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自然过程：与生产力发展高度结合
浙江解放思想有一个基本策略，这就是与生产力发展的高度结合。生产力发展是浙江经济社会内在的强烈要求，因此，浙江解放思想进程，其中的若干主要进程，也是在生产力发展之中，自然而然地持续推进的。
这就形成了解放思想与生产力发展紧密结合、相互促进的特点。解放思想冲破了原有的种种陈规陋习，顺理成章地形成了全新的体制机制；生产力发展寓解放思想之中加快推进，自然而然地强化了新的制度安排的生产力基础；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在生产发展中快速提高，内在地造就了解放思想的较好的社会环境。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还可以这么说，浙江解放思想的进程，更多的是为“生产”而“解放”，而不是为“解放”而“解放”，进而也导致了浙江解放思想以“行动为重”的鲜明特点。
浙江企业主体的发展过程，典型反映了浙江解放思想与生产力发展紧密结合的过程。
第一阶段是城镇集体工业企业发展较快，大致是改革开放前后至1982年。1978年，城镇集体工业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22.6%，农村集体工业占16.1%，国有企业占61.3%。全省早期有相当一部分农村集体和个体私营企业，是在城镇集体企业的人才、技术和市场基础上发育形成的。
第二阶段是以农村集体企业为主，大致是1982年至1992年。1982年，农村集体工业产值占全省集体工业的比重达到51.9%，随后逐渐形成了以农村集体所有制企业为主的市场主体格局。
第三阶段是非公有制企业迅猛发展，大致是1992年至今。1992年，全省非公有制工业产值达到96.3亿元，随后迅猛增长。1992年至1998年，非公有制工业产值的年均名义增长速度高达71.1%。1998年，非公有制工业产值首次超过集体工业产值，占浙江工业总产值的45.1%。2004年，根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浙江私营及港澳台和外商投资的法人单位达到23.2万家，占全省法人单位的57.3%。
上述三个阶段之中，并重推进和穿插着两个互为关联的阶段，即企业改制和股份化阶段。
——企业改制阶段，1992年至2000年。农村集体企业改制于1998年完成，城镇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改制于2000年基本完成，绝大多数集体和国有企业都已改制成为产权明晰、多元持股的股份制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我积累、高度活力的市场主体。
——股份化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1983年，温台地区农村出现了大批股份制企业。在1985年前后，城市一些企业开始以资本为纽带来强化各自的联系，还有一些企业试图通过股份化方式筹集资金，全省各地开始出现一批股份制企业。
十分明显，生产关系变革与生产力发展同步，而把两者有机联系起来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解放思想。解放思想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推动了生产关系变革，而生产关系变革必然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从而形成了解放思想对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积极促进和互为相长的过程。
（三）务实求真：创造性地形成解放思想的独特个性
对于地方而言，解放思想实际上是一个如何从当地实际出发，加快当地发展的问题。计划经济时期，再加“左”的影响，只能是时时处处紧跟中央，发展水平较低时期，行为空间较小，也难以体现浙江个性。
而在市场经济时期，只有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才能真正落实中央的重大方针政策，这就注定了浙江必须在若干具体行动上与中央政府的规定有所差别。而当经济社会发展大幅领先以后，行为空间大幅增加，浙江就必须更充分地张扬其独特个性，否则就会影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这就在具体行动上，形成了对于中央政府具体方针政策的较大差异。如果在这些过程中不能解放思想，显然将大大束缚浙江的手脚。
1.改革开放前紧跟中央
这一时期的行为特点，是在各个方面都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中央方针政策。然而由于中央方针政策出现了重大偏差，导致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受到较大影响。
中共浙江省委1957年12月召开的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出了一个对于当时中国政治走向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政治主张。大会工作报告指出，当时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显然不符合党的八大精神。党的八大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
一个地方党委居然提出了与中央不同的政治主张，肯定有不同寻常的背景。8天后，也就是1957年12月17日，毛泽东批示，要中办请有关领导同志看浙江的报告，并要求在当天下午一时以前看完。历史进程表明，发轫于浙江的这个主要矛盾的提法，成为日后大搞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理论依据，起到了非常不好的负面作用。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浙江不断改变计划以紧跟中央，以至于当时嘉兴地委致电省委，抱怨怎么调整也跟不上省委的变化。“反右”中，浙江有三位副省级干部被打成右派，是各省之最。浙江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1966-1976年，浙江GDP年均增长速度仅4．0%，比全国低1．2个百分点。
2.改革开放初期积极响应中央
这一时期的行为特点，是中央要求在先，浙江贯彻在后。以现在的眼光看，“文革”前的紧跟中央，至少从事后效果看，应该说并未完全体现浙江实际，而改革开放初期的积极响应，则是建立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因而具有一定的创造性。
1979年5月，省委积极响应中央提出的加快发展轻纺工业的要求，提出要“加快轻纺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当时浙江大力支持乡镇企业发展轻纺工业，而这是中央文件所不明确的。
积极发展乡镇企业形成了集体经济发展的过渡性制度安排，奠定了日后推进产权改革的微观基础；积极发展轻纺工业有利于推动大众创业创新，奠定了浙江快速发展的产业基础。乡镇企业加轻纺，是浙江前二十年经济快速发展的两个基本法宝。
