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对诗歌本质的理解极为深刻，因此对新诗的责任也有颇为精到的论述。他说：“以节奏为生命的‘韵文’，主要是宜于抒情，而且以抒情为其基本任务。”既然如此，茅盾就着重揭示了新诗人所抒之情与时代的关系。“诗人是对于时代的风雨有着预感的鸟，特别是不为幻影迷糊了心灵而正视现实的诗人，他们的歌声常是时代的号角。”
这就是说，诗歌中所抒之情应该是时代的主旋律，诗人应该站在时代的前列，记录下时代的脉搏跳动，喊出时代的呼声。
鲁迅、周作人、茅盾等从诗的本质出发，主张做诗注重人本，重于抒情，且抒真情的观念，正是具有现代意识的诗歌创作主张。这种主张，不仅对新诗创作，而且对于整个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都具有一种革命的意义。
四、新诗的耕耘与对新诗的培植
在新诗的创作方面，浙江白话诗人群对中国新诗的建设具有开路之功。周作人、沈尹默、鲁迅、刘大白、俞平伯等都是当时屈指可数的白话诗人代表，他们的诗作都名重一时。
沈尹默当是五四白话新诗的重要人物。他最早的3首新诗《鸽子》、《人力车夫》和《月夜》都受到广泛关注。《月夜》被誉为“第一首散文诗，而具备新诗美德”。
霜风呼呼的吹着，
月光明明的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却没有靠着。
（月夜）
诗中描绘的环境是萧森的，人物是孤独的，“我”的独立不倚的形象表现出五四前夕一代青年追求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时代精神。
从1918年至1920年初，沈尹默又继续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新诗15首。其中，《宰羊》、《大雪》等篇描写劳苦大众的不幸，《秋》、《落叶》等篇写景抒情，托物言志。《生机》以初春的明丽景象，表现诗人“对于未来光明的确信”。《三弦》一诗的成就尤为人们激赏，被胡适认为“从见解意境上和音节上看来，都可算是新诗中一首最完全的诗”。
沈尹默的新诗作品立意新鲜，情感朴实，意境优美，含蓄蕴藉，吸收了传统诗歌的韵味而出以新意，在早期新诗创作中有重大影响。顺便提及的是，其弟沈兼士也是早期新诗的重要作者，沈氏兄弟和周氏兄弟一样，都为新诗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诗史上传为佳话。
周作人是被康白情誉为标志着“新诗正式成立”的人物，他的白话新诗《小河》一经发表就奠定了他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
在五四白话新诗人中，恐怕很少有像刘大白这样在创作上多产的诗人了。他作有许多具有开拓意义的新诗，如《旧梦》、《邮吻》等诗集；也写有许多精粹的旧体诗，如《白屋遗诗》。这些作品，显示出他“天才诗人”的才情。
浙江白话诗人群的新诗创作，内容上立足于时代与现实，诗歌艺术上不断革故鼎新，尤其是在新诗体的创建上，周作人的新自由体、知堂杂诗，刘大白的民歌体新诗，鲁迅的散文诗，都开一时之风气，为中国新诗的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浙江白话诗人群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的显着位置，使他们在耕耘自己新诗园地的同时，多了一份对新诗培植的责任。鲁迅总以一位文学宗师应有的热情一直关心新诗的成长和发展，既从理论上扞卫了处于草创时期的新诗，也在文学领地里培养了许多年轻诗人。无论是对“湖畔社”诗人汪静之的护爱，还是对胡也频、柔石、殷夫等诗坛新秀的指导与帮助，以及对《新潮》杂志的关注，鲁迅的热情都融在了新诗前行的脚步里。
茅盾以新文学战士的姿态投入了扞卫新诗的战斗。早在新诗创建之初，他就强烈批驳过反对白话诗者提出的“运用声调格律以泽其思想”的谬论。茅盾清楚地认识到白话诗的反对者是想借维护诗歌旧有形式和思想来反对新诗的形式和新内容。他以嘲讽的口吻痛加驳斥：“思想怎样可以运用声调格律来‘泽’它？难道一有了声调格律，不好的思想就会变成好的么？难道这就算是‘泽’么？‘大地乃宇宙之乾坤，椿宣即二人之父母’，声调格律可谓妙极合理极了，能算他是有意思的么？能算他是好‘古文’么？‘太极圈儿大，先生帽子高’，声调格律亦非不佳也，请问能算是好诗么？”没有真情徒有形式，绝不就是一首好诗。
茅盾从诗的本质出发，扞卫新诗的生命，给予了新诗生长的力量。
