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诗派的出现，除新诗流派的开创意义外，还以其独特的诗风显示出纯正的流派特色：即“专心致志做情诗”。浙江诗人更显着的意义表现在引领全国重要诗派上。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第一个有重要影响的诗派是新月诗派。在这个诗人群体中，贯穿整个诗派前后期的徐志摩，其独特的诗歌创作成就及其所显示的流派代表性意义，使他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新月诗人”。此外，邵洵美、陈梦家、孙大雨等浙江诗人，也都是这个诗派中的骨干和中坚力量。另一个重要诗派是1930年代的“现代诗派”。这个诗派的代表人物正是浙江诗人戴望舒，他是现代主义诗潮中无可争议的领袖人物。他的理论和创作几乎规范了现代诗派的创作路径和走向，对现代主义诗潮的繁盛起到了其他诗人无法替代的作用。1940年代出现的两个重要诗派：“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不但有浙江诗人参与，如“七月”中的艾青、冀汸，“九叶”中的穆旦、唐湜、袁可嘉。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两个诗派的领军人物恰恰是浙江诗人艾青和穆旦。艾青是“七月诗派”的主要引领者，“七月诗派”的重要成员绿原在后来的《白色花·序》中说过，“他们大多数人是在艾青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由此可以印证艾青在这个诗派中的楷模作用。穆旦是公认的“九叶”诗派中成就最高的诗人。唐湜说他是“自觉的现代主义者”，他的诗作标志着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已跨越20世纪20、30年代而真正走向成熟，标志着中国现代主义诗艺继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等现代诗人之后已攀登到一个新的高峰。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特别是在新文学发生期的五四前后，浙江作家都各自成为一个方面的领袖人物和代表人物，这一突出的文学现象可以从多方面去探讨其成因与意义。从根本上讲，浙江作家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群体性”与“引领性”态势，先声夺人的气势和敏于世变的气质，源于一种深刻的传统根源，是浙江文化传统影响下的一种“内源性自觉”。
北宋覆灭之后，中国的文化中心迁到了江南，而杭州无疑是江南的核心。“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一时间，浙江成为“财赋地”、“人文薮”。南宋创立的“浙东学派”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启蒙的先河；延至明、清，王阳明的哲学与黄宗羲的史学在抨击压抑人性的经学与理学的基础上，鼓吹民族民主思想，使浙江成为启蒙主义的策源地。启蒙思想的流传与承袭，在浙江直接培育了中国近代有重要影响的启蒙主义文学大师龚自珍等人，他们的思想学识直接影响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美国学者费正清曾指出，中国自近代海禁大开以来，一直存在着两个对立的传统，即“面海的中国的小传统”和“占支配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腹地”的“大传统”。
“小传统”表现为先进的“城市——海上的思想”，“大传统”则依然是“占统治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文化的传统制度和价值观念”，两者必构成尖锐冲突。在冲突中富有变革精神的“小传统”渐次获得生机，其释放的巨大能量日益改变着被“支配”的角色定位，而日渐由“边缘”向“中心”位移。浙江文化作为“小传统”的位移，在20世纪之初，汇聚成一股波澜壮阔的“浙江潮”。正如浙江人蒋百里在《浙江潮》“发刊词”中所言：“可爱哉，浙江潮，挟其万马奔腾、排山倒海之气力以日日刺激于吾国之脑，以发其雄心以养其气魄。20世纪之大风潮中，或亦有起陆龙蛇挟其气魄以奔入世界乎？”《浙江潮》所寓示的文化精神一如滔滔汩汩的钱塘潮，推动浙江作家冲出旧的营垒，走向新的世界。五四时代，鲁迅首倡“立人”，周作人直呼“辟人荒”，都昭示着浙江文化的启蒙传统构成了浙江作家的集体记忆，也成为中国文学进行现代转型的内源性传统。
当然，浙江作家的这种内源性自觉，与浙江地域文化也有密切关系。浙江文化属于比较典型的海洋文化。海洋文化的恣肆汪洋与博大浩荡，造就了浙江文化的开放性与兼容性。千百年来，浙江文化在发展流变之中，已形成兼容并蓄、和齐同光的传统。浙江人敢于创新，锐意进取，不盲从权威，不墨守陈规，颇具冲决网罗、一往无前的精神气概。
这都影响到浙江作家的气质与文学创造。
罗昌智的着作——《新诗的碑纪：浙江诗人群与中国新诗的现代化》，正是基于20世纪中国文学“浙江现象”发生的大背景，以中国新诗的发生、发展为主线，考察浙江诗人群的新诗活动与中国新诗现代化的关系，确认其对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贡献和与之相应的地位，因而所做的研究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新诗诞生以降，对其现代化转型和现代性体征的研究成果斐然，堪称“显学”。近年来，学界陆续出现了一批对浙江新诗人进行专门研究的论着，这些成果，或从生平与文学创作历程的史传角度给予浙江新诗人整体的记录与评价；或从诗人的创作风格和诗学理论；或从诗人创作与中外文学的关系；或从诗人对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贡献等方面对浙江新诗人进行了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研究。但略有遗憾的是，学人大多偏重于中国新诗现代化的整体和作家个案的研究。对一个地域，区域文化生态影响下的诗人群在特定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的诗歌活动及其与整个中国新诗现代化进程的关系则少有关注。罗昌智近年来有志于区域文学作家与中国文学整体状态的考察与研究，他在考察中发现，浙江诗人群在推进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进程中，所做出的努力与贡献是无与伦比的，这是一个极为精到的命题。
罗昌智在着作中，从发展史的角度，考察了浙江诗人群在中国新诗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从发生学的角度，分析浙江新诗人引领现代诗坛的文化因由，总结浙江诗人群对中国新诗现代转型的贡献；又从审美论的角度，评述浙江新诗人在新诗创作上的成就。以中国诗文化为背景，以浙江地域文化与新文学发展为典型环境，参照近现代西方诗文化审美体系，以浙江新诗人的诗学追求、审美创造为研究点，对主要诗人和流派的创作进行整体化、诗性化研究，归结出他们诗歌创作的现代性特征与文体精神，并使之与中国新诗的整体框架相榫接。还从影响论的角度，讨论浙江诗人群对整个新诗现代化的辐射力。最后得出结论：浙江诗人群是中国新诗运动的主导者，是新诗流派与潮流的开拓者。浙江新诗人的诗学理论拓新了中国传统诗学，成为中国新诗现代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诗人群对中国新诗现代体式的创建、现代诗艺的探索，促进了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这些结论，据于历史，明于梳理，因周密的分析而确凿可信。
当然，作为一部研究浙江诗人群与中国新诗现代化的着作，罗昌智的研究亦有不尽完美的地方。作者考察的对象是浙江新诗人群体，书中的论证则偏于20世纪上半叶的浙江诗人，20世纪下半叶的浙江诗人涉猎不多，似有欠缺。同时，浙江诗人群对中国新诗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应该是双向性、多侧面的，罗昌智的论证重在浙江诗人群对中国新诗的贡献上，负面影响特别是作为个体的浙江诗人在整个新诗方面的不足论说偏弱。好在学无止境，理论之树常青，期待着作者的研究有新的深入。
适逢罗昌智的着作——《新诗的碑纪：浙江诗人群与中国新诗的现代化》出版，应他之约，审读书稿，为他所取得的成绩备感高兴，特作此序。
2008年8月28日
于北京大学畅春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