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幸福是人生的终极渴望
法国学者阿兰说，做一个不幸的人并不难，但做一个幸福的人是很难的。如果一个人不要求幸福，他绝不可能得到幸福。我们应该要求幸福，并且创造幸福。阿兰肯定而深刻地说：“任何男子、任何女子都应该经常想到这一点：幸福——我指的是人们为自己争取到的幸福——是最美、最慷慨的奉献。”阿兰这段话写于20世纪20年代。它对人生的终极目的及其意义作了精辟的概括，闪烁着不灭的智慧的光芒。
幸福是人生的终极渴望。在人的生命旅途之中，虽然不幸、痛苦、挫折总与人生相伴随，然而，生命的磁针永远指向幸福。
人生到底有没有幸福？古往今来，无数学者众说纷纭。一些着名学者的结论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生的幸福是有的，幸福不是某种神的恩赐，也不纯粹是机遇的礼物，而是一个人在德性的引导下参与现实活动的过程中努力争取赢得的。亚里士多德说：“合于德性的行为，使爱德性的人快乐。”他坚信，在人们的各种活动中，没有一种能与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相比拟，而且，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是获得幸福的主要途径，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的幸福是持久而巩固的。
德国19世纪学者叔本华则认为，人生没有幸福，人生就是痛苦。叔本华说：“所谓人生就是任凭造物者在痛苦与倦怠之间抛掷。”而倦怠本身即是一种苦恼。叔本华认为人生没有真正的幸福可言。他说，如果把欲望的满足看作幸福，那么，这种幸福也是暂时的、消极的，因为在满足过后接踵而至的就是不断的不满足，也就是不断的痛苦。怎样解脱人生的痛苦呢？叔本华认为，必须禁绝任何欲望，首先要断绝对世界的迷恋；其次要禁绝性欲和食欲。按照叔本华的解脱方法去做，实际上就是迅速走向死亡。
人类已经跨入21世纪。人们没有放弃对幸福的渴望。痛苦作为人的生命感受，是任何人都会亲身经历的，这确实是生命的一个基本事实。痛苦、不幸、挫折，虽然是人生中固有的，是生命中不可避免的重大体验和感受，但有价值的人生并不停留于此。有价值即是主体感受的满足。超越痛苦、不幸、挫折，主体就能感受到一种肯定性体验，满足感因而产生，幸福的希望就会出现在眼前。
人类不会甘于痛苦。正是为了减少痛苦，转换痛苦，追求幸福，人类才一步一步奔向更为美好的明天。人能够正视自己的痛苦和不幸，为使自己超越痛苦和不幸而追求幸福。幸福是人生的一种基本体验，它跨越人所经历的一切事物和领域。
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校开设了“幸福课程”，向学生传播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中，如何去处理人际关系，如何调节自己的情绪，如何在逆境中获得成功，如何去创造幸福，引起学生广泛的兴趣。美国哈佛大学开设的“幸福学”，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在哈佛大学的带动下，英国剑桥大学也在认真研究幸福问题。剑桥大学幸福学院院长、心理学家尼克·贝利斯还为英国惠灵顿学校设计幸福课，每周一次，在课堂上为学生讲授，真正的幸福到底是什么。伯克郡克罗索恩的惠灵顿学校在10年级和11年级（相当于中国普通高中一年级和二年级）开设“幸福课”。此外，学校还举行一些有关幸福问题的讨论会，让学生学习和交流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保持身心健康以及如何实现理想的方法。惠灵顿学校校长安东尼·塞尔登说：“我认为，任何一所学校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培养青少年成为一个幸福的并且有安全感的人。名誉和金钱是当下阻碍年轻人成长的最主要的因素。正因为存在这些障碍，幸福感才难以产生。我们需要让青少年知道，事实上越富有往往越不能享受到幸福。这是社会科学研究业已证明的事实。”
第二节 关于财富与幸福有何种关联的探讨
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兰的研究发现，在1950年，约６0%的美国人说自己是“幸福”的，此后这个比例除偶有起伏之外几乎没有大的变动；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美国人的比例却由1950年的7.5%降到21世纪初的６%，而且还在继续下降。此外，最突出的变化是抑郁症患者的增多。