周作人对新诗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他的理论建树与新诗创作上，也表现在他通过具体的诗歌批评对后起诗人和诗潮的大力扶持上。五四诗坛上，人生派的小诗是一朵骄人的奇葩，而它的兴盛正是周作人培植的结果。周作人针对时人予“湖畔诗人”的责难，他以广博的知识和严密的说理，为之辩护，表明了他对新诗、新诗人、新诗潮的情感支持与理性责任。中国象征派诗歌最早的实践者、被世人称作“诗怪”的李金发，把他在法国创作并编成的三本诗集寄回国内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周作人。正是在周作人的极力推荐下，李金发“怪异”、“神秘”、“晦涩”的诗集《微雨》于1925年在国内出版，引起诗坛极大的震动，象征主义诗歌在中国得以正式登场。
第二节 鲁迅：为寂寞的诗坛“打边鼓”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并不以诗歌特别是“新诗”为专长。
他曾说：“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凑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做。”并且也曾声明：新诗“我自己实在不会做”，“我对于诗一向未曾研究过，实在不能说什么”，甚至说“要我论诗，真如要我讲天文一样，苦于不知怎么说才好，实在因为素无研究，空空如也”。但无论就创作个性，还是文化气质而言，鲁迅都非常“诗人”。他同诗歌的“缘份”之深，始自他学生时代的旧体诗习作。从写于1900年的《别诸弟三首》到1903年的名作《自题小像》，一位自称“戛剑生”的新锐精进的青年爱国诗人的形象，已跃然于19、20世纪之交的华夏诗坛上。他受民族民主革命和世界文学潮流的影响，创作并发表了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系统评介19世纪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的成就，且鲜明体现作者自己早期爱国、民主进步倾向的美学理论力作——《摩罗诗力说》，深刻地反映出先进的知识者渴望变革“别求新声于异邦”的理想要求，对十年之后才悄然登场的白话诗起到了催生、促进与鼓舞的作用。它所期冀的“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的诗歌“雄声”，在新诗诞生百年之后，仍令诗坛振聋发聩。
鲁迅是新文学史上创造新文体的先锋。在新诗体式的创建上，更是如此。在新诗草创的最初十几年里，鲁迅同时“尝试”了白话诗、散文诗、歌谣体等多种诗体实验，并以他不同凡响的诗作，在五四以来的文坛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以《野草》为代表的散文诗创作，奠定了五四新文学中第一块散文诗的基石，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散文诗领域中，迄今仍是无人逾越的高峰。鲁迅禀赋中那一份渗透着思辨力、洞察力和感染力的“诗人才情”通过《野草》得到了最完美、最纯粹的发挥。因此，鲁迅对中国新诗的贡献与启示，很难肤浅或者单向评价。
有学者对鲁迅新诗这样评述：“鲁迅初期的白话新诗虽只六首，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看，均已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而就语言形式而言，他更是以全新的语言方式为白话文体的确立作出了贡献。”
一、“不会做诗”的诗人造就新诗艺
五四前夕，鲁迅一共创作了六首新诗，分三次在《新青年》上发表。
1918年5月，和《狂人日记》一起同时发表在4卷5期上的有三首，即《梦》、《爱之神》、《桃花》；同年7月，在5卷1期上发表两首，即《他们的花园》、《人与时》；1919年4月，在6卷4期上发表一首，即《他》，均署名为唐俟。这位自称“我自己实在不会做”诗的人却很早就在新诗坛上亮相了。
鲁迅试作新诗，其出发点和目的都具有积极意义。他把自己创作新诗比作是“打打边鼓”，实际上是强调新诗的战斗作用和改造社会的意义，把新诗摆在进军时擂鼓助威的地位上。所谓“凑凑热闹”，即要为文化革命新军呐喊助威，造成声势，扩大新诗的影响，扞卫和巩固新诗的历史地位。所以他强调新诗要富有新的内容、新的思想、新的精神，要砸碎旧诗的镣铐，获得解放和自由。同时，要以自己独具的创造性，探索新诗的发展途径。
1．“动如巨涛，直薄旧社会之柱石”
鲁迅的新诗融入了“摩罗”诗人强烈的反叛精神，“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其动如巨涛，直薄旧社会之柱石”；同时，他的新诗也如同他的小说一样，是为了遵奉“革命先驱者的命令”，“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治疗”。这些诗歌是鲁迅战斗精神的形象记录，苍劲有力的诗行满载着他对人生、时代、社会的哲思，奔涌着反抗封建伦理、直面反动势力的战斗激情以及寻求光明的热情，体现了他作为精神界战士的始终如一的可贵品质。
