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浙江文学占据着不可缺失的地位。
有人认为，浙江作家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格局中，是三分天下有其一。严家炎先生就曾说过：“浙江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出了那么多着名作家，各自成为一个方面的领袖人物和代表人物如果说五四时期文学的天空群星灿烂，那么，浙江上空的星星特别多，特别明亮。”20世纪，是浙江人的文学世纪。鲁迅、茅盾、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冯雪峰、夏衍、艾青、戴望舒、梁实秋、施蛰存、殷夫、巴人等等，一大批优秀的浙江作家在一个特定历史阶段集体出演，并引领群伦，营造了浙江文学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汉唐气象”。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浙江作家的“引领性”与“群体性”特征造就了他们不可替代的突出地位。而回首20世纪中国新诗的进程，浙江诗人群（包括浙江籍与在浙江活动的诗人）在中国新诗现代化的坐标上，其“引领性”与“群体性”特征则尤为显着。他们实为中国新诗现代化“开路的先锋”，理论的大纛，创作的中坚，为中国新诗的创立与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不朽的功勋已经镌刻在中国新诗现代化的碑纪里。
从中国新诗发生学的角度分析，浙江诗人群对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功不可没。在20世纪的历次诗潮中，浙江新诗人都是领潮诗人，并且参与了中国新诗众多流派的创建。从中国新诗发展史的角度考察，浙江诗人群在中国新诗现代化演进的各个历史阶段都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他们中不乏执新诗牛耳者。从中国新诗影响论的角度讨论，浙江诗人群对整个新诗现代化的辐射力更是超乎寻常。
一、“浙江潮”涌：浙江诗人群领衔中国新诗运动
20世纪初叶，整个中国处于历史大变革的关键时期，革新运动潮起潮涌，波澜壮阔。而当此之时，一本极具象征意义的文化刊物——《浙江潮》由浙江学人蒋百里、周作人等在日本创办发刊。《浙江潮》“发大声于海上”：“可爱哉，浙江潮，挟其万马奔腾、排山倒海之气力以日日刺激于吾国之脑，以发其雄心以养其气魄。20世纪之大风潮中，或亦有起陆龙蛇挟其气魄以奔入世界乎？”“浙江潮”涌，标示着勇为人先的浙江人急欲以思想文化之力起区域而抗陆沉的强烈意愿。正是这种强烈意愿的支撑，浙江人打开了一个属于浙江的文学世纪。浙江诗人群在20世纪的历次诗歌运动中，总能主导诗潮，领衔流派，积极推动了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进程。
中国新诗，孕育于“诗界革命”。“诗界革命”中的核心人物，被梁启超称为“近世诗界三杰”之一的浙江学人夏曾佑以及文坛泰斗章太炎，启蒙诗人蒋智由、秋瑾等人，面对如云翻卷的时代骇浪，掀起了一波声势浩大的革新诗潮。夏曾佑们不为古人所拘囿，主张“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或“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这种追求“新理想”、“新意境”的文学主张，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诗界革命”关注时事，注重新学，为五四新诗最终摆脱两千多年封建道统的束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诗界革命”力举“心口合一”，“以文为诗”，为中国诗歌的现代化蜕变提供了借鉴。
中国新诗，草创于五四白话新诗运动。茅盾曾说：“在白话诗方面尽了开路先锋的责任的，除了胡适之而外，有周作人、沈尹默、刘复、俞平伯、康白情诸位。”在茅盾所列出的“开路先锋”里，周作人、沈尹默、俞平伯都是浙江诗人，当然，这个时期的浙江作家鲁迅、刘大白，也包括茅盾自己，也都是新诗运动中不可忽略的人物。他们以新诗理论的先导性和在新诗创作上锐进的态势迅速成为五四白话新诗运动中出类拔萃的群体。在中国诗歌脱胎换骨、蜕变求新的转型时期，正是这一群浙江诗人真正开启了中国新诗的大门。
