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军语的使用与理解
军语的使用包括军语的制式使用和非制式使用，前者指的是军语的规范化使用，即在一切军事活动中，军语在军事书面语和军事口语表达中的规范使用。对于军语制式使用上的若干特性，有研究归纳了三个方面：一是统一性，使用统一的军语是保证军队统一行动的必要条件；二是简明性，军语简洁明了便于使用，如果过于繁琐，必然会贻误战机或给部队的行动带来诸多不便；三是不可替代性，在军事实践中，军语往往是普通语言所不可代替的，因为军语大都是相关军事概念的唯一准确表达者，用普通语言就难以满足军语的特定需要。还有研究提出军语的使用必须保持精确性，因为军语是一种交际的精确形式，在现代战场上，交际中的速度和准确是制胜的关键因素之一，而交际的失误意味着牺牲生命。
军语的非制式使用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军语在军队内部的非制式使用，即军人之间在非正式场合交谈时把一些军事术语用于非军事概念，是军语使用的一种生活化的现象。
二是指军语使用的社会化，或称“泛化”，即军语使用范围向军事领域以外扩大的现象。
对于军语在军队内部的非制式使用，有研究指出，军语生活化和文化的关系密切。一方面军语生活化是由于军人的社会地位、军旅的社会环境和一定的文化心态等因素影响下而形成的；另一方面军语生活化又可以反映出一定的社会风尚、文化背景及心态（周刚，1990）。另有研究通过例证指出，作为军事词语变体的非制式使用军语产生的途径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队列术语移至非队列场合，使之成为非制式使用词语，如用“原地踏步”表示“级别或职务多年没有得到提升”；二是一般军事术语用于军旅生活，使制式军事术语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非制式化使用，如用“转移阵地”的比喻义指转业到地方工作；三是用其他军兵种的专业术语，代替本军兵种的术语，如把作风稀拉、工作不求上进的战士称为“水兵”；四是自造或借用一些和制式军语相对的非制式词语，如“七斤半”是军人专为“步枪”起的绰号；五是用社会上的某些习惯用语代替制式军语，如用“当兵”代替了“参军”、“入伍”这样的制式语言。国外的一项研究介绍了军语在军队内部非制式使用的一个事例。玻利维亚国防部联手公共卫生与社会福利部，在军队内部对应征入伍者进行一项健康教育计划。这项计划采用把医疗术语和军语相联系的新方法，以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于是，一些军语被采用指代医疗和健康术语，如，军队的“防御系统”被比作“免疫系统”，“进攻者”被比作“细菌”和“病毒”，扞卫国家的“战士”被比作白血球，战时使用的“武器”被看做是药品等等（Chelala，2000）。
军语使用的“泛化”，是军语非制式使用的另一种现象。有关研究认为，它意味着军语在固有语义的基础上已逐渐突破了语义内涵的单一性，语义范围扩大到军事以外的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所指对象变得抽象、概括、宽泛（李卫中，2004）。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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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迫在眉睫，但鲁深两队攻击火力不足的问题在联赛中相继暴露，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他们在亚冠联赛中的前进步伐。
但是，也有人指出，汉语军语的泛化并不是在无限地持续扩大，而是经历了一个由盛到衰的过程，这一变化的几种表现是：社会上军语使用的数量减少，使用范围缩小，使用频率降低，口语中使用极少。产生这一变化过程的原因，一是社会政治生活发生巨变，现实生活与许多军语所表达的含义已格格不入，因而许多泛用的军语逐渐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二是人们的社会心理发生巨变，人们更加趋向用比较平和、文雅的方式表达和交流思想，而具有“火药味”的军语自然也就弃之不取了。此外，国家和平已久，人们的追求日趋多样，加上受到某些思想的影响，军队的地位和影响似乎在人们心中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连带着对军事词语的热衷也大大降温了（刁晏斌，1994）。