意大利一项研究表明，30年来美国人的幸福感在降低。虽然过去30年美国人均收入有了不小的提高，但是日益下降的人际关系却远远抵消了金钱带来的幸福感。进行这项研究工作的斯德佛农·巴特里尼解释说：“美国人幸福感降低的主要原因是所谓的‘社会资本’在下降，日益增长的孤独感和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和不公平感直接导致了原本广泛的社会交往大大萎缩。20年来，美国人的工作时间越来越长，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幸福感，因为他们越专注于工作就越没有时间和精力来维持人际关系。”
2008年，英国国家统计局进行了一项名为“为什么财富不能带给我们快乐”的调查，结果显示：“比起1987年，我们变得更加富有了，但是却没有当时快乐。”这是英国大多数家庭的心声。从1987年到200６年，英国人的个人财富在不断增加，每户家庭个人拥有的财富平均值从1987年的5万英镑，上升到了200６年的11.4万英镑。在此期间，英国人的人均住房拥有率和消费开支也在成倍增长。
然而，财富的增加并没有给英国人带来更多的快乐。相反，现代社会的生活疾病以及生活习惯给他们带来了新的痛苦。英国人在精神上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很多英国人都患上了精神抑郁症或是肌肉功能性障碍。缺少与他人的沟通也是让英国人感到快乐减少的原因所在。
英国的社会学学者把现代英国人所面临的“不快乐”现象定义为“伊斯特林魔盒”效应，即当拥有了更多之前所期望的物质财富后，个人的幸福感就会停止增加。英国人面临的“不快乐”的问题，在不少西方发达国家也存在。归根结底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一个成熟经济体整体遭遇的复杂社会矛盾。
盖洛普市场及民意调查公司的民调表明，仅有15%的德国人认为未来会更美好。尽管德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在过去50年里提高了10多岁，人均收入增加了两倍，大多数普通劳动者过上了物质条件相当于20世纪６0年代中产阶层水平的生活，但他们就是乐观不起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2000年发布的调查报告表明，德国西部的人尽管收入高，但其幸福水平却与菲律宾人、委内瑞拉人和巴西人的水平大抵相当。秘鲁人和波多黎各人的幸福感甚至超过了德国人。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2003年的调查表明，富裕的德国西部人患抑郁症的风险比东部人高52%。
财富与幸福有没有关联？有多大程度的关联？心理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基本一致：财富的增加与幸福度的提高是有关联的。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则不太一致，主要是在关联的程度上分歧较大。
一种观点认为，财富与幸福有明显关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贝齐·史蒂文森和贾斯廷·沃尔弗斯两位教授经过研究认为，国内生产总值（GDP）与人们的幸福水平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
他们对最近几十年来盖洛普全球民意调查在多个国家得出的数据加以分析后发现，富国比穷国更加幸福，富人比穷人更加幸福，而且随着富有程度的加强，幸福感也会随之增强。一个以满足度和以美元计算的收入水平为变量的图表显示：挪威、芬兰、丹麦、阿联酋和美国在作为收入最高的国家的同时，与其他国家比较，也是国民幸福感最强的国家。贾斯廷·沃尔弗斯说：“一个像芬兰这样的国家一定比哥伦比亚更加幸福。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芬兰人都更加幸福，但在平均情况下感到幸福的芬兰人比哥伦比亚人多。”
这种观点可以解释部分国家财富与幸福的关系，但难以解释有些国家的状况，如秘鲁人和波多黎各人的幸福感超过了德国人，不能说秘鲁和波多黎各的人均收入超过德国的人均收入。
意大利的研究人员斯德佛农·巴特里尼关于“幸福方略”的研究成果得出这样的结论：增强幸福感的因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更高的收入，另一种是更和谐的社会关系。巴特里尼研究小组的结论可以给我们提供新的启示。人的幸福不仅来源于物质，而且还来源于精神。真正的幸福对于物质的依赖是有限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财富与幸福没有明显关联。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发现，一个国家财富不断增长不一定意味着国民的幸福感随之增强。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最早提出了“收入与快乐之间不存在显着正向关系”的研究命题。伊斯特林在对幸福感的研究后认为，虽然用以满足基本需求的经济能力很重要，但超过临界点的收入不一定使国民感到更加幸福。也就是说，从这个临界点开始拥有更多金钱不会提高更多的幸福水平。
