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汪静之的另一首情诗《西湖杂诗·七》，简直就是向旧礼教作出的大胆挑战：
我冒犯了人们的指摘，
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
我怎样欣慰而胆寒呵。
就因为用最简洁的形式大胆地表现了内心的真情：“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这正是诗人对爱情的大胆要求和急切呼唤，刺痛了封建卫道士的神经，才引来了守旧派的非难和攻击。爱情是诱人的，不单一般年轻人，就连和尚也按捺不住“生命的躁动”、“异性的爱情”。
汪静之写道：
娇艳的春色映进灵隐寺，
和尚们压死了的爱情，
于今压不住而沸腾了：
悔煞不该出家阿！
（《西湖杂诗·十一》）不只男人，女人也春心萌动了。
应修人说：
姊妹都嫁了，
嫂嫂常怨我：
我已恨煞这凄清的家了。
攀——藤，披——荆，你这样儿爱惜我，
我要和你一起儿归去了！
这一颗紧锁的芳心呀，要为你，要为你展开了。
（《花蕾》）
处于青春躁动期的青年，从心理需要出发，从人的本能出发，我行我素，顾不得清规戒律，这种鲜明的开放的倾向，对于传统的道德观念，对于传统的诗歌，乃至于传统的爱情诗，都具有叛逆的性质。
湖畔诗人的情诗之美，还表现在诗歌品格的纯真和色彩的明快，以及鲜活灵动的形式美上。湖衅诗人有着追求爱情的热情和纯洁的心灵，加之又能“极真诚地把‘自我’溶化”于诗，所以他们的诗就难能可贵具备了成人少有的童真与明快。
如汪静之的《月夜》：
我那次关不住了，
就写封爱的结晶的信给伊。
但我不敢寄去，
怕被外人看见了；
不过由我底左眼寄给右眼看，
这右眼就是代替伊了。
写出了一个涉世不深的天真少年坠入情网又胆怯害羞的心态。最后“我”对情书的处理方式，更是稚气毕肖，憨态可掬，展示了一颗纯洁的童心。
湖畔诗人有一颗纯真的童心，他们往往以天真活泼的态度对待人生，对待内心体验，写出青春的气息和新鲜的感受。胡适说汪静之的诗“有时未免有些稚气，然而稚气究竟远胜于暮气；他的诗有时未免太露，然而太露究竟远胜于晦涩。况且稚气总是充满着一种新鲜风味，往往有我们自命‘老气’的人万想不到的新鲜风味”。周作人在介绍《湖畔》时也说：“他们的诗是青年人的诗，许多事物映在他们的眼里，往往结成新鲜的印象，我们过了三十岁的人所承受不到的新的感觉，在诗里流露出来，这是我所时常注目的一点。”外界事物，经过他们心灵的感应，折射出新鲜的色彩，欢乐的色彩，“仿佛是散在太空里的宇宙之爱的霞彩”，“在放射微细的电光”。抱有赤子之心的年轻歌者体验世界的“新鲜感觉”和“结成新鲜的印象”所构成的艺术世界，天真烂漫，至情至性，在“稚气”、“直露”中“充满着一种新鲜风味”。
湖畔诗人纯美真挚的爱情又往往是通过鲜活灵动的形式来表现的。
如应修人的《歌》：
这么天真的人生！
这么放情地颂美这青春！
——哟！
甘霖地沾润了沉寂的我了！
花羞红了脸儿了。
黄莺儿也羞不成腔儿了。
——呵！
伊们，管不住春的，飞了，飞了！
活泼轻灵的文字，天真浪漫的诗情，自由欢快的诗形，无疑给当时的文坛吹进一股清新的自然风。又如他的《妹妹你是水》，在三节诗中分别将姑娘比作清溪里、温泉里、荷塘里的水，既赞美了姑娘的天真纯洁、活泼欢乐，又创造了富于诗情的意境。语言自然朴素，清新淡雅，特别是一些口语化的诗句，传神地抒写了“我”对姑娘纯真、热烈的爱情。
冯雪峰由于受日本俳句影响，情怀纯真，作诗常带有民歌风味，因此，把情诗写得活泼而富有情趣，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如《山里的小诗》：
鸟儿出山去的时候
我以一片花瓣放在它嘴里
告诉那里住在谷口的女郎
说山里的花已经开了。
写青年托鸟儿衔“一片花瓣”，送给“住在谷口的女郎”，“说山里的花开了”，含蓄而又传情，既写出了求爱者的羞涩，也写出了他的焦急、机敏、坦诚的神态和心灵。短短四句，像是用白话写的绝句，情深意长，韵味无穷。山里，是空间；春天，是时间，但实际上这首诗却是超越了时空。空间毕竟有限，时间亦是短暂的，而爱情却是无限的、永恒的。这首诗把时、空抽象了，正是为了表达一种无限的情思吧。妙的是写情而不犯一个情字，只写了“我”请鸟儿传递一个信息，这信息也只一句话：“山里的花开了”，真正空灵至极。而这种空灵却包藏着无穷的意蕴，留下空白，让读者去想象，去填充。“我”和“少女”，一在山中，一在谷口，他们是否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山里的花开了意味着什么？也许女郎时时在念着山里的花，因为它联结着他们过去和现在的种种情意吧；也许每到花开的时候，他们就欢聚了吧；也许他们总是相约在花开时节吧……这无限的情思，尽在不言之中。