五四白话新诗运动的核心有两个：一是提倡白话，二是主张“诗体大解放”。以白话新诗对代表着旧的语言方式的旧诗的冲决，对于新的语言方式的确立有着特殊的意义。而在这场革命中，浙江白话诗人群先声夺人。1917年1、2月间，胡适、陈独秀先后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提出了“今后当以‘白话诗’为正体”的口号。随即，鲁迅、沈尹默、俞平伯、钱玄同等对胡适鼎力声援。尤其是刘大白，他在《旧诗新话》、《宋代白话文学的发展》等文中反复论证，诗不但应该是白话的，还应该是自由的。只有“贵族的文学”才是文言的，“出身卑贱”的人的文学自然就只有使用白话。反过来，也只有使用白话的文学才能为广大民众所接受。正是鲁迅、刘大白们的鼎力声援，最终促成了“胡适体”的出现。“白话”的标志确定以后，新诗建设的进一步就是建立诗性规范。胡适就此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诗体的大解放”，这是白话新诗的理论和创作纲领。早年致力于白话新诗倡导与创作的浙江诗人群，于此倾心非常。在诗论方面，俞平伯1919年3月出版了他的《白话诗三大条件》，以“诗体大解放”为核心，提出白话诗的理论主张和艺术规范。周作人在对新诗创作作出考察后，积极认同与推崇“不必押韵的新体诗”，即自由体新诗，为新诗的体式变革奠定了基础。
“异军突起”的爱情诗是五四新文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而“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杭州“湖畔诗人”则把爱情诗的创作推向了高潮。在五四时代精神的感召下，湖畔诗人“以胜利者的姿态，鄙视封建的道德礼教，无拘无束，自由放纵地唱起爱情之歌”。在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汪静之们专心致志吟唱爱情的诗篇中，由真挚的情感，活泼的形式，灵动的技巧，单纯、清新、淳朴的诗美所构成的独特审美风格，标志着爱情的抒写模式实现了现代性转换，标志着爱情这个永恒的文学主题，在古老的诗国——中国经历了千百年的凝练之后，到了1920年代焕发了新的生机，情诗的文体意义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龙泉明先生指出：湖畔诗人的爱情诗，通过歌咏自由恋爱，充分表现了时代精神，展示了以青春人格建立为标志的新道德。与中国传统的爱情诗相比较，湖畔爱情诗在诗质上终于突破了传统，并赋予了属于现代的人性内涵和社会内涵，成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新旧爱情诗的分野。同时，因为中国新诗是在中外文化碰撞与互动中诞生的，注定了湖畔诗人的爱情诗既无法逃避横向的“外来”影响，也不可能隔绝纵向的“古典”制约，它在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与西方现代情诗艺术的双向选择中完成了自身的文体锻造，也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情”与“形”两个层面上对既有爱情诗的突破与超越，呈现出它作为五四时代的情诗所应具有的现代品格。
五四白话新诗运动彻底打破了旧诗的禁锢，完成了新诗的草创。
但旧诗的秩序被打破以后，新诗面临的却是一种近于“无序的状态”、“无治的状态”。五四白话新诗暴露出来的形式粗陋、诗歌“散文化”、“诗不成为诗”等弊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人创作的新诗中表现出来的情感的放纵与直露、形式“绝端的自由”等缺失到了新月诗人那里，受到了格外关注。闻一多、徐志摩们自觉地意识到历史的要求，肩负起规范新诗、重建诗体的历史使命。他们将作诗看做是“创造庄严的动作”，要求把诗从新旧之别的衡量标准中解放出来，确立衡量诗美的特殊规范，使诗对生活的表现方式更加艺术化。为此，他们开始了对白话诗与浪漫派诗的反拨，开始了新诗范式的转换。在这种转换中，他们把“本质的醇正”、“情感的节制”、“格律的谨严”当做自己诗歌创作的基本原则。这三者的紧密联系和统一，构成了新月诗人们关于诗歌艺术规范化运动的实质内容，明显带有诗歌艺术的唯美倾向。
追求新诗的形式美，使新诗朝着诗应有的方向进一步迈进。而在这个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诗人群体中，一群浙江诗人——徐志摩、陈梦家、孙大雨、邵洵美、方令孺等功不可没。
徐志摩是新月诗派新格律诗运动的主将，同时也是这一派的“盟主”。他不但一直主持《晨报副刊·诗镌》、《新月》、《诗刊》杂志和栏目，自始至终都是新格律诗运动这场被朱自清称为“新诗形式运动”的实际组织者和主持者。徐志摩还将民族传统诗艺作为桥梁对西方诗学进行融合，体现出极具现代意义的艺术自觉精神。他鲜明地提出了新诗的“创格”论，并以其在诗歌中所做的“创格”实验，对新月派诗人和当时的诗坛，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徐志摩在新诗规范化与创格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使之成为新诗发展史上的一座界碑。