很多的梦，趁黄昏起哄。
前梦才挤却大前梦时，后梦又赶走了前梦。
去的前梦黑如墨，在的后梦墨一般黑；
去的在的仿佛都说，“看我真好颜色。”
颜色许好，暗里不知；
而且不知道，说话的是谁？
暗里不知，身热头痛。
你来你来，明白的梦。
这是鲁迅写于五四前夕的《梦》。诗人曾在《呐喊·自序》里说过：“在年青的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当时还有许多“如我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甚至整个社会在某个时期也会做梦，那时“中国之人，由旧梦而入于新梦，冲决嚣叫，状犹狂醒”。但“梦”全在如墨的黑暗里一一破灭了。诗人陷入一种寻求精神突围而不可得的痛苦与困扰中。在这首诗里，“黄昏”一词预示着旧时代旧世界的死灭；而“很多的梦”的“起哄”，以及“前梦”、“后梦”皆“黑如墨”、“墨一般黑”正好体现了鲁迅对自洋务运动以来，历经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乃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等多次社会重大历史事件的深入体察。也许在鲁迅看来，这多次运动都未必是解决中国社会根本问题的良方妙剂，只不过是浑浑噩噩的梦境而已。而这些梦都自夸“看我真好颜色”实际却“暗里不知”，正好印证了鲁迅认为中国人是“做戏的虚无党”、“文字的游戏国”的断言。诗中还有对“明白的梦”的热切追寻，追寻过程中身热头痛的痛苦焦躁以及始终不渝、至死不悔、永不肯放弃的对“梦”的急切呼唤，这些都典型地体现了20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但鲁迅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认识又使他不肯轻许未来，不肯把希望寄托在对虚幻的将来的热切期盼上，不肯认为未来就是“黄金世界”，虽然呼唤着“你来你来，明白的梦”，但再明白也只是“梦”而已。鲁迅“那时本有‘俟堂’这个别号。也拿出来应用。不过倒转过来，又将堂字写作唐，成为‘唐俟’，多使用于新诗和杂感”。俟堂“本来也就是古人待死堂的意思，……只是说‘我等着，任凭什么都请来吧’”，“唐象是姓，又照古文上‘功不唐捐’的用例，可作空虚的意思讲，也就是说空等”。这首诗的署名正好是唐俟，从中大致可以看出鲁迅在诗中表现出的对中国历史、现实及未来的看法与体会，尤其是面对所谓时代主题时不肯轻易放弃个体性体验的执着，在“万喙同鸣”的文化氛围里发出只属于他自己的清醒的声音。
《他们的花园》则以象征手法，层层深入地揭示了旧传统思想扼杀新生事物的深刻主题。
小娃子，卷螺发，
银黄面庞上还有微红，
——看他意思是正要活。
走出破大门，望见邻家：
他们大花园里，有许多好花。
用尽小心机，得了一朵百合；
又白又光明，像才下的雪。
这里，“小娃子”分明是中国新生力量的象征，他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大胆地向外国特别是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联寻求真理，借鉴新思想，表现出为追求真理而不折不挠地进行探索的坚毅精神。
苍蝇绕花飞鸣，乱在一屋子里——
“偏爱这不干净花，是糊涂孩子！”
忙看百合花，却已有几点蝇矢。
“百合花”光亮无瑕，晶莹可爱，是新思想的象征。它又是从“邻家”采撷的，而这“邻家”的含义是比较广泛的，既象征着当时走在封建古老中国前边的西方和日本，又象征着庶民胜利的俄国。小娃子“用尽小心机”，从“邻家”“大花园”“得了一朵百合”，象征性地描写仁人志士向异域寻找新文化改变中国现状的艰辛坎坷，这也是对清末民初千千万万革命者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而不远万里远涉重洋的形象概括。然而，那“又白又光明”的百合，一拿回家便玷污上了“几点蝇矢”，这象征着真理的新声一传到中国便被封建毒素污染了。然而，顽固的封建势力视而不见自己“屋子”里的“苍蝇”，反而训斥信奉新思想的人“糊涂”。“偏爱这不干净花”，这又是多么恶毒的污蔑和攻击！诗作突出地刻画了封建顽固势力守旧排外、反对革新的丑恶形象与卑鄙用心，笔锋犀利，力透纸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