鸿雁传书，青鸟传信，是中国古代诗人美丽的想象。这首诗也请鸟儿作使者，但这鸟儿不是专使，而只是顺便捎带；所带的不是情书，而只是一片花瓣。花瓣是春天的象征，也是爱情的象征。花瓣给人以一种温馨、芬芳的感觉，也使人联想到春天和爱情的温馨和芬芳。花瓣居然由“我”放到鸟儿嘴里，诗人的想象力已从现实世界升华到神话世界了，这首诗因此而带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气息，加上把时、空抽象化了这一特点，使人感到这种气息更加浓郁。
此外，《山里的小诗》在形式上也是五四时期“小诗”创作的一种示范。由于1921年周作人翻译、介绍了日本的短歌和俳句，后来泰戈尔的《飞鸟集》又由郑振铎翻译过来，流波所及，在新诗创作中出现了“小诗热”，甚至被称之曰“小诗运动”。冰心的《繁星》、《春水》和宗白华的《流云》就是在冯雪峰写《山里的小诗》这一年出版的。这种诗歌用短小的形式，极其凝炼含蓄的语言，表现诗人对人生的“刹那感觉之心”，或如冰心所说，用来“收集”自己的“零碎的思想”，常包蕴丰富而深刻的哲理，极富于“韵外之致”和“味外之旨”。《山里的小诗》并非哲理诗，但让人明显体会到小诗轻灵活泼、精神飞动的审美特质。
第二节 突破与超越：湖畔诗人爱情诗的现代品格
论及湖畔诗人爱情诗的现代意义，龙泉明先生指出：“一方面要充分看到它在中国爱情诗发展中的地位，及其在艺术上的独创性，另一方面要看到它所表现的追求恋爱自由、个性解放的思想感情，在客观上所具有的反封建的历史意义。”这就是说，湖畔诗人的爱情诗，通过歌咏自由恋爱，充分表现了时代精神，展示了以青春人格建立为标志的新道德，与中国传统的爱情诗相比较，有了情感内质上的飞跃，成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新旧爱情诗的分野。
同时，因为中国新诗是在中外文化碰撞与互动中诞生的，注定了湖畔诗人的爱情诗既无法逃避横向的“外来”影响，也不可能隔绝纵向的“古典”制约，它在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与西方现代情诗艺术的双向选择中完成了自身的文体锻造，也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情”与“形”两个层面上对既有爱情诗的突破与超越，呈现出它作为五四时代的情诗所应具有的现代品格。
一、质的突破：一面时代的镜子
诗者，情的飞翔，美的化身。诗之用，言志，载道。诗言志，言诗人之感怀；诗载道，载道德、伦理、精神、思想。诗的功用之大，非一般文学所能及。所以，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
自古以来，诗在社会生活中有着不同寻常的地位。政治生活中讽谏与颂美要用诗；祭祀典礼中要用诗；日常生活中表示情谊也要用诗；诗的应用几乎等同于语言的一部分。文人们以诗规劝、以诗颂功、以诗叙志、以诗抒情，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中，以诗达意。
但是，诗应该怎样作呢？诗性规范又如何界定呢？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正因为如此，孔子确立了自己诗教观的基本思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也就是诗的功用观：肯定诗教的社会作用，强调诗教应该为人的道德修养，为国家的政治教化服务，并且也能很好地服务。
孔子的诗教观似乎成了千百年来中国这个古老的诗国亘古不变的真理。在中国文学流变的过程中，山水诗、田园诗、言志诗、讽喻诗……蔚为大观；而爱情诗则常是偏于一隅，底气不足。要么含蓄、隐晦、曲婉地言情；要么扭捏、浓艳、细柔地说爱。而后者往往是难为“庄严”的诗视为正宗的，在被归为“艳科”的同时，这类以爱情为质、为形的诗是包含有很多暧昧意蕴的。原因很清楚，旧的道德观对人性的压抑与对包蕴人性的爱情的束缚使诗人的创作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然而，随着20世纪初叶中国新诗的崛起，爱情诗在诗质上终于突破了传统，并赋予了属于现代的人性内涵和社会内涵。这项使命，是由湖畔诗人完成的。