就在1979年8月，省委第一书记铁瑛就发展城镇街道企事业问题向浙江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提出了允许个体经营的政策主张。当时的目的是解决大批知青返城后的就业问题，是响应中央要求而提出来的。不过浙江在实践中更为大胆、更为开放，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通过文件形式，明确提出了允许个体经营的规定。
1984年是改革开放的重大转折年，中共浙江省委坚持解放思想，引领发展。当时省委明确提出“搞活经济必先搞活思想”，系统批驳了若干错误认识，提出了一系列对于若干重大思想问题的正确见解。这一“搞活经济必先搞活思想”的重要观点，《浙江日报》以通栏大字标题报道，具有振聋发聩的积极作用。
3.近10余年来若干具体做法逐渐与中央有所区别
这一时期相当一部分的行为特点，在既无中央有关提法，也无兄弟省市实践情况下，创造性地实施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形成了一系列“率先”，逐渐在一些具体做法上形成了与中央的明显区别。
浙江在上有压力、下有指责的情况下，长期坚持省财政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1982年中共中央发出51号文件，提出实行市领导县体制，浙江仍实行省财政直接对县做法。20世纪90年代初期实施宏观体制改革，上面要求浙江把财政管理权下放到市里，地级市指责省管县做法不利于中心城市发展。省里不为所动，且进一步以没有文字记录、口头布置方式，开始实行“两挂两包”，进一步完善省对县的财政关系。
浙江在全国首次提出“城市化”战略。1998年12月，省第十次党代会提出“不失时机地推进城市化”。而在中央这边，一直到2000年10月，才在中共“十五大建议”中，提出“逐步推进城镇化”。到2002年11月，中央才提出“加快城镇化进程”。浙江在发展城市化方面，与中央形成了明显区别。
另外，就在推进城市化的同一年，浙江提出了效益农业的发展战略，“什么来钱种什么”。浙江在2003年提出的“八八战略”，是一个全面、均衡的战略提法，包含着统筹、协调等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
4.解放思想越来越具有广泛共识
浙江的新提法、新思路和新战略，在改革开放早期，有时不免引起争论，具有较多不同意见，有的甚至难以出台。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以及浙江发展水平的提高，一些重大的突破性举措，越来越易为广大干部群众所接受。
有两个案例，典型地反映了这一变化。这就是外向型战略的被删去，以及城市化战略的一边倒。
1985年，浙江在研究发展战略中，提出实施外向型发展战略，结果在征求意见时，省内有较多不同意见，也遭到了北京着名专家学者的委婉反对，省政府在发布这一战略纲要时，虽然保留了其中的主要精神，但却没有出现“外向型发展战略”这一提法。而到了1998年，省委提出实施城市化战略，尽管当时中央和兄弟省份都没有类似提法，甚至据说高层也没有明确表态，却迎来了一片叫好声，且受到在京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
外向型战略提法被删去，是因为浙江当时提出这一战略思想，超越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认识水平。浙江省1985年外贸出口只有9．4亿美元，2008年是1542．9亿美元。当时多数人认为浙江主要还是应该发展国内贸易，难以接受外向型战略。而当1998年提出城市化战略时，大家已深刻认识到，城市化水平较低已严重影响浙江现代化进程。这显然也表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解放思想将越来越成为多数人的共识。
四、以提升民生为要求的解放思想主要动力
广大人民群众对于自身福利的强烈追求，以及党委和政府对此的积极支持，是解放思想的主要动力。回顾浙江30年来解放思想历程，无一不是以人民群众利益增进为动力而展开的。
（一）穷则思变：“率先贫穷”推动率先解放思想
温州的率先改革，与温州的“率先贫穷”具有相当大的联系。因此也可以这么说，“率先贫穷”推动率先解放思想。正如汤因比（Arnold J.Toynbee）所说，是一种典型的不利因素转化为激励因素的解放思想的状况，当然，汤因比也指出，如果不利因素过强，也是难以转化为激励因素的。
温州由于没有受到太平天国战争影响，当全省人口减少约2000万的时候，温州人口仍正常增长，导致人均耕地大大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加之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增长快于全省，因此温州人的生存压力大于浙江其他任何地方。
1949-1980年，温州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4%，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3.5%，人均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仅增长1.1%。考虑到1949年农业生产总值低于20世纪30年代，人口也更少，以及生产成本增长较快等因素，温州在1980年时的实际人均农业产值甚至有可能低于20世纪30年代。
1981年，温州农民人均集体分配收入仅71.2元，比全国101.3元还低30.1元，当年的温州是中国最贫困的区域之一。全国1981年有6个省份，农民从集体分配的收入低于80元，而温州8县除乐清为81.2元外，其余7县均低于80元，其中永嘉、文成和泰顺低于60元。
其实温州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改革开放前夕，浙江的产业结构非常落后。1952年，全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50.5%，浙江则高达68.2%，高于全国17.7个百分点，可以说还处于典型的传统农业社会之中。到1976年，全国第一产业比重降低到32.8%，浙江仍高达45.3%，这么一个曾经非常富裕的浙江省，第一产业比重居然比全国还高12.5个百分点。当时浙江的工业主要集中于杭州、宁波和嘉兴等少数地方，1978年，杭州地区工业总产值占全省的35.6%，宁波占16.1%，嘉兴占15.1%，三地合计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66.8%，其他地方工业非常薄弱。
全省有相当一部分农村人口处于贫穷状态。1976年，全省农民每人平均从集体分得的收入仅84.3元，只比1957年增加27.3元。1957-1976年，农民人均集体分配收入年均增长率仅2.1%。到1979年，全省仍有25个县的农民，从集体分得的收入低于100元（包括家肥投入），其中15个县低于80元。山区及一些平原地方的农民，长年以番薯、玉米等杂粮为主食。
多数农家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1978年，全省农业总产值72.4亿元，其中种植业46.7亿元。种植业主要是粮食，播种面积占全部播种面积的73.8%，产值占种植业的73.3%。粮食总产量中，67.7%用于农民口粮，作为商品出售的只占28.7%。如果进一步假定经济作物商品率为90%，则可以得出1978年时，浙江农业种植业的商品率大致仅为4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