陈梦家是后期新月诗人中“一名健将和代表人物”。在新月诗人开辟的格律诗道路上，陈梦家“上承新格律诗派的余绪，下开现代诗风的先河”，既传承了闻一多、徐志摩等新月早期诗人的主张，也适时匡正了新格律诗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进一步扩展了中国新诗形式美的路径。陈梦家擅长吸收和借鉴西方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诗歌的表现技巧，并将之有机融入新格律诗的创作中，有效提升了新诗的艺术审美品质，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向度延伸了中国新诗的诗美之路。
邵洵美、孙大雨也都是成就突出的新月诗人。陈梦家曾在《新月诗选·序言》里极言邵洵美诗的浓艳之美，肯定其在新诗艺术上作出的成功探索。在新月诗派热心创制新格律诗时，孙大雨在运用外国诗的韵律上有独到之处。他采用“商籁体”创作的诗歌，格律严谨，操纵裕如，为中国新诗奠定了一种新的诗体。
1930年代的“现代诗派”，将现代主义诗歌带进了中国。在这股现代主义诗潮涌动的过程中，浙江诗人群的贡献首屈一指：标志现代诗派形成的《现代》杂志，第一主编便是施蛰存；创刊于现代主义诗潮全盛期的《新诗》与《菜花》，主编则是戴望舒与徐迟。在现代派诗人群中，戴望舒是“诗坛的首领”，施蛰存是重要的理论家，徐迟是难得的诗坛新锐。此外，还有钱君匋、孙大雨、赵萝蕤等等，都是现代派诗人群中引人注目的人物。浙江诗人以其群体性构成了一道现代主义诗歌的长城。
作为现代诗派的领袖，戴望舒带领现代诗派继象征诗派、新月诗派之后，把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追求推到了寻求诗歌艺术本质的更高阶段。
他和“现代”同人掀起的“纯诗”浪潮，开拓了现代主义诗风。
追求“纯诗”是现代主义诗潮的重要使命，梁宗岱指出：“所谓纯诗，便是摒除一切客观的写景、叙事、说理以至感伤的情调，而纯粹凭借那构成它底形体的原素——音乐的色彩——产生一种符咒似的暗示力，以唤起我们感观与想象底感应，而超度我们的灵魂到神游物表的光明极乐的境界。”纯诗是一个“绝对自由，比现世更纯粹，更不朽的宇宙，它本身底音韵和色彩底密切混合便是它底固有的存在的理由”。
对于“纯诗”，邵洵美则是从曲折与明显来阐释的。他认为：“抒情诗、写景诗、叙事诗、说理诗，都可以算是‘说明的诗’，但是所用的形容词至多到了‘譬喻’便要为止，一到字眼发生了‘象征的作用’，诗便曲折了象征是永久的形容和比喻，而凡是伟大的诗都有一种永久的象征性。”这种带有理想化的“纯诗”理论超越了中国传统“情”、“理”二元的矛盾与冲撞，为新诗的艺术演进开辟了新路，为现代诗派登上诗坛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当戴望舒等现代诗人的创作出现后，施蛰存这样描述它的存在状态：“《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是纯然的现代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诗形。”“纯然的现代诗”，表明戴望舒们的诗歌创作并不以社会功利目的为自身的价值归宿；“现代情绪”，体现出他们诗歌情感倾向的现代形态；“现代诗形”，彰显的是现代派诗的形式特质，它包含了以诗形为基点的广泛的现代诗艺追求。
施蛰存是“中国现代派的鼻祖”。从1930年代初创办《现代》杂志起，施蛰存就敏锐地把西方现代主义理论率先介绍到中国，开辟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先河。他对现代诗派的主要贡献在于对诗派的大力倡导与扶持，现代诗派在中国的崛起，就是施蛰存这种文学开拓之功的一座碑纪。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主义诗潮延续到1940年代，作为其承续者的便是具有明显现代主义特征的“九叶诗派”。九叶诗派的崛起，是中国新诗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形成的又一波“现代化”高潮，标志着中国新诗的中兴。而浙江诗人穆旦、唐湜、袁可嘉无疑是九叶诗派中的领军人物。他们敏锐地提出了“新诗现代化”、“诗的戏剧化”等理论主张，带来了新诗观念的更新。同时，他们的诗歌创作也显示出极其成熟的现代性特征。在中国新诗史上，他们以其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的先锋品格共同为19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新诗诞生以降，现实主义诗潮一直占据着中国诗坛的主导地位。而浙江诗人群在新诗的创作上，现实主义的倾向性亦颇为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