五四时代，创造社的“女神”体诗歌、文学研究会的写实诗篇、小诗作品，以及湖畔诗人的情诗，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现了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或者说，时代精神的热流在不同诗人的作品中，是通过不同的喷火口喷出的。如果说五四时代精神，创造社的诗歌主要是通过歌颂破坏与创造的精神表现出来，文学研究会写实诗歌主要是通过反映现实人生的“血和泪”表现出来，小诗作品主要是通过人生哲理的探索表现出来，那么湖畔诗人的情诗则主要是通过歌咏自由恋爱表现出来。
众所周知，五四时代最响亮的口号就是反对封建礼教和旧道德，争取个性解放，而爱的解放则是个性解放的一部分。那时关于爱的讴歌，不管作者主观动机是多么不同，客观上都具有反封建的现实意义。因此，湖畔诗人歌咏爱情的诗章一经出现，它就成了一面折射时代的镜子。在他们的情诗中，人们感受到的是敢于冲破封建礼教和传统旧道德束缚的勇气，是五四青年在爱情上的觉醒和对自由恋爱与婚姻的热烈向往与追求。湖畔诗人以无可阻挡的气势，毫不畏惧地面对着数千年的旧道德，冲开了礼教禁锢的闸门，将自由恋爱写得崇高而圣洁，体现出不妥协的反抗精神和批判精神。汪静之就这样唱道：
贞女坊，节女坊，烈女坊——石牌坊上全是泪斑——含恨地站着，诉苦诉怨：
她们受了礼教的欺骗。
（《贞节坊》）
他还宣言式地呼喊：
哪怕礼教的圈怎样套得紧，
不羁的爱情，
总不会规规矩矩被绑捆。
（《礼教》）
湖畔诗人的爱情觉醒和大胆的自我表现，和郁达夫小说对性欲的大胆自我暴露与毫不掩饰的描写一样，“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似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发狂了”。在五四时代的背景下，湖畔诗人大胆外露地抒写情爱，无疑是对虚伪的旧道德一种彻底的反叛。
湖畔诗人的爱情诗，在对抗传统旧道德，自觉追求和大胆表现自由爱情的同时，也通过灼热的诗句浓烈地表现获得爱情的愉悦和幸福以及爱情失落后的复杂心理，树立起一种新的爱情道德观。汪静之的《伊底眼》就以别致的比兴手法，抒写青年人炽热的爱情心理，深受读者喜爱：
伊底眼是温暖的太阳
不然，何以伊一望着我
我受了冻的心就热了呢？
伊底眼是解结的刀
不然，何以伊一瞧着我
我被镣铐的灵魂就自由了呢？
伊底眼是快乐的钥匙
不然，何以伊一瞅着我
我就住在乐园里了呢？
伊底眼变成忧愁的引火线了
不然，何以伊一盯着我
我就沉溺在愁海里了呢？
这首诗有着极大的魅力。全诗四节，形式极为工整。诗人把情人的眼睛比作太阳、剪刀、钥匙、引火线，只要一盯着“我”就会产生一种效果，四节看似反复而又各具其意，增添了诗的感染力。爱情的力量是极大的，“伊底眼”既让诗人陶醉于爱情，也会把诗人陡然拉进无限的愁海。这里，爱情的酸、甜、苦、辣，摆脱了单纯歌颂爱情的限制，显得更加真实，更加现实。
此外，汪静之的《愉快之歌》：
我苦恼忧郁的一切，
都被伊底歌声洗净了。
我全体的神经纤维，
都活流着生之乐趣呵！
《定情花》：
我们底，
无限的生命，
藉此互相了解着，
互相慰安着。
都把爱情与“自由”融为一体，把爱情与“解放”融为一体，在享受人性“自由”、“解放”的过程中，激发的是恋爱的热情，陶醉的是生命的本真。
俞平伯说过：“诗是人生底表现，并且还是人生向善的表现。诗底效用是在传达人间底真挚、自然，而且普遍的情感，而结合人和人底正当关系。”从时代精神的本质上看，“向善”是对“人”的尊重。受五四时代人道主义、妇女解放思潮的影响，湖畔诗人的爱情诗在展现人生美好自由爱情的同时，必定也要把“向善”的品格作为人性不可缺失的成分予以歌唱。他们所歌颂的爱情，几乎排除了门第、铜臭等困惑与干扰，但凭心中纯朴的感情去渴望，去追求，去自由地爱，不夹杂丝毫虚伪，不包含自私的占有欲，而把对方看作平等独立的“人”，这实际上是一种人的尊严、人格平等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