对于军语的理解的研究，目前主要限于对军语本身表达的军事概念的理解。对军语语义特征的把握有助于对军语的理解，军语的语义特征主要涉及以下几点：一是单义性，它一方面决定了军语的特定使用面，另一方面也为军语的正确理解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二是准确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尽量减少模糊性，对于某些词名中带有模糊语词的军语，通过量化等手段使其精确；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意义相近的军语予以清楚地界定，使其能够各司其职，不易混淆。军事概念是作为军语语义（或者它的基础）存在于或包含于军语之中的。但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而是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纠缠”。因此，有研究提出了通过军语正确理解军事概念必须要解决好的几个问题：（1）突破军语字面意义的局限，把握实际的军事概念意义；（2）辨析多义军语中的不同的军事概念；（3）辨析同一词的军语意义和非军语意义；（4）识别包含同一军事概念的同义军语和辨析近义军语中的不同的军事概念；（5）从历史的发展中动态地考察军语和军事概念，才能更准确、深刻地理解军语所表达的军事概念；（6）在不同军语系统的横向比较中辨析对当军语的概念。
六、军语与全民用语之间的互动关系
军语伴随着人类军事活动而产生，但是，它和全民用语的关系又非常密切。两者相互渗透，相互转化，是双向性的互动关系。全民用语是军语产生的基础，军语又在对全民用语的渗透中不断转化为全民用语。
军语吸收全民用语词语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直接吸收，即使用某些全民用语词语和其他术语来表达军事上的概念，意义却不改变，如“观察”、“意图”等。二是改造吸收，即把全民用语中使用的某些词语的意义加以改造而运用于军事领域，成为军语，其意义跟原来的意思有一定的差别（周刚，1989）。如“决心”作为全民用语的意思是“坚定不移的意志”，而作为军语，其意思延伸为“指挥员对作战目的和行为所作的基本决定”。对古代军语的考察发现，有些古代军语是借用全民用语中的旧词为构词材料，按照全民用语的构词规则而形成的。如“材士”中，“材”原意为“才能、才艺”，“士”为军士的通称。按全民语言中偏正结构的方式，创造出了古代军语“材士”，表示特定军事领域的意义“勇武的军士”。
军语进入社会各领域，成为全民用语，也可分两种情况：一是直接进入全民用语，军语中某些跟社会生活有密切关系的词语，随着社会发展而进入社会生活领域，语音、形式和意义却基本不变，如“战争”、“训练”等。二是改造进入，即军语中某些表义跟社会各领域中有关事物比较接近的词语，由于表达的需要，经过比喻、引申等方法，使其意义发生了一些变化，进入全社会使用范围。如“突破”在军语中指的是“对敌防御阵地或作战部署打开缺口的作战行动”，在全民范围内指的是“打破（困难、限制等）”。对古代军语的研究还表明，古代军语极易作为构词语素进入全民用语，如“射”为古时典型的军语，本为“开弓放箭”之意，虽本身为军语，但其参与构成的词却大多数为全民用语，如“射门”、“注射”等。由此可以看出军语的强大构词能力。
对于军语和全民用语互动的原因，当前的研究也有所涉及。比如，有研究对全民用语进入军语的主要条件进行了分析后指出，有限的军语不能满足丰富多彩的军旅生活的需要，全民用语成为对其不断补充的源泉；同时，军事集团并非是一个封闭的集体，它每时每刻都与外界保持着联系，所以全民用语词语必然由军外流入军内，从而对军语的使用产生着影响。但研究的视点更多的还是集中落在军语的社会化使用，即军语泛化的原因上。
军语的大规模泛化，扩大了其使用范围。其他类的词语虽然也有一定程度的泛化，但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在频率上都无法和军语的泛化相比。这是军语在语言运用中有别于其他类词语的很独特的现象。关于汉语军语泛化现象发生的原因，通过对相关研究中的主要观点进行归纳，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的“大一统”体制结构反映的是军事化专制统治模式，军语通用于军事化专制组织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顺理成章的。