伊斯特林的研究成果提醒经济学回归到人文终极关怀。我们不仅要强调如何增加人们的财富，更要关注如何从根本上增加人的幸福感。这种观点促进了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哲学对幸福与快乐问题的思考。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心理学家爱德华·迪纳的研究显示，随着收入的增加，幸福安宁的感觉会有所增长，不过有一定上限。从一贫如洗到拥有自己的房子和稳定收入的这一阶段，人们的幸福感提升明显，而一旦步入中产阶级，金钱就开始与幸福脱节，两者再无必然的关系。爱德华·迪纳曾经调查过一定比例的位居《福布斯》世界400首富之列的富豪们，结果发现，这些富豪与中等收入的普通人相比，他们对于生活的满意程度仅略高一点。他们的确很富有，然而有些东西是金钱不可能买到的。
魏恩荷文的研究表明，幸福与金钱脱节的临界数字是年人均收入10000美元。2000年，美国的人均收入是29499美元。显然，美国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远远超出一般意义上金钱能增加幸福的阶段。魏恩荷文认为，一旦步入中产阶级，金钱便不再给人们带来幸福。生活中给人们带来幸福的东西，有许多是无价的。
人们生活中所真正企盼的，无论是友情、爱情、家庭、尊重、名望、乐趣等等，都是无价的，不经过市场流通的。这些不标价码的东西你无法用金钱去买到。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生物有着一种与其他生物亲近的渴望，而人类需要人与人之间亲密的联系。人与人的和谐相处是最令人快乐的。今天的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人们，尽情地享受着财富，比以往更长寿，但也正在失去更具价值的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现代电信技术的发展导致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减少，居住条件的改善会促使越来越多的人独自生活。这些因素都加重了人们的孤独感。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当今全世界已经有上亿人被临床诊断患有抑郁症，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和欧盟国家。曾任美国心理学协会会长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分析了抑郁症为何上升如此之快的诸种因素。
因素之一：个人主义。“无节制的个人主义往往会使我们沉陷于自身的挫折感中，并由此而抑郁。”假如你的生活仅有自我，那么，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你将失去平衡的支点，而且无人可以帮你的忙。
因素之二：过度的自尊心。对自尊心的过分偏执也许最终只是使我们成为自寻烦恼的人，而自寻烦恼的人很少会找不到烦恼。因素之三：失控的消费主义。消费越来越高，人们不得不更加拼命工作，由此形成消费与工作的恶性循环。当你拼命工作为赚更多钱的时候，消费不再是“通往幸福的捷径”。所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未带来幸福指数的相应增长，反而引起抑郁症的蔓延。大约有1／4的欧美人，一生中至少要经历一次抑郁症。
第三节 财富最大化与幸福最大化
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丹尼尔·卡尼曼是美国心理学家。卡尼曼做过调查，美国人的收入与50年前比增加了3倍，但今天美国人的幸福程度，却并不见得比战前高。卡尼曼认为，金钱能带来的幸福通常是“幻觉”。一个人的幸福感，除了金钱因素还有心理因素。他把心理学与经济学结合起来，创立了前景理论，开拓了幸福研究的新领域。按照这一理论，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将财富最大化，而是将人的幸福最大化。传统经济学认为，增加财富是提高人们幸福水平的有效手段。新经济学则认为，人们是否幸福，不仅取决于财富，而且取决于很多与绝对财富无关的因素。总之，我们在关注事业、希望增加财富的时候，也要关注心理，引导人们看事物好的一面，让人们在物质因素和心理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获得更多的幸福感。