实行完全开放的粮食供应战略。黄祖辉、徐加等从浙江省的土地资源现状、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和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发挥等角度分析了浙江省的粮食生产战略。他们指出，由于浙江土地资源稀缺、生产粮食的机会成本太高且粮食生产不利于其他经济作物的发展等，浙江省应实行“完全开放”的粮食供应战略。连陆生则主要从浙江省的粮食发展战略要从属于农民致富的总体目标出发，也认为浙江省应主要实行放开发展的粮食战略。叶晓云和黄勇认为，通过发展外向型农业，使浙江省农业成为国际粮食生产分工上的一个环节是解决浙江省粮食供求问题的重要战略选择。
崔申如认为，应通过合理控制消费与生产结构以及搞活粮食省内外流通市场来解决浙江省的粮食供求平衡问题。
然而也有一些人提出不同意见。蔡学芳和蒋跃进根据他们对浙江省粮食供给与需求的预测，认为从历史与自然资源的角度看，浙江省实现长期的粮食自给是完全可能的，因此解决粮食供求战略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种粮农民的收入，加强农业技术推广和调整粮食生产结构等。方元龙则认为，鉴于粮食进口所需成本太高，而且发达国家的粮食生产一般是非市场化运作，因此浙江省的粮食生产还是应以自给为主。
政府部门的研究人员也提出了“确保口粮自给”的要求。原浙江省计经委粮食生产结构调整研究课题组提出，从浙江实际出发，只要确保口粮及种子用粮自给，并留有一定储备粮，就能调整出部分耕地发展高价值的经济作物，同时饲料主要依靠买入。事实上，如要确保口粮，就必须保持较高的复种指数，就意味着大量种植早稻，而这种米的口感较差，根本就难以与北方地区和国外进口大米竞争。
与此同时，社会各方面增产粮食的呼声很高。郑可锋在1996年指出，1992年以来，浙江粮食生产连续三年大幅度滑坡，粮食形势十分严峻。郑可锋认为，可以通过提高复种指数、改造低产田、稳定粮田面积等来提高粮食产量。其实对于浙江来说，提高粮食产量并不是一个难题，关键是这种提高将影响全省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因而算大账可能是得不偿失。
长期研究“三农”问题的资深学者顾益康，很早就对粮食问题具有深刻见解。1985年，顾益康在讨论浙江省经济发展战略时提出，粮食必须和致富大目标连在一起，人们挨饿的根本原因是没钱，是穷才挨饿。如果老背着粮食自给的包袱，把过多资源用于粮食生产，农民就会长期富不起来，这同样是一个关系到社会安定的大问题。基于这一认识，顾益康提出，浙江应大胆地当机立断实行由内向自产，向外向贸易、粮经互易的战略转变。
到了21世纪初期以后，顾益康未改其粮食放开初衷，进一步深入研究粮食体制。顾益康指出，在观念上，要确立粮食的商品地位和顺应市场化、国际化趋势的粮食安全观，把市场、竞争、开放、效益等引入粮食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在生产上，要充分建立发挥比较优势的农业区域分工体系，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流通上，要建立市场化的粮食购销体制，引进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
对于浙江而言，农民很苦，苦在耕地太少，进城速度太慢；粮食太少，少在农民积极性尚未充分发挥，全国农业资源配置不尽合理。所以，农民致富出路主要并不在农业，至于浙江的粮食问题，则是必须跳出粮食，跳出省内，着眼于整个国民经济，着眼于全国要素的有效配置。
（三）农业计划体制的自我封闭怪圈
任何认识总是一定时间和场合的产物，因此对于这场争论，不能笼统地进行价值判断，而要从当时的体制背景和农业生产力水平进行分析。
中国的改革是一场典型的渐进改革，尽管推进速度并不慢于所谓的“休克疗法”。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也是一个渐进的变迁过程。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个问题上，只是提出了“计划指导下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到1987年，也只是提出“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只是到了1992年，在中共十四大上，才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概念是非常清楚的，即“发挥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在这样一种体制框架下，要求地方政府完全改变对于农业的指令性管制，推进农业的市场化改革，是不切实际的。地方政府即使认识到这一点，由于全国的改革尚未推进，加之对于局面不可控的担忧，事实上也难以采取重大改革举措。
而就中央政府角度看，对于农业的计划管制，也与中国生产力水平较低有关。一方面在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情况下，体制机制发育、认识水平，也相对较低；另一方面是向境外的购买能力、与境外谈判能力、抵御风险能力，也都相对较低。这时再加上对于局面不可控的担忧，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旧体制的延续。
正是在这样的情景下，形成了一种农业计划体制导致的自我封闭怪圈。
中央政府越是强调农业以及粮食的计划性，地方上就不得不越是追求粮食自求平衡，全国统一的粮食市场就越是建立不起来。同时由于缺粮省难以在全国大市场内满足省内需求，就会不由自主地进一步强化粮食自给自足的要求。
这也进一步带来了对于产粮大省农民的不利局面。当年连康熙皇帝都说，“湖广、江西之米不至江南、浙江贩卖，则更于何处贩卖耶”。像浙江这样的省大力增产粮食，追求粮食自给自足，产粮大省的粮食卖给谁呢？产粮大省的粮食卖不出去，粮价较低，农民收入较少，于是进一步影响这些地区农民种粮积极性，从而导致这些地区的粮食产量难以提高，甚至出现下降，从而严重影响全国的粮食生产。
在粮食产量难以及时提高，同时又存在着“买难”、“卖难”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就进一步坚定了实施农业以及粮食计划体制的决心——总是寄希望于以指令性计划来解决中国的农业及粮食问题。于是，“封闭运行、顺价销售”等指令性计划招数相继出台，同时关于粮食体制的改革也长期难以出台。
然而事实证明，计划经济手段解决不了农业问题，还付出了全国资源配置不合理的巨大成本。缺粮省由于自求平衡，粮食产量较高，这从局部看虽然不错，但从全国看，却产生了区域比较优势难以发挥的低效率问题。而这种状况对于产粮大省，则产生了“卖粮难”问题，从而进一步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而所有这些因素都将影响全国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同时全国的粮食产量也并不一定能提高。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2000年以来粮食产供销放开经营后，产量持续上升中得到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