同时，战争对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军事文化成了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军语也随着军事文化渗透到社会的其他层面。第二，军事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存在着许多相似性。军事生活与某些社会生活在行为方式上，以及实现目的的手段、条件、性质、形式以至氛围等方面存在着极大的相似性和某些一致性，正是这一其他类词语不具备或很少具备的基础和条件，使得军语较为普遍地通用于其他社会领域。相似性越大的行业，如体育、经济等，军语就出现的越多。第三，由于人民军队在革命战争与和平建设时期的卓越功德，在我国存在着尊崇军队的普遍社会心理。人们对军人使用的语言喜欢模仿，同时自然地接受和使用军语来表达新的内容，由此就又推动和加速了军语的泛化。第四，社会文化背景、社会生活的同构性以及社会心理等因素只是军语得以泛化和通用的条件或表层原因，还不能成其根本的深层原因。深层的原因在于中国思维。长期研究表明，整体系统、知觉体悟、取象类比是中国思维的三大特征。因此，中国思维从文化的深层基因决定着军语泛化的必然性。
国外研究主要是从军事隐喻（military metaphor）这一独特视角出发，来探讨军语在社会诸领域里泛化的原因。有关学者认为，战争作为一个全球性存在的现象，在某些层面上几乎可被每个人所理解（Hayes，1998），战争词语表现的战争形式无论从时间上还是技术上都远离了我们，但是战争词语反映了一个许多人仍需同周围自然环境积极斗争的现实世界（McConnell，2004），所以把战争作为隐喻看来是自然的（Tanner，1982）。Lakoff和Joh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中指出，隐喻的实质就是利用一种事物来理解和表达另一种事物。人们的概念和活动方式均被隐喻化，结果导致其语言也被隐喻化构成。他们还在书中集中谈到产生于军事生活中的表达方式在社会上被普遍使用的现象，并以“Argument is war”（辩论是战争）和“Love is war”（爱情是战争）等隐喻概念为例说明，战争隐喻概念与其语言表现形式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这类研究还包括了军事隐喻在西方政治（Stuckey，1992）、经济（Lakoff and Johson，1980，pp．156158；Boyd，2003）、宗教（Hayes，1998）、医疗（Arrigo，1999；Gwyn，2001；McMichael，2002）、禁毒（Gustavsson，1991）等社会领域中的表现和作用。由此可见，军事隐喻已普遍根植于人们的思维之中，构成人们思维的重要模式，这为军语的泛化使用提供了一个心理认知环境。这一研究思路为军语研究提供了有益启发，可以引导我们从认知的角度探讨军语泛化的内在机制。
七、余论：军语研究的新视角
当前的军语研究在社会语言学、词汇学、术语学等理论框架内，对诸如军语的定义内涵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发展的，军语的语言特征是什么、其使用特点是什么，如何通过军语理解军事概念、军语和全民用语之间是什么关系等问题，已经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这在几个重要环节上为军语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但是，从整体来说，现有研究对军语体系建构的解释并不充分，不能完全满足我们对军语深入认识。
这是因为，现有的研究还大部分停留在对军语语言结构的直接描述，和对历史考证、社会文化、军事环境和术语规范等对军语外部作用因素的探讨上，而没有对于军语的创造者、使用者和理解者的内在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是不完整的。要对现有研究进行补充和发展，就必须深入挖掘军语建构的内在因素，探究与军语发生作用的主体认知机制，发现军语发生的认知基础、军语发展变化的认知途径和军语理解的认知过程，从而对军语的这一语言现象提供更加完整合理的解释。国内至今还很少有人从认知视角对军语进行研究，国外的相关研究也仅局限于军事隐喻。由此昭示，军语的认知研究在军事语言研究中还是一块有待开垦的领地，同时也是一项极富挑战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